吴祖会

（宁德师范学院体育系，福建宁德 352100）

谭嗣同禅武思想探研

吴祖会

（宁德师范学院体育系，福建宁德 352100）

谭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诗人，还是鲜为人知的武术家和佛学家。以谭嗣同的禅武思想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其禅武生涯进行了探研。研究结果表明：谭嗣同通过艰苦学习和探索研究，对佛学和武学领悟较为深刻，并将其融合，运用于实践之中，充分挖掘了佛学和武学的社会价值，对后期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谭嗣同；武术；佛学

近代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特殊时期，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蚀，近代社会发展史成了一部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涌现出了诸多英雄人物，这些人物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真可谓“乱世造英雄，英雄创造历史”，谭嗣同就是其中之佼佼者。这与他坚定的报国志向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例如，当维新变法无果时，日本友人再三劝他东渡日本避难，他慷慨地回答：“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P517）谭嗣同的贡献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将他和林则徐、孙中山、鲁迅等人，视为我国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以至谭嗣同去世后，被人们当做旗帜来争夺，可见其地位非同寻常［2］（P153）。对谭嗣同的研究不胜枚举，可以说从其逝世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过，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其思想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而对其禅武合一的思想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谭嗣同被誉为“近代湖南十大武术家之一”，对禅宗有着深刻的感情，且是将禅宗思想运用于革命中的典范。中华武术中“禅武合一”的思想历来是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真理”。

1 谭嗣同的禅宗思想

禅宗是佛教在中国的一个流派，“禅”是梵文禅那的音译，原意是“静虑”或思考。禅宗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隋唐之后，人们常把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它既吸收了儒、道思想，它的教义又对儒家思想的宗教化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谭嗣同一心向佛，其实就是其对禅宗思想的追求、学习和运用。

1.1 谭嗣同的习佛生涯

1.1.1 从事佛学研究的客观条件

清朝末年的社会背景为谭嗣同学习和从事禅宗佛学研究提供了客观保障。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大致历经三个阶段：兴盛→衰落→兴盛。进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佛学开始由低迷逐渐走向兴盛，这与统治阶级的追求有着莫大的联系。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对于佛学十分青睐，积极倡导。就连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常被人称为“老佛爷”，可见这些统治者对佛学的热爱程度。这一良好的社会环境为谭嗣同习佛扫清了社会障碍。

1.1.2 从事佛学研究

1896年北游访学期间，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夏曾佑、吴雁舟等佛学导师，开始了自己的佛学生涯。后来，他到南京就任候补知府时，与另一佛学导师杨文会频繁往来，向杨请教佛学，“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神”。通过与这些佛学导师的交往，了解了佛学思想，对佛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以至心悦诚服［3］（P117－118）。“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治佛咒，不少间断。”“佛教纯者极纯，广者极广”，“惟教所适，极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经诸子百家，虚如名理，实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见闻，为人思力所仅能到，乃至思力所必不能到，无不异量而兼容，殊条而共贯”；“今将笼众教而合之……斯教之大权，必终授诸佛教”。另外，谭嗣同因崇信佛学，以至甘心做佛学导师吴雁舟的侍从。还有，由于唐才常等不用心学佛，谭嗣同书信责备之，“智上上等之人，然不通佛学，则堕落地狱不难，惟大力扶掖之耳”，“甚矣教务之不可不考究也！”［1］（P321）［3］（P14）这些都足以说明谭嗣同对佛学的痴迷。这种对佛学的热爱，对其后期思想的形成及将其作为变法的支柱奠定了基础。

1.2 谭嗣同禅宗思想的运用

谭嗣同所著《仁学》是他的代表作，这本著作是以佛学为核心的，是他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如“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1］（P68）在他的这本专著中将佛放到第一位，可见《仁学》贯通了佛学精神。另外，通览该书也可管窥其写作依据和目的都是为了畅演佛教宗风。如吴雁翁的言语记述为“有韩无首大善知识，将为香港《民报》，属嗣同畅演宗风……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像，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落网之故，便觉刺刺不能休，已得数十篇矣。”［4］（P165）这里所指出的数十篇指的就是《仁学》。谭嗣同的佛学导师吴雁舟嘱咐他畅演佛学宗风，才有这本书的问世。就连谭嗣同的自述和梁启超的评述都一致凸显了《仁学》是以佛学为基础而著，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1］（P340）。

谭嗣同写这部《仁学》与时代背景和维新运动有很大的关联。要改革必须有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将佛学视为维新运动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才是谭嗣同学习研究佛学的最终目标。

首先，政治方面。如其所述“印度自喀私德之名立，分人为四等，上等者世法则曰平等，出世法竟愈出天之上矣，此佛之变教也。三教不同，同于变；变不同，同于平等。”［1］（P445）佛学讲求的众生平等的理念是其从事维新变法的根本立场。

其次，在伦理方面。如“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在佛教，则尽率其君若臣与夫父母妻子兄弟眷属天亲，一一出家受戒，会于法会，是又普化彼四伦者，同为朋友矣。无所谓国，如一国；无所谓家，如一家；无所谓身，如一身。夫惟朋友之伦独尊，然后彼四伦不废自废。”［1］（P3）从这一理论可以看出谭嗣同对封建的纲常名教是极其反对的，并认为是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

第三，在经济方面。他积极倡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如“奢至于极，莫如佛……人我通。”［1］（P122）依此来批判封建主义闭关自守、忘我自大的思想，同时期望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减压。

谭嗣同提倡佛学，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其目的不外乎告诉人们运用佛学可以御外侮、救中国，以此来增强人们的勇气，鼓舞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可以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进行变法维新［5］（P11）。他的这一思想使得维新派中许多人把佛学作为自己从事斗争的思想武器，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但是也有利于他们寻求共同的理念信仰，起到增强凝聚力的作用，为人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

2 谭嗣同的武术思想

2.1 谭嗣同的武术生涯

2.1.2 谭嗣同的武术造诣

谭嗣同不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诗人、佛学家，更是湖南近代著名的武术家之一，被授予“湖南近代十大武术名人”称号。他对剑术、刀术、拳术、骑马、射箭样样精通，特别是一手剑法出神入化。他在给朋友沈小沂的信中自称“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1］（P51－52）。梁启超的在《谭嗣同传》也写道“好任侠，善击剑……弱冠从军新疆，亦好谈中国古兵法，所著书有《剑经衍葛》1卷等”［6］（P522－525）。现代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在《上欧阳瓣姜师书》中记载“他于文章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我曾看见他蹲在地上，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一翻身站起来，那两个人都跌一跤”。他特别喜欢剑，如：“余有双剑，一曰麟角，一曰凤距，取抱朴子之论刀盾戟杖曰：‘知之譬如麟角凤距，何必用之也。’若夫单刀，北方之刹器绝术……单刀神者葛稚川，谭复后以千有年。”［7］［1］（P68）他精通少林拳术，深研刀技和剑术，有“单刀王”之称，能领悟以一抵十的安化武举黄方舟的武术真谛，曾赠黄对联一副：“曾受双戟单刀，长于葛洪者剑；所谓粗块大脔，奄有陈亮之文。”［1］（P38）可见，谭嗣同是一位精通武术且有一定武术造诣的武术家。

2.1.2 影响谭嗣同从武的因素

谭嗣同的武术造诣及武学思想与其家族有一定的关联。谭嗣同出生于“先世将门，闳於武烈”的荣耀世族家庭［1］（P6）。据《谭嗣同传论》记载：谭氏先祖一直以武功显世，而且数代有忠烈。宋末时期，其先祖谭启寰在抗元水战中阵亡，谭嗣同是谭启寰二十世子孙，其祖先以武报国的精神开启了谭氏一门“忠义”之家风。此后谭氏家族“慷慨奋兴于功名之会者，肩相翼而足相踵”。到明朝时，谭渊随燕王朱棣征战，晓勇善战，屡立战功，后阵亡于夹河之战，朱棣即位之后，被赠都指挥使，追封崇安侯，溢壮节，立祠祀之。其长子谭忠随朱棣攻南京有功，封宁伯、赐铁券，碌千石。谭忠之重孙谭纶，佩平南将军印，充总兵，守湖广，谭家因而成就了“先世将门，闳於武烈”的荣耀世族［8］（P1）。依此可知，谭嗣同的武术造诣受到一定的遗传基因及对先辈们的崇敬等因素影响。

2.1.3 谭嗣同的习武历程

谭嗣同的武术成就绝非一日成名，有着漫长和艰辛的历程。据记载，谭嗣同有多位武术师傅。首先，他曾跟随武师胡七学过锏术、太极拳、形意拳和双刀；其次，跟“大刀王五”，练习单刀；第三，跟他父亲的部属湖南人刘云田学骑马、射猎，练到了能在马上跃翻，“矢飞雁落，刀起犬亡”［9］的境界。谭嗣同习武十分刻苦，据浏阳会馆佣人刘凤池记述：“七爷在京时，王五每天早上天刚破晓就来到会馆教七爷练剑法。有一次，他俩刀光剑影，打在一团。忽地，戛然而止，只见王五抱拳拱手说，七爷（即谭嗣同），受惊了。看样子大概他们师徒俩是在比试比试哩。”［7］可见谭嗣同是一位集思广益的武术习练者，经过漫长刻苦的积累方成就日后的武术造诣及对武术的深刻认识。

2.2 谭嗣同对武术价值的运用

2.2.1 “尚武精神”的价值体现

“尚武精神”是一种优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获得自尊自强，战胜一切困难的基石。历史上诸多名人都积极倡导“尚武精神”，梁启超在《论尚武》一书中论述为：“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此数国者，其文化之浅深不一辙，其民族之多寡不一途，其国土之广狭不一致，要其能驰骋中原，屹立地球者，无不恃此尚武之精神。”［10］（P53）孙中山对“尚武精神”的论述：“慨自火器输入中国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国人囊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11］（P1－2）？”可见“尚武精神”对于一个民族的自强自立是极为重要。

谭嗣同积极倡导“尚武精神”有两种原因：一、当时的国情影响；二、国外成功经验的启迪。首先，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矛盾十分复杂的社会，内有封建制约，外有外夷侵凌，中华民族面临着濒临亡国的局势。他看到当时国民体质十分孱弱、斗志非常消沉的现象，深感悲痛之极。为了增强国民体质和培养国民勇于拼搏的精神，他积极倡导“尚武精神”，发展民众武术运动，并把武学作为教育内容之一。其次，外国的成功经验使得谭嗣同受到了很大的启迪。例如，德国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也有武士道。为此，谭嗣同积极倡导“尚武精神”，希望以此来提高国民体质、增强民族忧患意识，使得中国人民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局面。这一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当时时务学堂所培养的一批学生就将这一思想很好地运用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为了这一理想，他们许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

2.2.2 以武积聚力量的体现

自古以来，以武聚集力量进行革命或反侵略的事件比比皆是，像明代的抗倭、反清复明、反帝反封建运动等都是对武术凝聚力价值运用的结晶。谭嗣同倡导以武聚集力量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所著《仁学》，“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侠气，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便比之匪人，乌知因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1］（P431）。

由以上记载可知，谭嗣同积极肯定以武聚集力量的价值，明确提出了武术对于国家的安定、主权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对儒家“轻诋”武术价值的思想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实践证明，民间武术侠士的影响力极大，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精神等不同程度上对人们形成了极强的感染，进而转化成巨大的凝聚力，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

3 谭嗣同禅武合一思想体现

关于“禅武合一”问题，前人也曾做过一些论证和研究，更为突出的是理念和思想的融会贯通。例如在《手臂录》就有一段经典记述“用技易，治心难。手足运用，莫不由心，心火不炽，四大自静［12］。”其中“四大”是佛教用语。据《宗教词典》记载：“（四大）亦称‘四界’，佛教名词，指地、水、火、风四种构成色法的基本元素……世界万物和人之身体，均由四大组成。佛教依次说明人身无常、不实、受苦［13］（P295）。”这里说的“心火不炽，四大自静”是指只要能“治心”，就可将抛出一切杂念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使身心处于安静状态，全身心地将武技练好并发挥出来。谭嗣同所著《仁学》是其思想的代表和阐释，其中以佛学为基本，同时也容纳了中国传统武术的精华部分武德思想，可以说这本专著是一本很好的禅武思想合一的产物。例如，他的“不生不灭”的生死观念和“无我执、空生死”［1］（P285－300）的涅磐境界，将个人生死置之于度外，从而造就了他舍生取义、勇往直前的侠士和英雄的作风风范。另外，从谭嗣同所习的武术中可以看出，他精少林武术，而少林寺历来被认为是佛门重地，也被称为“禅武合一”的重要场所。少林武术中融入了诸多佛教禅宗思想，例如，佛教基本教义中“无常”、“无我”、“苦”的思想常被习练少林武术之人用来要求和约束自己。这本以佛学为思想基础的《仁学》论著也是与中国传统武德中的基本要求相互交融的产物。

4 结语

谭嗣同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诗人，更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武术家或佛学家。谭嗣同受家族光辉的历史影响十分深刻，从小便积极致力于武术习练。他曾受到像大刀王五等多位武术名人的悉心指导，学到了精湛的武艺，更加深刻体会到了武学的博大精深及其价值的重要性；另外，他还孜孜不倦地跟随一些佛学名人学习禅宗佛学理论，对佛学思想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这些都在其所著《仁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更为重要的是，在救国救民运动中，他充分将禅宗佛学和武学思想运用于实践，使得很多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积极参与了这次变法，为后期的辛亥革命做了积极的准备，启迪了一代人。

［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2］徐义君.谭嗣同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芮坤改.谭嗣同的佛学思想探微［J］.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8（1）：14－17.

［4］湖南历史资料［Z］.1959，（4）.

［5］李雪松.谭嗣同与梁启超佛学思想比较研究［J］.学术交流，2010，（3）：10－14.

［6］梁启超.谭嗣同传［A］.谭嗣同.谭嗣同全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7］赵慎修.谭嗣同［M］.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

［8］邓潭洲.谭嗣同传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9］谭恒辉.谭嗣同生平事迹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0］洪治刚.梁启超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11］陈铁生.精武本纪［Z］.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12］吴殳.手臂录·附卷上·峨眉枪法·治心篇［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13］宗教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Research on Tan Sitong’s Ideas of Buddhism and Martial Arts

WU Zu－hui

（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NingdeNormalUniversity，Ningde352100，China）

Tan Sitong is known as a famous writer，thinker and poet，but he is little known as a martial artist and Buddhist scholar.This article made researches on Tan Sitong’s ideas of Buddhism and martial arts by the literature，interview，logic analysis，etc.The finding shows：Throught the study and research，Tan Sitong had deeply comprehended and blended the ideas of Buddhism and martial arts.He had also tappeded the social value from Buddhism and martial arts and applied it in the practice which had positive effect on his later revolution.

Tan Sitong；martial arts；Buddhism

G812.9

A

1009－9735（2011）05－0138－04

2011－08－29

吴祖会（1978－），男，福建宁德人，硕士，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