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王馨 高春燕 湖南 王景哲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论陶渊明与陶诗的隐逸真淳

黑龙江 王馨 高春燕 湖南 王景哲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抉绝官场、归隐田园的宣言。魏晋时期的政治纷争使得无数士人无谓丧命，对士人阶层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威胁，他们对现实不满，却又无力反抗，只好隐居。

陶渊明出身名门，少年时代即有“大济于苍生”之志，想要实现其“猛志逸四海，鸯翩思远霭”（《杂诗十二首》其五）的志向。他4次入仕：第一次任江州祭酒，第二次任桓玄军幕，第三次是投在建威将军刘敬宣幕下，最后乃是任彭泽县令。在彭泽县令任上陶渊明只呆了80天，便不愿为5斗米折腰，解缓回乡，隐耕田园，直至寿终。

陶渊明作为人们心目中任真率性而旷群拔俗的文学高士，曾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推进玄言诗从敷陈庄玄名理到理思哲辨，与诗人的审美对象和主体情感靠拢、渐浸，直至浑然融洽的纵深演进过程中，陶渊明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创造性和廓大的开拓精神。

一、魏晋隐逸之风成就了陶渊明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隐逸之风源远流长，传说中的许由、务光堪称隐士的鼻祖，而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间的商山四皓，则是坚守节操道义的隐士之典范，其事迹分见于《庄子》和《史记》。由此来看，中国的隐逸文化自古传颂，是无数文人骚客的楷模与范本。

玄学与传统隐逸之风的结合，燃起了魏晋隐逸之风的炽盛，成就了魏晋时期隐逸文学与隐逸文化的繁荣，培育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我们可以认为，没有传统隐逸文化的沃土，就没有陶渊明；没有魏晋隐逸文学与文化的繁荣，也没有陶渊明。反过来，陶渊明又代表了中国隐逸文化之辉煌。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闲居三十载”，直到而立之年才勉强“投耒去学仕”，几经仕而隐、隐而仕的反复，最终选择了“终死归田里”。因此他与“隐”有关，留给后人一个飘逸的隐士形象。他的亦耕亦读、饶有情趣的生活方式，卓然独立、超迈流俗的文化精神，独树一帜、出类拔萃的创作成就,获得后世士人的认同和仰慕，成为中国隐逸文化史上一座不可企及的丰碑。

二、陶诗与田园生活之美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无疑是其大量描写田园生活、表现隐逸情趣的诗文。这部分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阔，艺术精湛，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陶渊明的田园之作，丰富了中国隐逸文学的内容，提升了隐逸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展现了隐逸文学的辉煌。《归去来兮辞》就是这样的一篇代表作。辞前的小序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从官既然是口腹自役，违背平生之志，于是毅然决然辞去彭泽令以返回自然，恢复失去的诗人的本性。当他刚一踏上归途，就兴奋得一如天真的孩子：“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在“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隐居生活中，他获得了身心的宁静与释怀：“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脱离官场束缚、回归田园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这种心境不同于一般的高兴，而是精神获得解放、个性获得自由的欢欣雀跃，陶渊明把它比作“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人如此之心情恐怕只有与他有同样情怀的人才能理解吧。

陶渊明写田园生活，着重表现人际关系的真纯，渲染田园生活的和平、淳朴、自然。陶渊明是从真淳这一点上去表现田园生活之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其二），“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门音，荆薪代明烛”（《归田园居》其五）。“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这些诗歌所写，都是田园中人际交往的情态，诗中突出的就是那种自然率真、轻松和谐的氛围，相对世俗中的虚伪奸诈之风，这种真朴的人际交往，可以使人在心灵和畅中得到一种精神的升华。诗人是用他的诗歌，创造了一个诗意的田园，以此来表现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超越。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则更进一步，描绘了一个他所理想的社会。桃花源理想社会的底蕴也是人性的真淳。《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社会理想和生活现实的凝缩。桃花源是一块美好、理想的乐土。这里不仅落英缤纷、风景优美，而且民风纯朴，没有皇帝官吏，没有剥削压迫，更没有尘世的尔虞我诈、篡乱饥荒，有的是人人劳动，自食其力。儒家的社会理想与道家的崇尚自然，在这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桃花源有着现实的基础，那就是陶渊明自身的生存环境。从桃花源中，我们读出的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的园田居。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中，我们看到的是“合欢谷汲，行歌负薪”（《自祭文》）的陶渊明的影子。从“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的农民的纯朴。总之，桃花源的宁静与真淳，同南山的简陋与平实，共同塑造了一个真实的陶渊明。

三、陶诗的生命意象与个性自由

萧统《陶渊明集序》言：“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以酒为迹也。”其实，陶渊明诗文几乎篇篇都与生命思考有关。观其杂文，自《感士不遇赋》始，至《自祭文》终，篇篇莫不与人有关，而人之关注，莫不是人生思考。从这个意义说，陶诗是以诗的形式，以田园景物为思想载体，阐发自己对生命与生命价值的自觉认知。这是因为田园和酒在陶渊明那里同样是生命的轨迹，是陶渊明不断进行生命思考的外在客观寄托或取意形式。只不过他是把与自己生活联系最近的酒、田园等客观物象与生命体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诗歌意象中表现了魏晋以来文人尚自然的玄学韵致，又不无老庄的超然物外之心态。诗人返朴归真的理想，渗透在诗歌的意象之中，它创造了纯净自然的艺术境界，也创造了“真淳”这一理想的人生境界。

陶渊明对生命的思考，最终归结为服从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并且与自然相融为一。《形影神》组诗，记录的就是这一参悟的过程。他的结论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面对死亡如此之坦然从容，并非是被动的接受和隐忍，更不是自我欺骗的精神胜利。这种坦然，乃是基于对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的科学认识。他以一种智者的眼光、坦然的态度面对死亡，坦然地拥抱死亡，让自己的身躯复归于自然，这正是他超出一般魏晋名士之处。

陶诗对朴素、自然，不尚文采的诗风推崇，对隐逸之风的好尚，陶渊明人格魅力对于后世的影响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邓安生.从隐逸文化解读陶渊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154期，2001年第1期.

[2]张迪.贯穿于陶诗的思想是生命思索.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

[3]李明珠.论陶诗创作的回归主题.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1月.

【注】本文用于黑龙江省教育厅课题《陶渊明诗歌意象的动态系统研究》结题，项目编号11552282，并用于东北农业大学精品课程《大学语文》建设研究。

（作者单位：王馨，东北农业大学成栋学院；高春燕，佳木斯大学；王景哲，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编辑 李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