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王馨 高春燕 湖南 王景哲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论陶渊明与陶诗的隐逸真淳

黑龙江 王馨 高春燕 湖南 王景哲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抉绝官场、归隐田园的宣言。魏晋时期的政治纷争使得无数士人无谓丧命，对士人阶层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威胁，他们对现实不满，却又无力反抗，只好隐居。

陶渊明出身名门，少年时代即有“大济于苍生”之志，想要实现其“猛志逸四海，鸯翩思远霭”（《杂诗十二首》其五）的志向。他4次入仕：第一次任江州祭酒，第二次任桓玄军幕，第三次是投在建威将军刘敬宣幕下，最后乃是任彭泽县令。在彭泽县令任上陶渊明只呆了80天，便不愿为5斗米折腰，解缓回乡，隐耕田园，直至寿终。

陶渊明作为人们心目中任真率性而旷群拔俗的文学高士，曾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推进玄言诗从敷陈庄玄名理到理思哲辨，与诗人的审美对象和主体情感靠拢、渐浸，直至浑然融洽的纵深演进过程中，陶渊明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创造性和廓大的开拓精神。

一、魏晋隐逸之风成就了陶渊明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隐逸之风源远流长，传说中的许由、务光堪称隐士的鼻祖，而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间的商山四皓，则是坚守节操道义的隐士之典范，其事迹分见于《庄子》和《史记》。由此来看，中国的隐逸文化自古传颂，是无数文人骚客的楷模与范本。

玄学与传统隐逸之风的结合，燃起了魏晋隐逸之风的炽盛，成就了魏晋时期隐逸文学与隐逸文化的繁荣，培育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