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征

（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 文学院，天津 300387）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方式。随着评点阅读方式的成熟，明代出现了较多小说、戏曲的评点之作，诗文评点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晚明时期，陶诗评点逐渐增多，如钟惺与谭元春的《古诗归》、陈龙正的《陶诗衍》、黄文焕的《陶诗析义》以及张自烈的《笺注陶渊明集》等，均显示出此时期陶诗评点的成就。上述著作，改变了以往对陶诗字句、内蕴、风格以及陶渊明思想的笼统叙述而趋向细致化。比如《古诗归》对陶诗语言真率旷达的揭示，对陶渊明“温慎忧勤”性格的展示；陈龙正对陶诗风格多样性的揭示，对陶诗字句运用的评点以及对陶诗所表达的作者情感的阐发，皆较为细致而深入；张自烈在对陶诗具体的评点中不囿于前人成见，对前人评陶中的不足之处多有批评，对陶诗的主旨及陶渊明心态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体悟；黄文焕更是深入陶诗内部，从练句练章、忧时念乱、理学标宗三个义例出发，对陶诗作了深刻而又新颖的解读。总之，从总体上来看，晚明陶诗评点取得了较大成绩。

对晚明陶诗评点的研究，有岳进《〈诗归〉中的陶渊明——兼论明代复古派对陶渊明的评价》[1]、邓富华《明末陈龙正〈陶诗衍〉考论》[2]等论文。岳文对钟、谭二氏以真性情评点陶诗论述细致，但未涉及他们对陶诗风格及陶诗中儒家气象的评点；邓文着重对《陶诗衍》一书的陶诗接受谱系、陈龙正的诗学思想以及《陶诗衍》的影响展开论述，但《陶诗衍》中的陶诗评点仅占全文的四分之一，没有展开。笔者有《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中的陶诗评点》[3]一文，仅就张自烈的陶诗评点而论，未与同时的同类著作相比较。陶学研究专著方面，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4]一书列专章讨论陶诗的接受，其中对黄文焕的陶诗评点论述较详细，但只局限于黄氏对陶诗字句的评点；对《古诗归》的陶诗评点略有论述，但没有展开；对陈龙正、张自烈二人的陶诗评点略而不论。钟优民《陶学发展史》[5]一书对钟惺与谭元春、黄文焕、张自烈等人的陶诗评点著作亦有论述，但是由于篇幅的问题没有展开，只就他们对陶诗字句的评点作了一些论述。基于此，本文拟以上述四部陶诗评点著作为基础，从对陶诗章句的评点、对陶诗风格的评点、对渊明儒家气象的肯定等方面，对晚明陶诗评点作较为深入的探究。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对陶诗章句的评点

晚明陶诗评点特别注重对陶诗用字、用句以及练章等的评点。在这一方面黄文焕陶诗评点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陶诗析义》自序中指出：“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析之以练句练章，字字奇奥，分合隐现，险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6]卷首由此可见，黄氏主张对陶诗的具体字句、章法进行细致的评点，以体现陶诗平淡之外的意味。

黄文焕对陶诗用字分析之细致，历来为人所称道，如他在分析《游斜川》一诗时，评“弱湍驰文鲂”句曰：“‘弱湍’字奇。湍壮则鱼避，至于渐缓而势弱，鱼斯敢于驰矣。”评“迥泽散游目”句曰：“‘散’字奇。意纷于四顾，睛不得专聚也。”评“顾瞻无匹俦”句曰：“既曰‘散游目’，又曰‘顾瞻无匹俦’，眼中意中，去取选汰，不遗不苟。”对“中觞纵遥情”一句，他的分析极其细致，可谓勘透渊明心境：“曰‘中觞’，酒趣深远，初觞之情矜持，未能纵也。席至半而为中觞之候，酒渐以多，情渐以纵矣。一切近俗之怀，杳然丧矣。近者丧，则遥者出矣。”[6]卷二从这种细致的分析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渊明作诗选字的用心之处。

黄文焕在分析陶诗用字奇奥时不只用“奇”字表述，如评《与殷晋安别》“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时曰“‘因’字深”，评“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曰“不念则成过门不入，念从中来，则必相存。‘来’字冷”[6]卷二。他用“深”“冷”等字来评说陶诗用字，也能说明陶诗用字之奇奥。

黄文焕认为，陶诗奇奥处还表现在善于描写情状，如评《杂诗》其二“终晓不能静”句曰“触绪牢骚。‘不静’字善状”[6]卷四；评《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句曰“‘翳翳’微雪之况也，声之‘希’者，并无可闻，善写微雪之状”[6]卷三；评《归园田居》其一“暧暧暖人村，依依墟里烟”曰“远村隔而遥视微茫，故曰‘暧暧’；里居密而烟起相傍，故曰‘依依’，善分状”[6]卷二；评《影答形》“未尝异悲悦”曰“‘悲悦’二字善状”[6]卷二。从对具体事物情状的描写来看，陶诗用字确实奇奥，“奇”表现在用字准确，“奥”则表现在用字善于摹写情状而意义深远。除了展现陶诗用字善于摹写情状，黄文焕还注意到陶诗修辞的奇特效果。如评《和刘柴桑》“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曰“杯酒岂真解饥劬哉？聊自慰耳。承上句，忽创此奇喻”[6]卷二，以弱女非男聊以自慰，比喻杯酒非能解饥劬，真是奇喻。所有这些，黄氏在《陶诗析义》中还有多处揭示，表现了其析陶之细化的特点。

“练章”之技巧是陶诗奇奥的艺术手法在章法结构上的具体表现。黄文焕《陶诗析义》对陶诗“练章”之技巧也有较为深刻的揭示，如评《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曰：

无一可悦，俯首自叹；时见遗烈，昂首自命。非所攀，又俯首自逊；苟不由，又昂首自尊。章法如层波叠浪。[6]卷三

按照诗人的感情变化，从章法的角度指出其层波叠浪之特点，把陶渊明欲有为而不可得，退而隐居又有所不甘之心态变化表露无遗。这是往哲时贤所没有注意到的。黄文焕之后，清人孙人龙习得黄氏评论方法，对此诗批评曰：“有不欲见闻意。既俯首自叹，复昂首自命，语意层折。”[7]孙氏此评与黄氏之评如出一辙。

从练章的角度对陶诗中作者感情变化的揭示，在《陶诗析义》一书中还有多处，如其评《荣木》曰：

四章互相翻洗。初首憔悴怅念，若寄之人生，与夕丧之晨华同脆，无可自仗，说得气索。次首拈出贞脆由人，有善有道，可仗俱在，不须念怅，说得气起。三首安此日富，有道不能依，有善不能敦，怛焉内疚，倍于怅矣，又说得气索。卒章痛自猛厉，脂车策骥，赎罪无闻，何疚之有？又说得气起。[6]卷一陶渊明在《荣木》一诗中表达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功名之心，这是世所公认的，但其中的感情变化向来无人揭示。黄文焕从四章诗歌的前后勾连中，分析出诗人的感情变化：气索→气起→气索→气起，展示了陶渊明内心深处的矛盾心情。此前，宋代汤汉评此诗曰：“老而好学，辞气壮烈如此，可谓有勇矣。”[8]只看到了诗歌结尾的“气起”，没有观照整首诗歌，稍显简略。谭元春评此诗曰“简质之中，多少感慨在内”[9]169，陈祚明评之曰“言简情殷”[10]，都是泛泛而论，皆不如黄文焕分析透彻。

陈龙正《陶诗衍》对陶诗字句的评点也颇为出色。如评《时运》其一“翼彼新苗”之“翼”字曰：“‘翼’字写出性情。”[11]上卷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二句曰：“清妙之俱，诗人无偶。”[11]上卷如此等等，皆注意到陶诗字句的深刻含义。陈龙正在对陶诗的评点中，对作者之情感也有深刻的体悟，如《时运》序下评：“数字点缀，如见其怀抱，无复今古。”[11]上卷评《咏贫士》曰：“士伸于知己，亦倔强亦安命。”[11]上卷评《还旧居》“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二句曰：“感旧之意，有悲有喜。”[11]上卷评《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凡”二句曰：“夜静则风愈鸣，是可爱也，鸟喜晨兴，与人情同。”[11]上卷以上诸评，皆指出陶诗中所蕴含的诗人之情感。

钟惺、谭元春对陶诗具体章句的评点多受他们本身旷达心态的影响。晚明思想解放，文士们大都提倡重情，要求个性解放，钟惺、谭元春亦是如此。钟惺“居丧作诗文，游山水，不尽拘乎礼俗，哀乐奇到，非俗儒所能测也”[12]683。后于京察中竟被定“弃名教而不顾”[13]的罪名。谭元春也直言自己爱官、爱财、爱色、爱交游玩好[12]783。所有这一切表明了钟、谭二氏的旷达心态。钟、谭二人以自己的旷达去观照陶诗，对陶诗字句的评点多用“旷士”“旷达”“旷远”等词。钟评《时运》“欣慨交心”曰：“游览诗，人只说得‘欣’字，说不得‘慨’字，合此二字，始为真旷真远，浅人不知。”评《时运》“我爱其静”曰：“千古高人旷士，少此一‘静’字不得。渊明自传神。”[9]168-169评《劝农六首》其三曰：“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9]170钟评《饮酒》“心远地自偏”句曰“‘心远’二字千古名士高人之根”[9]181，也是从陶渊明之旷达着眼的。谭评《责子》“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曰：“极败兴语，说得高旷。”[9]182如此频繁地对陶渊明及其诗歌作旷达之阐释，在陶诗阐释史上实属罕见。

张自烈也善于对陶诗字句作具体的阐释。如评《和刘柴桑》“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曰：“‘弱女’二句，即诗人食鱼不必河鲂之意。老氏亦云：‘知足常乐’。”[14]卷三“弱女”二句，前文黄文焕曾解之曰：“杯酒岂真解饥劬哉？聊自慰耳。承上句，忽创此奇喻。”[6]卷二认为陶渊明杯酒不能解饥劬。清人丘嘉穗曰：“弱女非男，喻酒之薄也。”[15]张自烈却得出知足常乐之意，与他人解陶迥异，亦可备一说。张自烈评陶诗，有时就陶诗中的一句即可悟出陶诗旨意，如评《饮酒》其六“雷同共誉毁”一句曰：“括尽末世情态。是非皆不可知，如何如何！”评《饮酒》其七“杯尽壶自倾”一句曰：“悟出达人顺命委运之妙，深心人自得之。”评《饮酒》其十六“游好在六经”句曰：“见渊明隐处有获，非烟霞痼疾而已。遥想孟公，所谓同调之慨，知我希矣。”[14]卷三张自烈对陶诗的用字也给予高评。如评《影答形》“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中的“立善”二字曰：“‘立善’二字得圣贤实际，宜静思之，不然则吾生泡幻耳。”[14]卷二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鸟弄欢新节”二句曰：“‘欢’字、‘送’字，巧丽天然。”[14]卷三评《止酒》中“止”的用法曰：“错落二十个‘止’字，有奇致。然渊明会心在‘止’字，如人私有所嗜，言之津津不置口也。‘平生不止酒’一句尤奇，无往不止，所不止者独酒耳。不止之止，寓意更恬，此当于言外得之。”[14]卷三

总之，晚明陶诗评点诸家真正深入陶诗内部，重视对陶诗文本的细读，改变了中国古典诗学一直重感悟的论诗传统。他们以条分缕析、劈肌分理的评析方式，对陶诗具体字句与章法做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二、对陶诗风格的评点

对陶诗风格的评价是一个渐进而又逐步丰富的过程。最早关注陶渊明诗文的颜延之称陶渊明“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16]，指出陶渊明的性格与其诗文的内在联系——文如其人，人既素心，文亦朴素自然，辞达而已。稍后的钟嵘，指出陶渊明文章具有“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17]的风格，但也承认其诗文有不同于田家语的“风华清靡”的特点。苏轼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18]的评价最为人熟悉，指出陶诗平淡质朴中有深刻的蕴涵。张戒继而指出“陶渊明诗，专以味胜”[19]的特点。朱熹论陶诗风格兼取平淡与豪放两端，他一方面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20]74，“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20]76，另一方面又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20]74。在朱熹看来，陶诗具有豪放之美，但其豪放的显现又是不自觉的。这是因为陶渊明是一位带性负气的隐士，欲有为而不能，所以于诗中显示出其内心深处所本有的豪放之气，表现在诗歌中即为豪放之美。此后论陶者对陶诗风格的评价虽表述不同，但大体不出平淡与豪放两端。晚明诸家对陶诗风格的评点，既有对以往陶诗风格评价的继承，也有一定的创新。

陈龙正在《陶诗衍》中对陶诗风格的多样性给予高评。首先是对陶诗平淡风格的评定，他在《读山海经·其一》“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二句时云：“极平淡，何人道得？”评《和郭主簿》曰：“景物奇卓，诗句便奇卓，平平写出，不烦刻画。”[11]上卷陈龙正认为，陶诗的平淡和不烦刻画与陶渊明自身人格修养有关，陶诗的平淡风格是诗人乐天安命精神在诗歌中的体现，陈龙正评《饮酒·十五》曰：“有抱者多求达，岂知惟委穷达乃不负素抱。”[11]上卷将陶诗风格与渊明精神境界通而观之。陈龙正认为陶诗平淡质朴的风格，后人虽学之但较难达到陶诗的高度。他在评《归园田居》时曰：“储、王极力拟之，然终似微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11]上卷除了评点陶诗平淡风格外，陈龙正还对陶诗的豪放本色予以揭示。他评《咏荆轲》曰：“此岂隐者耶？全露出英豪本色。”[11]上卷这与之前朱熹对本诗的评价相同。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曰：“农夫情事，豪杰语气，惟陶诗往往兼之，他人说农家便椎鲁吐豪气，又失农夫本色。”[11]上卷陈龙正认为陶公能将农夫情事用豪杰语气道出，他人则失之。陈龙正认为，陶诗豪放风格的形成与晋宋易代之际的世运有紧密的关系。他评《拟古》（其四）曰：“晋室倾颓，题虽拟古，有俯仰无穷之痛。”[11]上卷陶诗的这种豪放风格有时还表现为抑扬爽朗的行文，陈龙正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曰：“梁昭明所称抑扬爽朗，颂此诗可概见。”[11]上卷指出了此诗抑扬爽朗的特点。除了平淡、豪放风格外，陈龙正还注意到陶诗绵婉的风格，此为其首创。他在《拟古·其一》篇末评曰“此篇情词，独近绵婉”[11]上卷。陶渊明《拟古·其一》云：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11]上卷

历来解此诗者多认为其有寄托，如元刘履曰：“‘君’谓晋君……靖节见几而作，由建威参军即求为彭泽令，未几赋归。及晋、宋易代之后，终身不仕，岂在朝诸亲旧或有讽劝之者，故作此诗以寄意欤？”[21]222清陈沆称此诗为“有晋征士之《哀郢》也”[22][21]224。陈龙正认为此诗只是一篇情词，无甚寄托，因此给以绵婉之评价。可备一说。

钟、谭二氏诗学师古与师心并重，讲究“灵”与“厚”的融合，重情亦重理，情、理互渗。关于竟陵派“厚”的含义，邬国平认为包括三点：体现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的儒家诗教；能把真挚深厚的感情和丰富充实的内容浑然融为一体，使诗歌具有无穷的兴味和较强的内聚力；具有言简意赅、语短义丰的艺术特色[23]。第一点主要针对竟陵派诗学的儒家诗教而言，下节再论，后两点则主要针对竟陵派诗歌风格论而言，本节论述。

以“厚”为标准，钟惺认为苏轼对陶诗“外枯中腴”的评价还是没有体会到陶诗的本质——“厚”。他在《古诗归》卷九开篇总评陶诗曰：

坡公谓陶诗外枯中腴，似未读储光羲、王昌龄古诗耳。储、王古诗极深厚处，方能仿佛陶诗。知此，则“枯”“腴”二字俱说不着矣。古人论诗文曰朴茂，曰清深，曰雄浑，曰积厚流光，不朴不茂，不深不清，不浑不雄，不厚不光。了此可读陶诗。[9]168

钟惺以“厚”评陶，主要着眼于陶诗的艺术风格。我们知道，陶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格化的审美，看似平淡无奇、以散缓之语气道来的诗句往往包藏着幽厚的内在，这由陶渊明高超的作诗能力所致。钟、谭在评价陶诗过程中，能颇具眼力地指出陶诗简淡质朴中的幽厚之气。钟惺评《归园田居》曰：“幽厚之气，有似乐府。”[9]176陶渊明《归园田居》描写了令人难忘的田园风光，这是有目共睹的。远村炊烟，狗吠深巷，鸡鸣树颠，种豆南山，草盛豆稀，这些田园美景是真实存在的，但该诗还借此表达了作者“复得返自然”的解脱以及“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辛劳等内在意蕴。钟惺“有似乐府”的评价，当是看透了此诗幽厚意蕴之所在。如此之评价，在《古诗归》卷九中处处皆是，如钟评《与殷晋安别》曰：“陶公于物有简处，无傲处，只是一厚字。古今傲人终浅。”[9]173钟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曰：“幽生于朴，清出于老，高本于厚，逸原于细。”[9]178谭评《时运》曰：“温甚，厚甚。”[9]168钟评《拟古二首》曰：“二诗皆叹交道衰薄，朋友不足倚赖。然寓意立言，感慨深厚。”[9]18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钟、谭所谓“厚”，主要从陶诗语言之浑厚、风格之幽厚、情感之深厚论述之。从钟、谭对陶诗影响下的储光羲、王昌龄等人诗歌的评价，亦可反观他们对陶诗之“厚”的深刻领悟。钟惺总评王昌龄诗曰：“人知王孟出于陶，不知细读储光羲及王昌龄诗，深（浑）厚处益见陶诗渊源脉络。善学陶者宁从二公入，莫从王孟入。”[9]206韦应物诗也多受陶诗影响，钟惺评韦应物的诗也多言“厚”，如评《观田家》“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说：“‘惭’字入得厚。”[9]525评《答畅校书当》曰：“亦以其气韵淳古处似陶，不在效其清响。”对诗中“且忻百谷成，仰叹造化工”二句只用一“厚”字评之[9]524。

前文所引黄文焕《陶诗析义》序言中对古今以平淡论陶表示不满，也表现出黄氏对陶诗风格评价力求出新的观点。他以练句练章的具体分析法论陶，认为陶诗字字奇奥，章法分合隐现，前后照应而又险峭多端，只有这样，才能得陶诗艺术之真谛。钟优民说：“所谓‘练句练章’即为诗篇驱词遣字和章法结构的剖析，以见其造句之工、谋篇之巧。”[5]191-192具体来讲，“奇奥”之“奇”盖指陶诗用字用词之奇特，“奥”则为奇字奇词所表达出的深远含义。黄文焕在对陶诗具体析义时，有时单指出诗中所用奇字，有时则连奇字所表达的深刻含义也一并指出，此其一。其二，黄氏所谓奇奥，还兼指陶诗章法之勾连，他认为，陶诗在具体行文中善于使各章之间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便会使诗歌章法结构不再显得那么平淡，而表现出诗歌深远的意境来。对陶诗风格从章法结构上进行探究，发前人所未发，是黄氏论陶的一大创见。

三、对陶渊明儒家气象的评点

陶渊明思想较为复杂，其中以儒、道思想为主，往哲时贤对陶渊明儒、道思想孰多孰少问题争论不休，本文不纠结于此。笔者认为，儒、道思想已完全融合在渊明身上。苏轼对此曾有较为准确的概括，他在《书渊明饮酒诗后》一文中说：“《饮酒》诗云：‘客养千金方，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24]苏轼所谓“道”，盖指中国古代士人所提倡的对生死、祸福、穷达等问题的通达认识，是儒、道思想并提的。至南宋真德秀、明初台阁诸子、安磐等人始充分认识到陶诗的儒学宗旨。安磐说：“陶渊明诗，冲澹深粹，出于自然，人皆知之；至其有志圣贤之学，人或不能知也。……予谓：汉魏以来，知遵孔子而有志于圣贤之学者，渊明也。故表而出之。”[25]安磐等人所论是有根据的。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虽然玄学思想盛行，但儒家经学思想还保持着一贯的发展态势。《晋书·儒林传》在论述江州儒学情况时曰：“范宣字宣子，陈留人也。年十岁，能诵《诗》《书》。……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于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读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26]陶渊明与“二范”同时代，必定受江州经学繁荣的影响。陶渊明早年生活在一个贵族家庭中，《诗》《书》等六经的儒家教育必不可少。陶渊明后来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这是有事实根据的。

明代晚期，社会政治败坏，国家走向衰亡。此时期正直士人皆能保持民族气节，本文所论晚明陶诗评点诸家亦是如此。黄文焕曾与黄道周、叶廷秀一起讲学。黄道周正言直行，弹劾朝中重臣杨嗣昌、陈新甲等，遭权臣陷害，加之其直言敢谏，奏对失旨而触怒崇祯帝，被以“党邪乱政”[27]罪下狱，黄文焕因牵连亦下狱。黄文焕在狱中著《陶诗析义》四卷，盖借陶诗与楚辞以抒己之忧愤，表现了其正直的士人品格。黄文焕在狱中近一年，被释后乞身归里，寓居金陵，卜筑钟山之畔，入清，洪承畴曾举荐之，不应，表现出一个文人应有的民族气节。黄文焕本身就是一个儒者，自幼好学笃行，后入《永泰县志》之《儒林传》，其所著述也多儒家经典注释。陈龙正为明崇祯七年（1634 年）进士，清顺治二年（1645 年）六月清军攻陷南京后，他绝食而死，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张自烈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具有敦忠孝、黜声利、不合于世的鲜明个性；崇祯六年（1633年）加入复社，与复社成员交往甚密，后成为复社七子之一；明亡，隐居庐山，累征不就。因此，晚明陶诗评点诸家皆能注意对陶渊明儒家气象的评点与阐释。

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曰：“若夫理学标宗，圣贤自任，重华、孔子，耿耿不忘，六籍无亲，悠悠生叹，汉魏诸诗，谁及此解？斯则靖节之品位，竟当俎豆于孔庑之间，弥朽而弥高者也。”[6]卷首黄氏指出，陶渊明能够在玄风甚炽的东晋时代，圣贤自任，以重华、孔子为人格之榜样，保持了一个儒者的形象。在《陶诗析义》的具体阐释中，黄文焕较为深刻地揭示了陶渊明的儒者情怀，并对陶诗的儒家宗旨进行了广泛的释读，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越了之前任何一家。其评《饮酒·其二十》“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曰：“‘弥缝’二字，道尽孔子苦心。决裂多端，补绽费手”；评“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二句曰：“‘区区’二字有斟酌，是故不敢与孔子并，然用力亦劳矣。”黄文焕认为陶渊明俨然以孔子自我标榜，并引弟子沃仪仲之言曰：“‘举世少复真’，开口愤世，到末却又自恨多谬误，我亦未能复真也。以圣贤自勖自愧，此近里着己之言，宋儒谓汉、魏以降无此人，信然。”[6]卷三黄文焕在析义《咏贫士》时，曾指出陶渊明以孔子、舜为贫士两大榜样，他说：“贫士多列古人，初首叹今世之无知音，后六首追古人之有同调。志趣所宗，以受厄陈蔡之孔氏，耕稼陶渔之重华，立贫士两大榜样，此是何等地步。”[6]卷四孔子、重华岂非只为古之贫士榜样，亦是陶渊明的榜样，他一再于诗中称扬之：“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述酒》）；“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咏贫士》其三）；“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劝农》）；“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在陶渊明的哲理诗中，黄文焕也能发现陶渊明的儒家气象，其评《神释》曰：“文心已穷，无可出奇，轻视生死，亦是道家口中恒套，却于‘不惧’上拈出‘不喜’，‘宜委’上拈出‘甚念’，居然儒者俟命真谛，意味无尽。”[6]卷二黄文焕评《命子》“淡焉虚止”云：“虚处可以着脚，则无往而不得所止矣。淡者，蹈虚之津梁也。情一浓而随波逐浪，岂复有驻足之时哉？理学名言。”[6]卷一黄文焕只从一诗句，便能体会“淡焉虚止”为理学名言，可谓理解之深刻。

黄文焕从陶渊明的躬耕生活中，体会其保全节义身名的思想。他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二句曰：“往田舍乃着此闳论作结。躬耕之内，节义身名，皆可以自全，纵不能为颜子，不失为丈人。”[6]卷三躬耕可以保全节义身名，纵然不能同颜渊一样，也能与古之隐逸之丈人相似，肯定了陶渊明躬耕生活的价值所在。

陈龙正的陶诗评点也着重于对陶渊明儒家气象的揭示。熊开元《陈几亭先生全书序》说陈龙正“学术一准于考亭、正叔。”[28]卷首指出其学术以程朱理学为宗。陈氏又得东林党首高攀龙真学。因此，其诗学思想以崇道经世为主。他在《学陶有法》中说：

闻渊明之风者，浊夫洁，躁夫闲，闲洁是善学陶也。若学其饮酒，于陶何与？又渊明有二事：送钱二万，尽与酒家；以巾漉酒，还自着之。因大节质行，并成高致，不碍其为陶也，岂以此成陶？而不善观古人者，每每称之，使渊明生无大节，死不蝉蜕，此二事直世俗不善治生、不守德隅者耳。今有人焉，不孝不弟，不信不敬，独于泉石鱼鸟间，时见悠然之态。使果出肺腑，其与春风咏归，固自霄壤也，宁云高致幽韵，足参上流赏列耶。[29]285

陈龙正指出陶渊明之风对世人具有道德教化作用，认为渊明之风可以使浊夫洁、躁夫闲，学陶不应只学其饮酒，批评当时人虽“不孝不弟，不信不敬”，却有悠然之态的虚伪。这主要是从传统儒家思想认识陶渊明对后人的教化作用。陈龙正生当明末，对其时社会政治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世风日下的不良习气皆有较多的批评，如“每见士大夫卑孔孟、薄六经，未见僧家非佛祖、笑菩萨，是士大夫之智反不如僧也”[29]260；“士子闭户者有之，居官不奔趋、不酣乐，林下不求田问舍、不骄侈逸游，十不得一矣”[29]276。此类批评与其在《学陶有法》中对那些只见泉石鱼鸟、悠然作态者的批评是一致的。陈龙正论诗强调主道说，他在《高子遗书序例》中有明确的表达：“言志陶情，莫先于诗，《三百》而下，诗人不知道，有道之士不工诗，亦精孟子以从，余业分岐，治学者忘身心，而学道者遗世务也。”[28]卷五十三其《借竹楼诗序》又说：“学不以贯诗，不足以言学；诗不以贯政，不足以古诗。况诵诗则达政，政固诗中事也。”[28]卷五十六陈龙正上述论述强调了诗歌抒情言志的功能，他认为诗歌要以道德、学问为根基，强调诗歌与政事的紧密关系。因此，陈龙正评点陶诗，认为陶诗“不可以声色求，不必以意味索”，主要还是着重于陶渊明的儒家思想。他在《陶诗衍序》中说：

陶诗不可以声色求也，不必以意味索也。其有声也为亮节，如风鹤云鸿，不以炼响得也。其色为素采，如积雪之有光。不以点染紫碧成也。其意味，则至情或流焉，近事或感焉，卓创而自然，夷质而难诣，悬镜花于千载之上，望水月于千载之下。知是，始足与观陶也己矣。[11]上卷

陶诗不必以声色、意味求索，其有声也即是亮节，其意味也即为至情。陈龙正认为陶诗是陶渊明道德修养及其至情至性自胸中的自然流出，卓创自然，夷质难诣。

前文指出，钟、谭评陶以“厚”为标准，邬国平认为“厚”体现出了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的儒家诗教。由此可见，钟、谭评陶之“厚”亦指陶渊明人格之淳厚，指出陶渊明受儒家思想影响所形成的敦厚的道德境界。谭元春评《荣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二句曰“真是六经胸中”[9]169，实是看出陶渊明受儒家影响之深。谭元春评《与殷晋安》“游好非久长，一遇尽殷勤”二句云：“读此知渊明接物，非一概疏简。”[9]173指出渊明待人接物谨慎的特点。钟惺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议论，他说：“人知陶公高逸，读《荣木》《劝农》《命子》诸四言，竟是一小心翼翼，温慎忧勤之人。东晋放达，少此一段原委，公实补之。”[9]170钟氏认为，在东晋这个士人普遍放达的朝代，陶渊明能够表现得小心翼翼，温慎忧勤，突破了人人所知陶公高逸的一面。谭元春评《乞食》“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曰“是厚道，不是卑鄙”[9]176，也是从陶渊明的儒家思想方面进行考虑的。此论陶方法也得到后人看重，赵士喆在《石室谈诗》中就曾说：“陶诗不多，吾不难其选，而难其评。其不满子瞻外枯中腴之言，而直以‘厚’之一字尽之，可谓卓识。”这也是赵士喆一直认为钟惺“所评往往出人意表”[30]的一个表现吧。

四、结语

除此之外，晚明陶诗评点诸家还善于通过陶诗评点批评其时败坏的社会风气，如前文所引陈龙正《学陶有法》中对时人不孝不弟、不信不敬而故作悠然之态的批判。又如张自烈评渊明《乞食》诗说：

今世并无有如渊明之乞食者，稍有聪明力量，便劫积赀财，如南面百城，何等雄豪！渊明乞食，正放倒一生，为后世达人说法，意味劫掠多财，不如守贫乞食也。今人闻此事，必大笑渊明作痴儿矣。[14]卷二

关于陶渊明《乞食》诗，历来评论较多，大都就诗论诗，较少以之论当世之事。张自烈认为当世再无如渊明乞食者，稍有聪明力量者，便大肆劫积赀财，渊明乞食事被他们视为笑柄。又如评陶渊明《饮酒·其十八》“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曰：“如此好事人不多得，今人则计较田舍耳。人或不解，良可悲也。”[14]卷三指出当时热爱读书者少，计较田舍者多。

综上所述，明代之前的陶诗批评，多属批评者随意性的直观印象概括，而明人却能对陶诗的字句、内蕴、风格、表现手法以及陶渊明的思想等各方面作较为深入的探究，这在晚明时期陶诗评点中表现得极为突出。钟惺与谭元春的《古诗归》、陈龙正的《陶诗衍》、黄文焕的《陶诗析义》以及张自烈的《笺注陶渊明集》等，均显示出此时期陶诗批评的特点。他们改变了以往陶诗批评的笼统性而趋于细致化，对陶诗章句、风格以及陶诗中渊明的儒家气象作了较为准确而细化的评点，表现出明代陶诗接受与批评史上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