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衍鹏

(1．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2．枣庄学院 中文系，山东 枣庄 277160)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早已身处全球化语境，新的社会现实势必造就新的文学现实，尽管现在还很难断定新世纪文学会有根本性变革，甚至当前文学创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都有很大争议和种种对立［1］(P65～79)，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厘清文学现实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基础前提。一方面，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文学界从忧虑到抗争，从不满到无奈，从激愤到麻木，现在已经默认了文学边缘化的事实，但在审美与市场、主流与多元、精英与大众之间徘徊，自我定位仍然模糊。另一方面，在全国各行业发展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产业规划中，文学以及相关的出版、印刷等行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更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参与全球文化竞争中极为重要的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发展新世纪文学势在必然。

一、新世纪文学视野中的闵凡利小说

新世纪文学必然面临一个悖论——在无比焦虑的历史坐标中信心十足地担负起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是我们还是用旧的眼光看待新世纪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词把握新世纪文学的主要动向:

第一，全球化是新世纪文学的时代背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是新世纪文学的宏观视野，中国作为文学全球化的个组成部分，既是全球瞩目的巨大消费市场，同时也应该是文学生产地。目前，中国显然还不是重要的文学输出国，但无疑是巨大的文学消费市场。

第二，体制外文学新势力的崛起是新世纪文学的主要动力，也可以称之为青春化。鉴于主流文学的发展现状，体制外文学新势力的发展越来越值得重视，甚至可以成为未来文学发展主要动力。目前文学界还是习惯性轻视文学新势力的诞生和崛起，出现影响很大、读者很广的文学作品也只认为是市场条件下的个别作家的“运气”和个别现象，这容易造成文学界的集体错觉，这种错觉在加重作家自恋癖的同时，更让他远离读者。市场化运作的文学生产当然不排除非文学的经济手段来促进发行量，但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文学的独到之处也很难长期赢得文学消费者，如果《明朝那些事儿》等畅销书没有语言、叙述等方面的因素，估计也很难赢得各类层次的读者。

第三，媒体化日益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方式。从文学到多媒体，或者从多媒体到文学，双向互动的核心其实并没有变，都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性的形式变换，多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不仅不会损害文学的审美价值，反而会加强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另外，对作家而言，一味拒绝多媒体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与媒体结合，让自己的作品变成影像等其他传播方式并不一定造成审美价值的损失，而文学性在更广阔的领域展示必然提高文学的当代价值。

第四，市场化与纯文学的博弈应该是新世纪文学的主要方向。市场化与纯文学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文学从来就分好多层次，满足多种类别的读者需要，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用雅、俗进行截然分割，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依存。所谓纯文学的“纯”度，也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再“曲高和寡”的文学作品也必须有“和”的人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只不过比通俗文学的“大众”而言读者相对较少，只是“小众”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市场化需要纯文学进行调节，因为文学市场化的极致就是泛化，语言不再具有人性的美感，成了简单的牟利工具，最后就没有市场了。因而，文学市场化必须要有规范，要有审美的追求，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而最佳标准就是高扬人文关怀、追求审美价值的纯文学，作为文学市场化的主要推手的出版人、杂志人，对文学生活现状的看法并不完全是商品化的［2］(P1～3)。纯文学的市场价值也许并不直接转换成商品价值，但确实在文学市场化发展过程中起到必不可少的裁判和导向作用。

以上全球化、青春化、媒体化、市场化等新世纪文学的动向既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也是内部自我调整的结果，其内在逻辑指向了两个维度——多元化的审美追求和感觉经验的现实关怀。在这样的视野考察闵凡利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在审美追求上闵凡利建构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审美乌托邦，在现实关怀上专注平常小人物的生活点滴，在审美与生活之间找到了想象与现实的平衡点。

首先，闵凡利小说提供了地方特色鲜明的文学经验，既是体现时代发展的精神写照，又是地方作家参与全国文学、甚至更大范围文学的表现。地方作家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大的勇气发出独有的声音，时代的发展已经为区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是地方文学必须面对的挑战。闵凡利笔下的地瓜、泥缸、红荷、馍馍等极具特色的形象成为地方的文化标志和财富，反映了当地独有的生活和人情。而闵家庄、闵楼村等充满历史、民俗风味的文化符号既是对历史的想象和回忆，也是文学创造的增长点。

其次，闵凡利关注底层但不仅诉说苦难，着眼社会但不忽视人情，通过小人物写出伟大人性的光辉，多元化的视角使得其文学作品具有广阔的市场。闵凡利写了大量禅语小说，但是并非是超凡脱俗，而是关注现实，通过小故事说明大道理，虚构的审美世界诉说的却是现实的人性关怀。闵凡利用底层小人物的眼光看世界，通过对地方官员的形象塑造写出了底层的多元、复杂和艰难。

最后，闵凡利小说在审美追求上特色鲜明，但不拒绝市场多元化需求，作品情节、人物塑造等方面适合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短片小说《死贴》写县官孟仲给杀手集团发去死贴来杀自己，看似离奇的情节却合情合理——孟仲需要杀手如蚁帮助自己修筑防洪堤坝，这样还可以给当杀手集团首领的哥哥赎罪。由于情节曲折精彩，人物形象复杂独特，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江湖道》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更有《冬日的散步》、《带伞的日子》等被拍摄成电视散文。禅语小说其实也是一种市场化较强的小说类型，在功能上与所谓“心灵鸡汤”类似，但却有中国特色。

二、冷静智慧的审美空间

闵凡利引人注意的所谓“新禅语小说”，即以佛道中人的故事为背景，通过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的追溯，展示生命的禅机和玄妙［3］(P70～72)。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小说并不新，只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长期处于紧张、浮躁、功利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缺少了思考的空间，逐渐失去了对于人生的意义和命运的追问、人文关怀等终极关怀的能力和习惯，最后失去了做人的大智慧，只学会了生活的小本领。新禅语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给失去智慧的人们补上智慧的一课，让人们暂时告别纷扰的俗世，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命运、价值等终极命题，在平静中找回纯真，在平淡中找回真爱，在平常中找回真我。

佛是闵凡利小说中智慧的集中代表，既无处可求，又无处不在，是作品审美空间的坐标。第一，真爱是佛。闵凡利并没有拘泥于佛理，而是将最简单、朴实的人间情感赋予佛的境界。《真爱是佛》讲求佛的故事，佛就是“为你赤脚开门的那个人”，无论是母子情，还是夫妻情，只要是真爱，都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追求。《最爱就是“逃跑”》讲一对夫妻在森林遇到老虎，丈夫为了保护妻子舍身逃跑，因为老虎只攻击逃跑的人。生活中，爱的方式有多种，用逃跑来表达爱还真是少见，但作品就是用这种“陌生化”的效果向我们展示爱的伟大。第二，心静成佛。闵凡利小说写了不少修道的和尚，得道成佛是每个修道之人的理想，但这个理想只能在心静中实现。《秋日的芬芳》写了空小和尚在静心寺修道三年，悟了禅师什么也没叫他，很是着急。悟了禅师让小和尚背着一个口袋种子在地里行走，走了一路，实际上也是播撒了一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在问自己到哪里去，能获得什么，其实只要一步步走下去，当你回过头来，就会明白自己的位置和收获。求佛是如此，生活也是如此。第三，佛就在我们身边。闵凡利常常把佛的故事穿插在人们的日常琐事中，比如夫妻之间的矛盾、居士求悟等典型事例中。《老公就是前世葬你的那个佛》写一对夫妻为日常琐事吵架，最后去离婚，而一个中年男人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女孩淹死后被海浪冲在海滩上，一个男人装作没看见，一个男人把自己的衣服盖在女孩身上，一个和尚将女孩安葬好;女孩转世后嫁给了亲手埋葬她的男人。俗世男女为了意气之争随意对待自己的缘分，佛语故事将人生真谛微言大义，晓之以理，小处见大。这也许就是禅语小说的魅力所在。《莲花的家乡》讲三位居士向了空和尚讨教让自己快乐的方法，了空和尚认为金钱布施才有快乐，爱情奉献才有快乐，名誉服务人民才有快乐。心静自然静，心浮尘嚣躁。

莲花在闵凡利小说中具有多元的象征意义，构成了小说审美空间的亮点。闵凡利笔下的莲花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莲花，而是象征生命力和分享。第一，莲花是生命力的象征。在《莲花香》中，教书秀才因为学子参差不齐而烦恼，悟了禅师通过整理花草说明了花草的生命力极其旺盛，教育孩子不能因为有的孩子暂时不用功就放弃他们，又让秀才用水桶把茶罐灌满，让其明白教育学生需要更多的学问和努力。第二，莲花象征与人分享的胸襟。《莲花的心愿》中的悟了禅师将寺院里培育的菊花分赠给香客们，想用个人的、满院的花香换来众生的、满村遍野的花香，说明了与人分享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善州”是闵凡利的作品经常出现的一个特定区域，成为故事发生和人物出场的重要平台。这大概与闵凡利的家乡滕州古时因滕文公善政，被孟子称为“善国”有关，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善州是一个审美想象的世界，或者是一个虚构的审美空间，容纳了作家关于世界的想象和判断，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点，是人情冷暖与命运跌宕的交汇。《杀手时代》中的善州更多的是一个背景，代表着一方百姓、一方水土和人间正道，象征着责任、正义和人性。

可以说，闵凡利建构的审美空间充满了智慧和人性，无论是善州的人们，还是求佛的居士，无论是尘世的纷争，还是空门的虚无，共同演绎了一个爱的理想国，一个审美的乌托邦。

三、小人物的底层叙事

相比理想化的审美创造，闵凡利显然更擅长“底层叙事”，更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闵凡利出身农民家庭，搞过建筑，学过钣金，做过投递员，长期的农村生活使其对农民的甘甜苦辣感同身受。不仅如此，闵凡利获得一个作家的身份和工作经历坎坷，深知底层生存的不易，尤其是官员的好坏对底层群众的重要意义。因而，闵凡利的底层叙事着眼于底层的官民关系，着眼于在底层政治下生存的个体的生存和命运，揭示了乡村政治的复杂性。

清官是闵凡利小说中重点塑造的对象，表达了作家希望通过清官政治实现政治文明的意愿。清官政治是底层政治的理想，但也是一种低级层次的政治文明，现代政治文明应该是制度文明，而不是仅靠几个清官就能创造政治清明。闵凡利极力塑造清官形象，一方面突出了清官政治在底层的意义和无奈，反映出底层政治的复杂与艰难，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底层民众在政治面前的生存状态。《解冻》写乡党委书记吴建国为了在春节前给教师发放拖欠的工资，冒着葬送自己政治前途和败坏父亲一生清誉的风险，借给父亲办丧多敛钱财，绞尽脑汁凑齐乡里所需资金。这种丢帅保卒的做法既是地方“清官”的聪明，也是地方官员的无奈。这其实也是作者的政治理想，但这样政治理想注定不能长远，如果不是历史悲剧，那也是现代喜剧。《天下大事》主要写新任乡党委书记吴建国处理上访、发展地方经济等作为，尤其是对待上访这一地方老大难问题。上访是底层群众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与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强势群体的较量，也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农民上访大到村干部贪污腐败、地方好强欺男霸女，小到邻里纠纷、鸡毛蒜皮，近年越来越多地被写进文学作品。但对于底层官员来说，无论大小都必须认真面对，否则小矛盾就可能引发大冲突，作为父母官的乡长、书记，更应该如此。乡长李红安对上访采取上瞒下骗的策略，结果没有处理好矛盾，反而被当事人打了一顿;乡党委书记吴建国首先降低姿态，频繁地给当事人道歉，拉近与群众的关系，关键问题讲原则，不违法的情况下讲人情，无所不用其极，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发展地方经济上，吴建国注意与上级部门、银行等联系，多方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解决就业和税收等关键性问题。可以看出，底层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人治”的层面，官员个人素质的高与低可能直接决定一个地方政治的治与乱。

小人物、生活琐事等常被忽视的人与物在闵凡利小说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表现出独特的文化风情。《驼》写“背棺”的风俗和背棺的石头爷，《闵一刀》写闵家庄的宰户闵一刀杀牛的传奇经历，《泥缸》写爷爷捏泥缸的手艺，《秀姑娘》写秀姑娘并不美丽的故事，《给儿子买鱼》写父亲和儿子对鱼的不同看法，《佳人同路》写一次与美女搭讪的经过，等等。所以这些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也没有曲折动人的情节，都是生活中都会发生的事和吃喝拉撒的普通人，但正是小人物和生活琐事才是真实的人生，最能反映生活的本质。

总之，闵凡利在审美虚构和现实叙事的两极之间游走，在智慧和底层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成为新世纪文学中的浪花一朵。

［1］陈晓明．再论“当代文学评价”问题［J］．文艺争鸣，2010，(4)．

［2］朱立元．关注常青的生活之树［J］．文艺争鸣，2010，(7)．

［3］闵凡利访谈——访青年作家闵凡利［J］．辽河，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