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广昌战役的积极意义

2011-08-15张鹏华段绍镒

党史文苑 2011年10期

关键词：教条主义广昌博古

张鹏华段绍镒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江西井冈山 343600；中共抚州市委党史办江西抚州 344000）

试析广昌战役的积极意义

张鹏华段绍镒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江西井冈山 343600；中共抚州市委党史办江西抚州 344000）

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引起的争论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召开。本文就这一争论的内容及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进行研究和分析，对研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探讨遵义会议的成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广昌战役积极意义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组织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即广昌战役。这次战役是“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的典型战役，也是红军有史以来在一次战役中遭受最大损失的一次战役。战役的部署，是错误的战略决策；战役的经过，是教条主义的瞎指挥。对此，党史军史已有定论。而战役结束后所引起一场有积极意义的争论，则少有论者涉猎。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

广昌战役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产物，它的失败是其实行单纯防御路线的必然结果，完全是由于“左”倾军事教条主义错误的战略方针造成的。广昌战役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因此，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必然是战略防御，并且必须是积极防御。但是，在广昌战役中，“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无视红军以前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把中国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成与一般战争和苏联内战相同，看成是所谓“国家和国家”、“大军和大军”的作战，要求处于劣势的红军去同强大的敌军作正面的正规战和阵地战。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可以相对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1］P3—26

组织广昌战役是完全错误的，在当时就受到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等的极力反对。毛泽东一开始就反对组织广昌战役，主张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来打击敌人的猖狂进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1934年2月就由他和林彪署名，向李德、博古发电报，建议“用运动战来消灭敌人”，并指出只有在地形有利和有胜利把握时才能作战。［2］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组织广昌战役过程中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战略部署再三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二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3］P182李德、博古等人拒绝采纳他们的意见，指责聂荣臻等“迷信地形”，认为“在任何战斗中，谁也无法确认一定能胜利。”［4］P96

广昌战役是“左”倾军事教条主义指导下的典型战役，它的失败同样是实行错误的战略方针造成的。毛泽东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这种单纯防御路线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5］“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者推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的错误，就连国民党军队都有所认识，在台湾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中，说共产党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以碉堡对付碉堡······准备长期战争，其主旨，在确保赣南匪区，实施持久消耗战略，殊不适当，尤以双方火力悬殊，以碉堡对付碉堡自属不利”。［6］P266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就是认识不到，死死拖住其军事教条，惧怕一时地丧失土地，完全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拒绝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意见，而一味地组织阵地战。这样，广昌战役注定要失败。

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就必然要产生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持久战等作战方法。“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者们不顾红军自创立以来形成的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特长，为了给其单纯防御路线提供佐证，教条主义地端出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在广昌战役中，军事教条主义把“短促突击”视为阻止敌军南进、保卫苏区北大门的法宝。事实证明这是非常错误的，完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瞎指挥。所谓“短促突击”，就是指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可能给敌人以杀伤。但是，它是以阵地防御为前提的，短促突击就必然要同敌人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实际上，广昌战役中的每一次战斗双方消耗都很大，这显然对红军不利。这样，不但不能保卫苏区北大门，而且还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聂荣臻在描述红军实施这一战术的情形时写道：“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离我们的工事几十或上百米时，我们就象猛虎一样扑过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回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2］国民党军官评论红军短促突击的战法时说，由于国民党军“一到阵地，立刻先构筑野战工事，且后续部队相距很近，一二小时内即可增援”，因此，短促突击对阻敌南进“亦终无效”。［7］P46“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者施行“短促突击”这一法宝，不仅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使国民党军持久战和堡垒战的新战略达到目的。

广昌战役作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役，其前后敌我双方皆把它视为“围剿”与反“围剿”胜负的关键。蒋介石一结束对闽作战，就把广昌作为直接攻击目标，调集其嫡系精锐部队十几万兵力猛扑广昌，以进攻广昌来打开新的战局，以号召其他各路敌军协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在“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者指挥下，提出所谓“不丧失苏区寸土，誓死保卫广昌”的口号，倾整个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于广昌，在广昌阵地上遍筑堡垒，设立3道封锁线，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广昌战役中，敌我双方在宽20余里、长30余里约1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投入20个师的兵力，打了17天，双方死伤惨重，尤其是红军遭到巨大的消耗。整个广昌战役，红军约伤亡5000余人，敌军伤2600余人。这是红军有史以来在一次战役中遭受到的最大损失。广昌战役后，蒋介石叫嚷：“门户既开，堂奥难保”，进一步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左”倾教条主义者则惊慌失措，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四面防御，但再也没有挽回失败的命运。广昌战役宣告了“左”倾军事教条主义想用阵地防御和短促突击来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

应该指出的是，参加广昌战役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保卫中央苏区北大门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拼搏，在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给敌军以大量的杀伤；广昌人民为这次战役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只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才导致广昌战役的失败。

(二)

广昌战役的结果标志着“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它使红军元气大伤，使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置于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下，使党和红军面临着非常不利的形势。广昌失守后，“如果国民党大胆长驱直入，我们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红军历史上空前的败仗”。［8］广昌战役的失败，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广昌战役前，李德、博古亲临指挥，“人们希望很大，以为可以打一个胜仗凯旋而归，结果打了败仗”。［9］

广昌战役的失败在我党我军从高层到基层都引起极大的震动，许多同志包括原来站在“左”倾错误立场上的同志，目睹了广昌战役中“左”倾军事教条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危害，逐渐认识到单纯防御和“短促突击”的错误，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这些同志纷纷站出来，围绕广昌战役“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者在战略战术上的严重错误，同教条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给遵义会议纠正这些错误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第一，广昌战役使一批领导人更加坚决地反对错误的军事路线。广昌战役的失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党和红军中引起极大震动。党和红军中的大部分领导人，针对广昌战役运用的战略战术公开进行争论。尤其是一批高层领导人，广昌战役前就对“左”倾军事路线持反对态度，战役结束后态度更加坚决，前方的聂荣臻、彭德怀等和后方的毛泽东的意见最为突出。4月14日广昌战役正酣，聂荣臻与林彪联名向军委建议，“不宜主力长此与敌对峙”，应以运动战消灭急进之敌，并建议“我军不必要的工事应速拆毁”，［10］以免敌军利用。战役结束后不久，博古、李德找彭德怀和杨尚昆谈话时，彭德怀当面批评李德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在军事决策和指挥上一错再错，说“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李德连骂彭德怀“封建！封建！”，说他是因被撤掉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所致。彭德怀愤慨地说：“我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3］P184毛泽东认为广昌战役对于红军来说是灾难性的毫无战绩的战役。他尖锐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瞎指挥，指责李德、博古“消极防御，分散兵力，采取堡垒战术，没有胜利把握就轻率地做出决定”。

第二，广昌战役使一些原来支持“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开始觉悟，转变态度。他们从广昌战役的失败看到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因而站出来公开批评李德、博古。张闻天是最典型代表。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广昌失陷的前一天，他就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社论，批评那种把修筑堡垒当作动员群众参战的唯一方式，说这是“单纯的堡垒主义”的表现，同时批评了“分兵把口”，说它“同堡垒主义，是紧密联系着的”，“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又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11］1934年5月上旬，在中革军委讨论广昌战役教训的会议上，张闻天公开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战略错误，第一次同博古、李德发生公开冲突。他批评李德、博古，组织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并提出了摒弃李德、博古军事教条主义的鲜明意见。［12］P77

第三，争论的延续与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有直接联系。张闻天的态度是极具代表性的。他在公开场合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要自己有点主意”。［13］P176自从跟李德、博古当面争论后，他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这次争论是张闻天“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时刻”。［9］他的态度无疑会从上到下影响一大批人。于是，广昌战役后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对“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从根本上总结了广昌战役中所实行的军事战略战术，是同广昌战役失败后的这场争论是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这场争论表现了人们对军事教条主义指挥的种种怀疑和严重不满，使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初步认识到广昌战役乃至整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应吸取的教训，使一部分原来站在“左”倾错误立场上的领导人改变了立场。争论的过程是一种量的积聚，量的增长将会引起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广昌战役后的争论，使这场错误的战役引出了积极意义，它在实际上孕育着遵义会议成功的因素。

［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R］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3］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

［5］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6］“国防部史政局”、中华大典编印会.剿匪战史（第2卷）［M］.台北：1967.

［7］第三路军赣南剿匪作战经过概要［R］“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文献》.

［8］陆定一.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1944年）.

［9］伍修权.广昌战役后的一场争论［A］革命史资料（11）［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0］黄少群.试述第五次反“围剿”中党和红军领导人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及其历史教训［J］.军史资料，1986（3）.

［11］张闻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见《红色中华》1934年4月27日社论.

［12］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R］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