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炎炎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4）

宣传工作是思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给予其理论上的指导，由此形成了毛泽东宣传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宣传思想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共同创建的、有关宣传的思想体系，从理论上回答了宣传工作的地位、与中心工作的关系、宣传战略与机制的确定以及宣传工作的目的等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然而，毛泽东宣传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也不相同，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大致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两个历史时期，本文主要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宣传思想进行研究。

一、“笔杆子”与“枪杆子”并重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逐渐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武装斗争，还需要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P606其中，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宣传工作的成败（即“笔杆子”），而武装斗争则主要依靠革命武装的壮大 （即 “枪杆子”）。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得益于其长期坚持“笔杆子”与“枪杆子”并重的策略。

“笔杆子”与“枪杆子”并重的思想，最早由毛泽东在1929年提出。在同年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中，毛泽东对“单纯军事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开展“宣传工作”，“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P86从中不难发现，在毛泽东眼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并不相同，这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背景、历程和国家理想所决定的。为了特别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决议案》中甚至将宣传工作视为军队的第一要务，“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3］P15当然，所谓“第一”和“主要”，并不是要否认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而是为了提醒握有“枪杆子”的军队也要重视“宣传工作”。

“笔杆子”与 “枪杆子”并重思想，实质上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1927年以来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总结，它不仅在红四军中得以推行，也为其他各部红军所效仿，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例如，在1931年3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就下发命令，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普遍举办 《时事简报》，并对其编写方法做出规定， “由军政治部编成初稿，发往各师；各师政治部或政治委员加上当地新闻及本部活动消息，发往各团；各团政治委员又加上当地新闻及本团活动消息， 发往各连”。［4］P990“笔杆子”与“枪杆子”并重，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敌后建立长期的革命根据地，并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源源不断的支持，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国家战略决定宣传战略

从本质上讲，宣传是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的做法”，［5］P22这意味着，宣传者的目的和动机在宣传活动产生前就已经存在，“宣传者在发出信息以前就已经有想通过信息的作用使接受信息者理解、接受、赞同自己的观点、主张的动机和目的”。［6］P39所谓国家战略，从本质上讲是指政党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现代意义的政党乃是具有相当的持久的社会集合，它追求政府中的权力职位，显现联系政府的中心领袖与政治领域内(无论中央与地方)的大批跟随者之组织结构，以产生共同的观点或至少效忠的认同之符号”，［7］P89影响着包括宣传在内的其他一切政党活动；所谓宣传战略，是指由宣传者所制定的、具有全局性的方案，它规定了宣传活动在某一时期的主要原则、方针和政策，必然受到宣传者自身目的的影响。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逐渐认识到，党的宣传战略必须紧紧围绕着党的国家战略。例如，在1928年10月5日发表的《论口号的转变》一文中，刘少奇明确指出，“不根据形势来改变宣传口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我们每每因不能明确观察当时争斗的形势转变并据以转变我们的口号，所以发生了许多错误。大之如资产阶级叛变后代表我们许多错误政策的口号，小之如工厂及农村中许多或左或右的错误口号，都是因我们没有依争斗的形势来恰如其时地转变口号，发动争斗，以致脱离群众或使争斗紊乱、无力而溃散”，因此，“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在群众中是无力的，不起作用的，根本不能号召群众的”。［8］P10刘少奇在这里所讲的 “口号”就是 “党的宣传战略”，而“争斗实际”也就是 “党的国家战略”，因而，“口号根据争斗实际而转变”实际上意味着 “宣传战略要根据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变化”。1942年10月，毛泽东在 《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中明确提出，“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9］P98宣传的党性原则实质上就是要求宣传战略必须围绕着国家战略。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国家战略就是“革命立国”，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10］P1056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战略也必须以“革命”为中心。以“革命”为中心的宣传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主义的宣传，例如，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向导》，在其发刊词中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是钳制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对土地改革的宣传，例如，在1929年6月25日，中央宣传部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宣传土地政策的意义，“为肃清封建残余势力，领导广泛农民的土地革命，土地政纲的宣传，尤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是对统一战线的宣传，例如，在1938年6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中，指出宣传的重点应该强调“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以及“中共必须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P420-421、881、22-23以“革命”为中心的宣传战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夺取政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三、以政党和军队为主体的组织化宣传

“宣传战略”主要是回答“宣传什么”的问题，而“宣传机制”则主要是回答“如何宣传”的问题，根据信息传递的不同方式，可以将其分为人际宣传、组织化宣传和大众宣传。所谓组织化宣传，是指“某个组织凭借组织和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权力是信息得以被传递的动力，“组织传播是以组织系统自身固有的强制力为保证的，从传播内容到传者和受传者之间的关系，都要符合组织的一定规范，不同于两个人自由交谈这样的人际传播，愿意谈就谈，不愿意谈就走开，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组织传播不存在这样的自由”。［12］在组织化宣传中，信息组织内的传递效率要远远高于其在组织外的传递效率，因此，组织化宣传往往倾向于扩大组织的范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建立以政党和军队为主体的组织化宣传，其在信息的输入、转化和输出上具有非常独特的特征。

首先，从信息输入来看，以政党和军队为主体的组织化宣传具有“联邦主义”的特点，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在整个革命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都试图建立对地方宣传的绝对领导，这种集权化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四大原则的确立——指导、请示、审查和报告原则；然而，革命时期的军事割据阻碍了中央与地方的经常联络，使中央不能对地方的宣传工作予以经常和有效的指导，客观上使地方的宣传活动中具有非常大的自主性。地方宣传部门往往在宣传活动中出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特点。例如，1941年5月25日，中央在“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指出，各根据地存在“许多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这是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13］P236有关。

其次，从信息转化来看，以政党和军队为主体的组织化宣传坚持“受众本位”的原则，即信息转化应根据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是对于革命者和同盟，信息转化应以“动员”为主。例如，毛泽东就曾号召以树立典型的形式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日，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躯，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泛宣传”。二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间派，信息转化应以“积极争取”为主。例如，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中，毛泽东认为，“只拥护它（国民党）的真实进步和真实合理的东西；批评它的不彻底性，揭露它的两面性、虚伪性、冲破它的局限性；利用它的进步即合理的一面，以打击它的反动的错误的一面”。［14］P26、37三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信息转化应以“分化瓦解”为主。例如，在1928年对井冈山斗争进行总结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推广以“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为内容的“分化瓦解”策略，“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15］P67

最后，从信息输出来看，以政党和军队为主体的组织化宣传具有“弥散式”的特点，即信息输出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但却因战争的影响而无法开展有效的协作。一方面，在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信息输出主要以各级政党组织为基础，以党报、党刊、党校、党的广播以及各种报告为形式，积极对外宣传自己的理想、价值、政策和方针，这是由其“列宁式政党”的特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新开辟的敌后革命根据地，信息输出主要由军队组织来完成，这是因为只有军队才能将宣传扩大到敌占区，军队自身的武装可以为宣传提供保护，确保宣传能在敌占区内展开；而缺少武装保护的政党组织和其它团体，无法在敌占区内公开活动，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长期的宣传。

四、塑造政治认同

所谓政治认同，是指 “一定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体（个体或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政治价值观及政治权威人物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以及在政治生活中基于自身价值积极支持、参与政治体系的实践行为活动”。［15］宣传的目的就是为了塑造政治认同，“通过发出的信息的作用，尽量使信息接受者的心理甚至行为向着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变化亦即向着实现上述动机、达到上述目的的方向发展变化”，这是由宣传的本质所决定的， “信息发出者一定要有使信息接受者理解、接受、赞同、支持自己的观点、主张、思想、所作所为的动机和目的，否则就不能算宣传”。［17］P37换言之，如果无法实现信息接受者对信息发出者的认同，这样的信息传递也就不能被称为宣传。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明确指出，党在革命时期的宣传是为了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奠定基础。例如，在1925年2月通过的《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中，中央宣传部指出，宣传工作要深入全体党员和广大的工农群众，“本部对内应利用种种方法给与（原文如此）全体党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论的和实际的教育，对外应利用各种机会使我们的思想能切实深入一切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之中，尤其是工农阶级群众之中”，其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党获取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现时革命高潮之中，我们党的职任是吸引工人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群众，巩固并且发展我们党的势力于全国工人阶级之中，开始在乡村农民中工作，建筑党在农民群众的基础。必须（原文如此）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对于这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要实行这种重大的职任，我们的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18］P627、656毛泽东强调，宣传工作必须紧密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例如，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19］P830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宣传思想，使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宣传的意义、目的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宣传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宣传，为广大人民群众勾勒出未来国家的蓝图，并提供了一个解决全面危机的方案：一是宣传统一战线以实现社会秩序的重构，满足了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的需求；二是宣传民族主义以实现国家统一的再造，满足了社会成员对国家安全的需要；三是宣传土地改革以实现国民经济秩序的重建，满足了社会成员对经济安全的需要。“严密的组织网络使中共在日本与国民党的夹击中得以生存发展。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组织本身，而在于组织与那些解决农村问题的社会经济纲领之间的紧密联系。 ”［20］P279、286也正因为此，毛泽东宣传思想是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宣传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A］.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11］［13］［14］［18］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A］.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5］［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林之达.宣传科学研究纲要［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

［7］吕亚力.政治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

［8］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魏永征.关于组织转播［J］.新闻大学，1997，（3）.

［16］袁其波.政治认同的概念与特征初探［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7］林之达.宣传科学研究纲要［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

［20］［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