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燕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华北人民政府是在新中国诞生前夜的特定历史时期成立的，是在处于相对和平的重要战略区域——华北解放区建立的，是中共为新中国政权建设进行的一次成功实践。在这样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华北人民政府既有历史赋予它的时代特点又有自身的若干特点。

一、兼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双重功能的华北人民政府有别于同时期其他革命根据地政府

华北人民政府作为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期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之一，除具有与其他解放区民主政权一样的地方政府功能外，它还具有在经济、财政等方面统一管理其他解放区并在组织干部上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做准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积累经验的准中央人民政府的某些功能，具有中央人民政府雏形的特色。

华北人民政府在经济、财政等方面具有中央政府的某些职权。薄一波曾回忆说：“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1］P478这样的特殊使命让华北人民政府具有了更广泛的职权。在1949年4月16日召开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一次临时会议上，董必武指出：“华北人民政府的功能，过去本是具有中央和地方双重性的。这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形成的。实际上在经济、财经上也都起了它一定全国范围的作用。”［2］P13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由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将华北、华东（有人口四千三百万）和西北（有人口七百万）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于支援前线，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的上述两项工作也统一起来。”［3］P1345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华北人民政府在征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的基础上，于1948年11月2日发布了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银行为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本位货币、统一流通的命令，从而完成了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的统一。由此可见，实际上，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行使着统一领导暂时除东北和中原以外各解放区一切财政经济工作的相当中央政府的某些职权，这不仅对支援革命战争和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研究了解放区财政政策和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作好干部和组织准备，是华北人民政府所肩负的又一特殊职责。华北人民政府既要为建设新华北培养一支新式的干部队伍，还要为支援其他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的建立作好干部的准备工作。1949年1月29日华北局委员会通过的《华北目前形势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加强干部学校 （华大、军大、华干、职干等）的工作，进入平津后放手招生，准备接收两万五千至三万青年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后输送到南方去。各地应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继续举办区村干部党员的短期训练班，提高其阶级觉悟、文化水平及办事能力。中央所分配南下的一万七千干部要保证随时征调，并给以必要的思想和政策训练”［2］P210。 此外，“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的有关机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P478。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北平召开临时委员会议，商讨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并入中央人民政府等问题，其所属各市委也相继开会研究向中央人民政府移交工作等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政务院于10月25日举行了第二次政务会议，决定接管华北人民政府所辖的各省、市和所属的各部、会、院、行。1949年10月27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即将结束。……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各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2］P174。次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即向华北人民政府所属各单位发出通知：“本府定于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停止办公，华北各省、市人民政府自十一月一日起遵照改归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并迅即分别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有关机构进行接洽交接事宜。”［2］P17510月31日，举行了华北人民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移交工作的会议。至此，华北人民政府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此外，1948年6月15日创办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于1948年8月1日直接改为了中共中央的机关报。［4］P73中央人民政府除了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的各有关机构基础上建立起来外，其干部队伍很大一部分也是由华北人民政府直接过渡而来的。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华北人民政府政权功能的二重性，决定了它实际上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这是它不同于以往根据地政府尤其是同时期其他革命根据地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肩负支援战争重任的华北人民政府已突出了其组织生产建设的职能

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也决定政府的主要职能。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之时，解放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夺取全国性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为新中国的建立积极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这是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一项更重要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针对华北解放区已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重心业已开始从战争转向建设，各项工作逐步转到以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政府组织与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日益突出。

在1948年5月20日华北局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讲到，“毛主席提出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建立华北局同这个部署有联系。今后华北的方针是建设，它的工作带有全国意义。除非世界形势大变，美国进来，石家庄被占（这是不可能的），华北要长期建设，要搞计划，逐步走向正规化”［5］P3。 随着华北全境的日益解放，华北人民政府及时宣布取消战争勤务，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心生产建设。在农村，华北人民政府规定“老区继续开展土改与整党工作，但必须围绕生产运动去进行，新收复区应根据需要与可能进行土改，亦必须围绕发展生产去进行。一切工作均应力求节省民力，按照季节，不违农时”［2］P210。在城市建设中强调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努力发展工商业，并“采取切实扶助对国民生计有益的私人的以及合作社的工业措施，使它们与国营企业共同服务于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建设事业”［2］P117。华北人民政府还注意编制经济建设计划来加强政府对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在《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中规定，“华北党政各级领导机关，应拿出不少于六个月的时间，来组织、领导和扶助群众生产。为了进一步建设华北，从明年起，政府应编制较广泛、较长期的（比如两年）经济建设计划，包括发展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及有计划地帮助对国计民生有益的民族工商业，而以国营经济做领导，以便把华北范围内的整个国民经济逐步引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道路上去”［2］P118。特别是在1949年1月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迁驻北平办公之后，这种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更突出了。在接管平、津时薄一波就说到：“如果说过去的工作主要是破坏旧世界，今后则主要是建设一个新世界。”［5］P11为了履行经济建设的职能，华北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相关部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加以落实。1949年2月，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施政方针和财政预算。1949年7月召开的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详细规定了各项生产和建设的任务，提出应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恢复与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贸易、合作等事业。

三、华北人民政府具有由根据地游击式政府向新中国正规化政府演进的特征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于新中国诞生前夜这样一个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它的政府建设也具有由战争条件下的根据地游击式政府向和平建设条件下的正规化政府演进的特征。

董必武在就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一职时就指出：“这个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6］P314因此，华北人民政府在对两边区政府原有的工作法规、制度等做出统一规范并总结其合并后新的办公经验的基础上，于1948年11月18日颁布了《华北人民政府办事通则》。此通则共十九条，对政府主席、副主席、秘书厅及各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职责划分，政府的行文种类，各部门的工作会议、政务会议的召开乃至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办公等事项都作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这个通则的贯彻实施不仅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更是华北人民政府向正规化建设迈进的标志性文件。此外，华北人民政府还在实践中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和形势的发展，不断增设一些新的职能部门，同时撤销一些已经完成任务的机构，从而让政府职能部门的设置依据新的建设任务的需要做出应时性的调整。如为加强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教育，特在教育部内成立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1948年8月，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又将原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加以调整和扩充，改秘书室为秘书处、旧剧处为中国戏曲改进委员会，并添设艺术处与对外文化联络处。［7］这些规范化规章的制定执行及机构设置的应时性调整，既是华北人民政府日益走向正规化的表现，也为新中国的机构整编和精简工作积累了经验。

由此可见，华北人民政府的运作过程就是一个日益依照规范化的章程条例开展各项工作的过程。这既是它的一个鲜明特征，更是它由局部的根据地政权向新中国的全国性政权顺利过渡，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雏形的一个重要条件。

［1］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2］中共中央档案馆：《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4］邹锡明：《中共中央机构沿革实录（1921.7—1997.9）》，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6］《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7］《人民日报》，第二版，1948 年 11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