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曾国藩所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以下简称《劝学篇》）一文，乃晚清大吏兴学倡教之名篇。正是在曾氏的身体力行之下，直隶一地之学风、文风与士风为之一变。基于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的差异，晚近学人在考察此文时，多就其对北学重振的作用与意义加以研讨。历史研究自当重视文本分析，不过文本绝非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之文本，唯有结合相关的政学背景，内外打通，方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就曾氏《劝学篇》而言，通过梳理北学流衍过程、把握曾氏学术旨趣及辨析曾文内容大意，笔者认为，曾氏撰写《劝学篇》，名为振兴北学，意在扩张湘学，实有一番深意蕴含其间。

一、北学流衍

揆诸学界，历来存在以地域之别来命名、划分学术流派的传统，如称山东之学为“齐学”、“鲁学”，湖南之学为“湘学”，四川之学为“蜀学”。由此可见以地域命名学派在学界非常流行，几成通例。不过“北学”这一概念却颇为特殊。综观中国学术史，作为学术范畴的“北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史籍当在《隋书·儒林传》中：“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①这可视为北学的第一种含义，即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经学。北学的第二种含义泛指北方学术。从传统意义上讲，北方学术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内容涵盖诸子学、经学、理学、文学、佛学、道教、书法、美术、音乐、工艺等诸多学科。刘师培即从地域角度断定学分南北：“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就近代之学术观之，则北逊于南；而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盖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②北学的第三种含义，是特指以河北地区为核心的北方之学。清初孙奇逢命弟子魏一鳌和汤斌分别辑录《北学编》和《洛学编》，后来尹会一接续前贤，补撰《续北学编》和《续洛学编》，可见在他们看来，河北之学与河南之学互有差异，不可混淆。同时，孙、尹等人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如孙奇逢就指出：“余谓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人杰地灵，相需甚殷，亦后学之大幸也。居其乡，居其国，而不能尽友乡国之善，士何能进而友天下、友千古哉？”③将传承与扬播本土学术视为己任。尹会一认为总结北学有助于学术整体繁荣，故“余续订是编，在北言北，亦犹之乎在洛言洛，在关言关耳？至于学无南北，惟道是趋五事五伦，昭如大路，学者读是书而兴起，拔乎俗而不为，苟同志于道而不为，苟异千里百里犹若比肩而立者，孔曾思孟道而还，濂洛关闽其揆一也，畴得而歧之，视此为北方之学也哉。”④因而他们所言之“北”即河北地区，所倡扬之“北学”亦即河北一域的学术。

“北学”能独成一派，自然有其与众不同的学术特质。古今学人对北学的诸种特色多有谈及，其中以刘师培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在《幽蓟颜门学案序》中，刘把北学特质言简意赅地归纳为：

燕赵之地，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读高达夫《燕歌行》，振武之风，自昔已著。又地土墝瘠，民风重厚而朴质，故士之产其间者，率治趋实之学，与南学浮华无根者迥殊。⑤

虽短短一句，刘氏已由表及里将北学的三种特质道尽无遗，即在学术精神上崇尚慷慨节义，在学术风格上强调简朴厚重，在学术宗旨上追求经世致用。

北学虽非中国传统学术之主流，但一直颇为兴盛，涌现出如荀况、董仲舒、孔颖达、孙奇逢、颜元、李塨等学术大师。不过，学术发展自有其盛衰枯荣之规律，清初夏峰学派和颜李学派盛极一时之际，亦正是其学术即将日过中天之刻。康熙中叶后，河北的两座学术重镇便迅即衰落，归于沉寂。北学也由此一蹶不振。虽然，直隶籍的清廷重臣尹会一续撰《北学编》，力图挽回河北“正学之失传久矣”⑥的尴尬局面。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尹会一所辑的这部《续北学编》，于百余年后，居然“板久无存，吾乡鲜知有是书者”⑦。北学衰微之严重，实令人难以置信。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直隶地区纯为官方学术文化盘踞之地，其著名教学机构莲池书院亦仅是士子课习制艺之所，实无法与江浙、湖湘一带众多带有鲜明地域学术和主流学术色彩的书院相匹敌。

二、义理为首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他从改革莲池书院教学模式入手，以期振兴全省之文教事业，实开启直隶一地之学风、文风与士风转变之端绪。

到任当天，曾国藩便“至山长李铁梅处久坐”⑧,了解莲池书院相关情况。后曾同李来往颇密，这在其日记中多有记述：

（同治八年二月十二日）申正，至书院与山长李铁梅侍郎一谈。⑨

（三月初二日）中饭后，山长李铁梅来，谈半时许。⑩

（三月廿四日）午正二刻，请李铁梅山长便饭，久谈至申正三刻方散。⑪

（五月十六日）李铁梅来久谈。⑫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曾国藩对直隶学术生态甚为不满，其中有两件事对其触动颇大。一是该年五月十三日，书院照例进行馆课，孰料“诸生多不交卷，一哄而散”⑬。山长李铁梅因此萌生退意。二是五月二十五日，曾因对直隶公事生疏，“拟将《畿辅通志》细阅，旋将京师一卷阅毕。又阅田赋、河渠、盐政、兵制诸卷，均不甚了了，不知作者果未得要领乎？抑余不善阅乎？雍正间所修之志，至今情形亦多不合矣。”⑭经此二事，曾深感“此间士风稍陋”⑮，学术颓靡，必须采取措施，方能“渐挽薄俗，一宏雅道”⑯。于是昭示曾国藩改变直隶学风决心的《劝学篇》一文应运而生。⑰

以往学界就《劝学篇》的评论，关注点多集中于其对改变直隶学风上的指导意义，“《劝学篇》有本有表，做到了使乡土文化与曾国藩‘礼学’的有机结合，区域文化与时代趋势紧密联系，符合近代文化的转型与发展规律，也契合当时直隶的文化发展轨迹，甫一发表就深深影响到了莲池书院诸生的治学道路；其散文方面也深受湘乡派的影响，在全省范围内产生了更加重大的反响，原有沉闷枯燥的空气迅速消退，北学的发展面貌从此焕然一新。”⑱这当为曾撰此文的必有之义，不过若从不同地域之学渗透与改化当地之学的角度考察，或可揭示出曾文另一层深蕴之所在。

曾文开篇就言及“人才随士风为转移”⑲。具体到直隶一域，曾认为北学中慷慨豪侠之风殊为难得，“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憨、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士风，殆不诬与？”⑳该种豪侠品质，在曾看来并不悖于圣贤之道，且有几个方面与之相通：

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播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较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㉑

走笔至此，曾对侠者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论述已隐约触及北学最核心的经世传统。因为河北学人对事功的追求历来是重外王践履，轻内圣修养的。所谓侠者，恰恰是这种传统的一种较为极端的体现。曾国藩对此精神似并不排斥，“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㉒

不过当涉及如何致力于学术时，曾所列门类可谓正好戳中北学之软肋：

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㉓

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回溯北学之特质，前三者皆非其所长。而反观曾国藩所秉承的湘学背景，义理却是其治学之首务。曾亦是沿着湖湘学风传统，对义理与辞章二者之关系详加推阐：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现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充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曰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易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㉔

既然人生精力有限，为学则须择其要者，去其枝节，义理之学当为最急。因为它切于身心，关乎伦纪，且对经济之学亦有重要指导意义，故“经济该乎其中矣”。易言之，义理为体，经济为用，义理统摄经济，经济从属义理。按照曾之构思，经世之学对于理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一方面可以改造原本略显虚悬不实的理学，使其具有指导现实、服务现实的实践特性；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又当奉理学为宗，对于现实社会的实践与指导始终不能逾越理学规则之范囿，其实于无形中又抬高了理学的学术与社会地位。在直隶地区加强理学研修，曾氏之意，于此再明白不过。

三、另有深蕴

那曾国藩如此强调义理之学的重要性，其意图何在？众所周知，曾乃近代湘学的典型代表，湘学之特色即在于“没有因热心谈论‘性与天道’而流于空谈，没有因追求内圣品德而忽视外王事功，而是注重‘体用合一，未尝偏也’，力求保持内圣和外王、道德与政治的统一。”㉕曾国藩督直之时，正是北学最为窳败不堪之际。直隶“今则遗风邈然，而淫乱灭伦之案层见叠出，人才日少，风俗日薄，所关匪浅。”㉖是故兴学重教当是身为总督的急需所办之事。作为中兴名臣，曾国藩之所以军功卓著，除却一流的个人素质外，浸润其多年的湖湘文化亦被时人归为要因之一。故当曾面对北学不振的局面，来源于内心的地域文化优越感促使其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与文化资源来扩张湘学的学术版图，毕竟较之于学术繁盛的江浙、岭南一带，直隶相对的学术真空也恰为曾国藩引入湘学、改化北学提供了必要时机。同时曾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悉心考察北学大概后，敏锐发觉虽然湘学与北学在诸多方面主张互异，但就在追求经世致用方面，有着共同的特质。所以他于文中花费一定篇幅对北学的豪侠精神做一铺叙，其目的或许便是为沟通两派学说搭建桥梁。当然，曾之最终意图依旧是纳经济于义理之中，擢湘学至北学之上：

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喜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牖，而忧节慨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子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㉗

综上可知，曾国藩撰写《劝学篇》一文，采取二路并进的方式，一是振兴直隶文教事业；二是秉持湘学精神，结合北学传统，改化直隶学风、文风与士风。他虽未于文中将该目的点明，但揆诸其言论，这层深蕴依然迹迹可循。而他于文末所期望出现的情形，“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植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治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土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㉘，正是湘学渗透后的结果。

四、后人乘凉

曾国藩虽自称《劝学篇》一文颇为“芜浅，殊不足观”㉙,但其所蕴含的扩张湘学的深意不当忽视。是文公布后，曾国藩便开始物色合适的山长人选，㉚其标准是“书院山长必以时文、诗、赋为主，至于一省之中必有经师、人师名实相副者一二人，处以宾友之礼，使后进观感兴起，似亦疆吏培养人才之职。”㉛不过此等人才诚不易得，最终曾国藩只得退而求其次，聘同年王振纲出任山长一职。对于王之学行，曾氏在致倭仁的信中评道：

书院一席，迄未得满意之选。现闻有在籍绅士王振纲系侍戊戌同年，人品高洁，通籍以后遂乞假归养，恬于荣利。数十年来教授乡里，从游颇众，讲授时文、帖括之学，当可胜任。至若淹贯经史，研究性理，则恐有所不逮。不得已求其次，则此其选矣。㉜

可见振兴直隶文教，改化北学风貌，绝非一日之功，无怪乎曾氏有“风气朴陋，虽欲稍加宏奖，卒难期虎气之遽腾，豹文之骤变。自愧学术浅薄，不足以资感召”㉝之慨叹。加之曾国藩于直隶任期短暂，是故《劝学篇》中的规划便留待其弟子们去完成。

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诸辈亦不负恩师厚望，赓续其理学经世之遗志，以桐城古文为载体，融传统文化与近代新学于一炉，使得北学呈现出南北兼具、中西融汇的独特风貌。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通过几代学人前后相继的教化启迪之功，“燕赵儒风为之一变”，一批青年俊彦奔涌而出，遍布直隶地区，吴闿生对这一盛况有过详细描述：

呜呼！一代风俗之盛衰，夫岂一日之故哉？当前清同治中，曾文正、李文忠先后来督畿甸，咸殷然有振兴文教之意，其时先大夫实刺深州，修孔庙，兴乐舞，括义学废田，大开书院，州人士忻忻向化，如百谷之沐膏雨焉。武强贺松坡先生涛、安平阎鹤泉太史志廉崛起于此。……于是教化大行，一时风气为之转移。盖河北自古敦尚质朴，学术人文视东南不逮远甚，自廉卿先生来莲池，士始知有学问。先公继之，日以高文典册磨砺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要之，近五十年间，北方风化之转移，人文之勃兴，自先公知深冀、守天津，启其端，及莲池十载而极其大成，驯致有后来今日之盛，此天下所共见也。㉞

晚清北学之兴盛是否真如吴闿生所言能够令“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可暂且不论。至少后起的这批河北籍学人“亦各乘时有所建树，或仕宦有声绩，或客游各省佐行新政，或用新学开导乡里，或游学外国归而提倡风气，或以鸿儒硕彦为后生所依归。凡先公当时所奖识拔擢，一皆崭然有以自见，无一人寥寂无所闻者。颠覆帝制，建立民国，多与有力焉。国体既更，诸君大抵居议院为代议士，或绸缪政学，驰聘用力于上下，而后进之士熏陶渐染，闻风继起者多至不可胜数。”㉟他们的确在日后的直隶乃至全国的政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可视为曾氏兴学与改化之成果。据此再回首品读《劝学篇》一文，除却扩张湘学的深蕴外，其间似又平添了一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