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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文人的闲适情趣

2011-08-15俞香云

文艺评论 2011年12期
关键词:袁宏道世俗文人

俞香云

中国古代文人追求闲适情趣自庄子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其中有几个典型的阶段,分别是庄子的闲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的闲适,以白居易和苏轼为代表的唐宋文人的闲适以及晚明文人的闲适。晚明文人群体性追求闲适情趣,在当时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他们的闲适情趣体现在生活和艺术两个方面。在生活上追求隐居闲逸、游赏山水、美食养生及参禅得趣;在艺术上追求以文自娱、艺术品鉴、建造园林等等。与前代文人不同的是,晚明文人的闲适情趣很有时代特点,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特点。这些特点是晚明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

一、世俗化

中国古代追求闲适的文人向来自鸣清高,以超尘脱俗为尚,以混迹世俗为耻。庄子的闲适思想是对世俗世界的绝对超越,陶渊明的闲适是远离世俗,走进田园。白居易比较注重物质生活的享受,但与世俗社会还有较大距离。苏轼的闲适比较高雅,随缘任运,追求世俗之外的精神超越。但晚明文人不同,他们不离世俗,在世俗生活中享受闲适的情趣。

首先,认同世俗文化,对于俗的观念有新的理解。晚明文人积极参与世俗的享乐,认为俗与不俗不应以是否离开世俗为标准,而应以是否出自真情真性为标准。晚明文人认为食色之人出自真情真性,并不俗;而虚伪做作的伪道学、乡愿之人才真正是俗人。袁宏道批评伪道学是“浮泛不切,依凭古人之式样,取润贤圣之余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为此乃孔门之优孟,衣冠之盗贼,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①,奉劝那些浅薄的“学道人”,不要自视甚高,应该“打倒自家身子,安心与世俗人一样”。晚明文人的世俗观念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带有很浓的启蒙主义色彩。

其次,不离世俗社会,很注重享受世俗生活。隐逸之风在晚明文人中很盛行,很多文人选择归隐,自号为“山人”。明代山人出现于嘉靖初期,至万历间达到极盛。但这些所谓的“山人”并不隐居于山,而是绝大多数混迹于世俗。时人指责道:“今称山人者,都不在山,当称遥授山人。”②以晚明大山人陈继儒为例,他是晚明山人的领袖,曾结庐于小昆山,但他经常出入官宦之家。当时有人写诗嘲讽他说:“翩翩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山人游于名门富室,被称为“打秋风”。张岱六岁时随祖父游杭州,遇到陈继儒。陈继儒想考考小张岱,就出了一幅上联让他对,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对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③连小孩都知道,可见山人打秋风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晚明山人:“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甚至“接迹如市人”④。明代民歌集《挂枝儿·谑部·山人》描写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带方巾称治民,到处(去)投刺。”⑤晚明山人极少闭门索居,多游历名山大川,交游于官宦缙绅。

晚明文人的人生观是恋世、适世和娱世的。袁中道说:“若夫世乐可得,即享世间之乐,世乐不可得,因寻世外之乐。”⑥袁宏道说世间有四种人,即玩世、出世、谐世和适世。“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也,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心窃慕之。”⑦适世者,学佛,受不了佛家的清规戒律,学儒,不务实务,这种人奇怪而可恨,但非常自由。选择这条路的人不只是袁宏道,他只不过勇敢地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晚明文人大多选择了这条路。适世者追求所谓“自适”的生活,就是不离世俗,“于世无所忤违”,适合自己的舒适的生活。

第三,提倡俗文学,在审美上追求来自民间的真趣。袁宏道多次赞赏俗文学:“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⑧;“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情。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⑨;“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擘破玉》为诗,故足乐也”⑩。袁宏道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⑪他认为《金瓶梅》是“云霞满纸”,比枚乘的《七发》还好。《金瓶梅》在晚明文人中被争相传阅。

晚明文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世俗化。世俗化在士林中成为一种时尚,受到当时人的指责:“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为迂为疏为腐。于是一入仕途,则相师相访,以求入乎俗而已,如相率饮狂泉,亦可悲矣!”⑫过去以脱俗为高雅,今日则认为迂腐疏阔;过去以入俗为鄙陋,今日则认为时尚。文人雅士向世俗生活靠拢,意味着肯定现世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承认普通人追求人间幸福生活的合理性,意味着对旧礼教、旧观念、旧传统的背叛,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启蒙思想。

二、娱乐化

求乐是晚明文人的主要心理之一。王阳明的学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说:“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⑬对感性追求和原生本然本能的满足,正好契合晚明文人的心理趋向。晚明文人大多以乐为要务,追求身心的完全放松,游山玩水,沉湎声色,喜欢谐谑。袁中道说:“若夫世乐可得,即享世间之乐;世乐必不可得,因寻世外之乐”。⑭屠隆任青浦县令时饮酒赋诗,以仙令自诩,罢官后纵情诗酒,卖文为生,每在剧场阑入群优中作技。⑮袁于令少年时因与人争妓,竟至除名学籍,任荆州太守时,府中惟闻棋声、曲声、牌声,后年逾七旬,还喜谈闺中事。⑯

袁宏道提出了著名的五种“真乐”:“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馀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⑰袁宏道的五“真乐”中充满了金钱美女、美食美货,可谓极尽淫乐欲望之极,同时又不乏精神追求,有读好书、长识见的雅趣。

晚明文人热衷游山水,寻求山水之乐,成了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屠隆罢官后,遨游吴越间,啸傲赋诗,晚年出旴江,登武夷,穷八闽之胜。陈继儒自称:“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认为大自然的景观使人心胸开阔,忘却烦恼,⑱甚至说“每欲敕断家事,一了名山之缘”⑲。袁中道自称“人皆有一癖,我癖在冶游”⑳。钟惺曾引述其师雷何思的话,说:“人生第一乐是朋友,第二乐是山水。”㉑在居丧期间仍游山玩水。邹迪光谈到自己的喜好时说:“余故孱弱,少所济胜,不能游,而独好游。”㉒宋懋澄有山水之癖,称自己是“宜山宜水一道人”,“平生雅好游,兴之所至,辄竟千里,虽于陆风雨,于水波涛,靡间昼夜”㉓。王思任曾说自己“爱山水,怕官府”㉔,一生游历过桐庐、山阴、兴平(陕西)、当涂(安徽)、扬州、南京、杭州、太原、镇江、青浦、苏州、诸暨、松江、江州等多个地方。张岱自述生平,“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㉕,并叙述了与友人结社游山时的乐趣,“幸生胜地鞋靸,间饶有山川;喜作闲人,酒席间只谈风月。野航恰受,不逾两三;便榼随行,各携一二。僧上凫下,觞止茗生。谈笑杂以诙谐,陶写赖此丝竹。兴来即出,可趁樵风;日暮辄归,不因剡雪”㉖。李流芳罢官后,遍游了吴、越、齐、鲁诸名山。晚明文人黄省曾,自号“五岳山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京应科考时,正巧碰到友人田汝成谈到西湖之胜,黄省曾便激动地去游览数日不应考。田汝成便戏之曰:“子诚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顾功名,可谓山兴。”㉗

晚明文人还结社娱乐,成立斗鸡社、丝社、饮食社、噱社等等。张岱的小品文记载了《斗鸡社》、《噱社》和《丝社》,“天启壬戌间好斗鸡,设斗鸡社于龙山下,仿王勃《斗鸡檄》,檄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携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与余博,余鸡屡胜之”㉘;“仲叔善诙谐,在京师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辈结‘噱社’。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㉙。晚明文人喜欢谐谑。王利器编的《历代笑话集》收录了75种笑话集,晚明占了近一半,如赵南星的《笑赞》、江盈科的《雪涛谐史》和《雪涛小说》,刘元卿的《应谐录》,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笑府》、《广笑府》、《智囊》。广泛集结笑话,反映了晚明谐谑风气的盛行。

三、人性化

晚明文人崇尚个性、率真,追求自由,尊重人的合理的物质需求,承认贪生怕死、好色好货是人之本性。

首先,尊重个性。受泰州学派影响的晚明文人都很有个性。罗汝芳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㉚。袁宏道说:“凤凰不与凡鸟共巢,麒麟不共凡马同枥。大丈夫当独来独往,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㉛晚明文人张扬个性,任情纵性,要求尊重人的天性,一切顺其自然,反对以外力强行加以干预和束缚,提倡个性解放。这一点受到魏晋名士风度的影响。

其次,推崇真性情,强调人性本真。泰州学派的传人颜钧说:“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其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閼之。”㉜袁宏道也指出贪生怕死、好色好货是人之本性。“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其事不同,其贪生畏死之心一也。独庸夫俗子,耽心势利,不信眼前有死。而一种腐儒,为道理所锢,亦云:‘死即死耳,何畏之有!’此其人皆庸下之极,无足言者。夫蒙庄达士,寄喻于藏山;尼父圣人,兴叹于逝水。死如不可畏,圣贤亦何贵于闻道哉?”㉝指出怕死是文人常有的,说不怕死是腐儒。由于感叹生命之短暂而寻求精神寄托和不朽,这也可以见出文人闲适的原因,因为深知生命之短暂,于是会更关注生命本身,享受生活,追求生活的质量。

晚明文人特别讲究美食、养生。美食、养生的著作很多,如高濂的《遵生八笺》、李渔的《闲情偶寄·饮馔部》、陆容的《菽园杂记》、杨慎的《升庵外集·饮食部》等等。《遵生八笺》是晚明最著名的养生著作,问世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其中《饮馔服食笺》包括序古绪论、茶泉类、汤品类、熟水类、粥糜类、粉面类、脯鲊类、家蔬类、野蔬类、酿造类、甜食类、法制药品类、神秘服食方类及治食有方专论,共12类253方。晚明文人好美食,在小品文中有很多记载。张岱的小品文中记载了许多美食,比如《方物》一文,“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㉞方物就是地方特产,此文中记载了北京、山东、福建、江西、山西、苏州、嘉兴、南京、杭州、萧山、诸暨、台州、东阳、山阴等地的特产。张岱还有《咏方物》诗36首,每首各咏一物。其祖父张汝霖在杭州组织了“饮食社”,招集文人士大夫研究美食,著有《饕史》。张岱据此删正补充,著有《老饕集》。李渔嗜好吃蟹,“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渺而言之,独于蟹鳌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容之。此一事一物也者,在我则为饮食中之痴情,在彼则为天地间之怪物矣。予嗜此一生,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自初出之日始,至告竣之日止,未尝虚负一夕,缺陷一时。同人知予癖蟹,招者饷者,皆于此日,予因呼九月十月为蟹秋。虑其易尽而难继,又命家人涤瓮酿酒以备糟之醉之之用。”㉟嗜蟹如嗜命,可见其对美味的追求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除了美食之外,晚明文人尤其注重饮酒和品茶,并著有很多此类书籍。茶书有朱权的《茶谱》、屠隆的《茶说》、陆树声的《茶寮记》、夏树芳的《茶董》,屠本畯的《茶笈》,许次纾的《茶疏》,万邦宁的《茗史》,田艺衡的《煮茶小品》等。酒书有冯时化的《酒史》、袁宏道的《觞政》等。除了这些专书外,在晚明的小品文中也有很多品茶饮酒的内容。晚明文人还特别讲究茶具、煮茶的方法,茶水的选用以及饮茶的环境等。

晚明文人在重视精神闲适自由的同时,也重视物质需求和生理需求的满足。孔子所赞赏的一箪食、一瓢饮,处陋巷的生活,庄子的贫困生活,陶渊明的贫困生活,晚明文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张岱在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时,面对“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的生活无限感慨,只能在对往日享乐生活的追忆中度日。晚明文人既要物质,又要精神;既要超越,又要享乐。晚明文人认为合理的物质需求和生理需求是人的天性。王艮说“百姓日用即道”㊱,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㊲,都把人的物质需求摆在第一位。因此晚明文人的闲适情趣中不仅有精神追求,还有吃喝玩乐,对美食、美色的嗜好,对爱情的向往等等。

晚明文人的闲适情趣与前代相比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的闲适情趣更具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前代文人的闲适,伴随着追求“清”的人格理想,强调精神上的超越与自由,对人的合理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求并不重视,逃避甚至鄙视世俗生活。庄子的闲适思想主张人不能被物役,不能被束缚和扭曲,还原人自由自在的天性,强调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超越世俗的一切,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庄子、陶渊明等都过着很清贫的生活。庄子宁做泥中龟,垂钓于濮水不做官;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苏轼则旷达洒脱、随缘任运。但是晚明文人的闲适不追求“清”的人格理想,不离开世俗社会,注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晚明文人闲适情趣的这些特点,跟晚明的经济和社会风尚,理学衰微,狂禅思想兴盛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时代赋予的特点,是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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