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艳娜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编纂，共36门，反映了作者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在《世说新语》一书中专门辟有“容止”一门，记录了魏晋士人卓然不群的潇洒风姿。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士人像魏晋名士这样如此看重个人人格的外形之美。“美姿容”、“好神情”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也亦成为那个时代品评人物的标准。

我们知道，儒家虽然也将仪容之美作为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所要求的仪容是同伦理道德、政治礼法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魏晋时期，士人们将眼光由外在世界转向了内在的自我，开始注重实现个体自我的价值，同时这个时代的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残缺不全的，在他们看来，实现个体自我价值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即为对个体仪容之美的追求，所以，个人的仪形之美也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一种标准。当然，对人物的品题之风还应追溯到汉代。

汉代，统治者通过“察举”和“征辟”两种方法选拔官吏，以对人物的德行才能的考察评议为依据。但到了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宦官、外戚轮流执政，公正地品评或舆论的“清议”运动发展起来了。同时，在这种“清议”运动的压力下，当时政府对官吏的任用常常征询在士林中有威望的名士的意见，“人物品鉴遂极为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朝廷以名为治，士风亦竟以名为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名之法度。”[2]此时士人们的思想也由两汉时对圣贤的崇拜转化为东汉末年对名士的崇拜，余英时先生称之为“群体的自觉”，是以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人格追求，作为自己的人格美准则，而并非个体性的，以自我生命、仪容、真情、气质等为中心的自觉。伴随着“清议”运动，士人们同外戚、宦官的斗争也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尖锐，最终导致了所谓的“党锢之祸”。当时士大夫“清议”的标准，也是以儒家所标榜的功德品行为首要。到了曹魏统治时期，曹操提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用人唯才”的统治策略（《三国志·魏志·武帝记》），使伴随着“清议”运动而兴起的人物品藻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刘劭《人物志》的应运而生，曹丕《典论·论文》中“文气说”的提出，从此，中国进入了“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的时代。尤其是刘劭，他论人的本质，深入到了人的个体性领域。他认为，人的个性气质，通过声色容貌、谈吐风姿体现出来：“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刘劭《人物志》）人物品鉴就是要善于通过外貌观察、识别其内心世界。为此，他提出“九征”之说，即从人的神、精、励、骨、气、色、仪、容、言九个方面去观察人物的内在智能、德行、情感、个性：“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伏在于言。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纯粹之德也。”（刘劭《人物志》）他认为，人并不是除了“孝悌”、“明经”之类抽象的概念外别无他物的存在体，而是一个有鲜明的个性气质、才智情感和有独特容貌风姿的社会存在物。九质之征为魏晋时期的人格美塑造既重视人的内在智慧和情性，也欣赏人的外在风骨和仪容的风尚提供了思想资源，但在刘劭所生活的建安、时人最为推崇的是诸如周公、张良、韩信为其人格理想的雄武壮烈的英雄人格，而“质心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人物志·材理》）自然人格并不多见。

而到了正始时代，由于急剧动荡的时局变化，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残酷杀戮，社会上一片恐慌，士人们普遍产生了强烈的忧惧意识以及如何能够“全身远祸”的忧生之感，其人格理想亦从两汉时期对圣人的崇拜转变为追求一种以逍遥遨游、超世独步的“大人先生”、“宏达先生”为其人格理想的风神潇洒的人格美，同时带有思想解放性的魏晋玄学这一崭新的价值理性体系产生了。而此时对人物的品评亦发生了不同于两汉的变化，由汉代的重人物的道德品行、经学成就的品鉴、曹魏初期重人物的才性的品鉴变为重人物外在风姿神貌、才藻个性的品鉴，与此同时，品人之题目亦完全不同于汉代的直接的道德评价，而是较多地运用具体可感的自然景物来形象地比喻人物、充满激情地赞赏人物：“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沃渫而扬泼，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说新语·言语》）“王公目太尉：‘言言清峙，壁立千仞。’”（《世说新语·赏誉》）难怪宗白华会说晋人崇尚“人格的唯美主义”，“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和精神的美”，这也是魏晋士人的人格魅力所在。

由于社会的动荡、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其人格追求亦从两汉外向型、事功型的社会人格转化为内守型、超越型的自然人格。魏晋士人普遍追求一种女性化的阴柔美，时人公认的美男子、玄学领袖魏人何晏：“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魏略》）“区别臧否，瞻形得神”（《抱朴子卷二十一》）。魏晋人不仅“美姿容”，而且“好神情”，不仅看重外在美，更注重内在的风姿神韵、超凡脱俗的气质美。在某种程度上，气质甚于容貌：“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到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世说新语·容止》）“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

然而，魏晋时代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表面上“好神情”、“美姿容”的魏晋士人，内心却埋藏着深沉的悲哀。时代的悲剧酿成了士人的悲剧，从整体上来说，魏晋士人的人格是一种悲剧性发生。这毕竟是一个充满杀戮的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身为文人士大夫的魏晋士人尚且难逃统治阶级的疯狂杀戮而造成的死亡，更何况一般平民百姓。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乱世，长年的战乱征讨，使得当时的社会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这是对乱世死亡现象的经典描述。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难怪何平叔会担忧地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一个生命意识高度自觉的时代，生的焦虑与死的恐惧时时煎熬着魏晋士人。面对如此多的死亡，我们又不得不奇怪为什么在专门记录魏晋士人言行的《世说新语》一书中，作者会专门辟有“品藻”、“赏誉”、“识鉴”、“容止”等诸多品评专篇，向我们展示了魏晋士人“美姿容”、“好神情”的对外部美的追求，而实质上在他们内心深处则有着太多的徘徊与犹豫，究竟是出世还是入世、是崇礼还是悖礼、是奉儒还是奉道、是坚持道家的高尚人格还是降志辱身、惶惶然奔走于权门……这些潜伏于魏晋士人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和其表面上的风神卓约、潇洒风流形成强大的反差，也正是魏晋士人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魏晋士人独特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