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勇

(重庆三峡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4100)

一、引 言

金融危机导致全国2010年2 500万农民工失业，而紧接其后却是“用工荒”，学者们对于短时间内出现“失业”到“缺工”的逆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1］。众所周知的是，1999年以来60%的世界贸易量和FDI总量的70%都是由小部分的工业国家所主导的［2］，因此，本文试图从FDI在东道国的组织方式如何决定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来解释这一问题。从收集的文献来看，研究结果还存有明显分歧。例如，针对既有文献仅关注FDI是恶化还是改善东道国“贸易价格条件”的片面性，杨勇曾试图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整合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FDI、发展模式与东道国TFP变化动态之间的联系［3］。其实，“贸易条件”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实际变动［4］，其原因是忽略了外资企业本身的生产率对外资企业组织形式(出口或FDI)的决定作用。例如，Helpman等提出，假如是为了节约贸易成本，较高生产率的外资企业就会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5］，Head和Ries还发现，假如是为了获取生产成本优势，较高生产率的外资企业是否采用直接投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则是不确定的［6］。而刘渝林使用“福利条件”代替“贸易条件”作为东道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在委托—代理框架中建立了一个防范“贫困化增长”的FDI甄别模型，后来她又将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分为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7］。就东道国引资动机、外资性质与东道国技术创新关系进行研究的还有成力为和杨勇等［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