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视域下邓小平行政思想的三重向度

2011-07-01王强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2期

关键词：对话

王强

摘要：任何思想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对话沟通”的产物，邓小平行政思想也不例外。以“对话”范式为研究视角，认为邓小平行政思想涵摄三重向度：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的“返本”与“开新”；二是对当代西方行政理论的“借鉴”与“超越”；三是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批判”与“吸取”，通过“对话沟通”达到视域交融，实现体制重构，彰显中国特色。

关键词：对话；邓小平行政思想；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当代西方行政理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1-0129-05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开启者，在长期行政实践中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行政思想。邓小平行政思想从来都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发展”的而不是“凝滞”的，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的基本精神，又借鉴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还弘扬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返本开新、洋为中用、故为今用，建构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对话”使然，“沟通”所致，邓小平行政思想也不例外。“对话”作为与“独白”相对持的新型思维范式，已经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路径，因为它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从工具理性向沟通理性的转变，正基于此，本文拟以“对话”范式为研究视角，对邓小平行政思想予以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返本”与“开新”：邓小平行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的对话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行政管理，并把它作为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思想的核心问题。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提出了：“行政管理是国家的组织活动”的命题。列宁亲自领导和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提出“管理俄国”的要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管理设计了一系列原则规范。在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并没有悬置与远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是“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在“返本”的基础上邓小平更加注重“开新”，将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重构中国特色的行政理论。面对现代化初期中国行政管理存在的低效、无序、集权等不良现象，邓小平既强调效率、规范等工具理性的重要性，又强调民主、廉洁等价值理性的作用，从而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

第一，效率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效率是衡量行政体制和机构优劣与否、科学与否的综合标准，是政府管理的共性一般。列宁认为政府组织如果不能高效率地工作，“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效率是经济发展对政府管理的外在压力，也是政府结构功能分化过程中的内在追求，为此邓小平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提高效率首先需要通过结构功能分化的方法，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体系”。针对“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越位现象，邓小平强调通过精简机构和体制改革进行一场“革命”，实现“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向；针对行政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老化现象，邓小平强调“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实现单一的“政治标准”向政治和能力相统一的“四化标准”转向；针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低效现象，邓小平强调“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方法”，实现“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向。

第二，科学是行政现代化的现实维度。管理是人类的古老活动，马克思曾形象的将管理者比喻为乐队的指挥、战场的将军。列宁认为，泰罗制是资产阶级剥削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这种一般管理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政府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政府所用。邓小平强调“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也是一种技术”，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其间，他对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其治党治国的管理实践中，始终贯穿着科学的行政精神。科学行政首先需要规范政府职能，为此邓小平在坚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强调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从而实现政治职能为主向经济职能为主转向；决策是管理的重要内容，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决定着现代化历程，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作出了典范，“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经济特区”的设立都是决策科学化的体现；责任政府是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重要表征，为此邓小平强调通过制度建设，规范行政行为，理顺行政关系，实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价值目标。

第三，民主是行政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其主要途径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列宁则指出：“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为此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实行了选举制、罢免制和监督制等民主制度。民主是邓小平行政思想的价值目标，他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为此要通过“党政分开”，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系统；通过“政府向企业放权”“企业向职工放权”，调动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通过“权力下放”，调动基层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人民国家人民管”的主权在民原则。

第四，廉洁是行政现代化的德性追求。廉洁是现代化对政府的外在诉求，也是行政现代化的现实表征。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而且“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报酬”，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腐败产生，推进廉政建设。列宁在政府管理实践中提出要“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就必须不断铲除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实行检查和监督等。邓小平始终关注廉政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指出：“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为此邓小平首先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廉政建设“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其次采取多元化的监督体系，加强党、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认为“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再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执政理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建设廉洁政府。

邓小平行政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特征，它不是以范畴化的概念为“鹄的”，而是以实在化的实践为旨归，通过“躬行践履”“行下关切”来推动行政变革。为此，邓小平在朝向马克思主义事实本身的前提下，将注意力从“理论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文本依赖”转向“实践诠释”，注重从中国

的实际“情境”出发，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的发展。

二、“借鉴”与“超越”——邓小平行政思想与当代西方行政理论的对话

邓小平长期从事党、政、军的高层管理工作，这是他具有丰富经验和杰出领导才能的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具有一般高层领导人所不多有的特殊经历，这就是他旅法留苏、访美、访日、访欧的广泛国外生活经历，这使得他能够放眼看世界，“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发出了“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号召。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通过学习先进、借鉴外国，使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包括行政管理成就能够为我所用，从而增强中国行政管理的科学性。

第一，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官员的任期制，废除领导岗位终身制。西方各国内阁每届都有一定期限，而且主要领导人任期不能超过两届，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个人专权。建国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领导岗位终身制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对此邓小平强调：“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看来，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同年《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4年10月，就干部年轻化问题，邓小平再次指出：“这一点，我们要学发达国家。……好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邓小平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5年，他主动从行政管理一线退下来，不再从事具体行政事务，这对建立合乎理性的领导干部交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借鉴西方国家规范化的制度优势，克服人治化倾向。制度是理性的重要载体，“无规则即是无理性”，在西方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制度”都是一个重要范畴，美国政治学家萨廖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认为：制度是“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s c.North)则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罗尔斯(JohnBordley Rawls)将“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阿尔蒙德(Almond，Gabriel Abraham)认为“政治制度是一个社会用来系统表达和贯彻其共同目标的各种安排的重要部分”。针对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的客观现实，邓小平强调：“制度问题是带用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为此他总是“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通过“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三，借鉴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西方公务员制度建立在两党制基础之上，其将政府工作人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事务官”不与政党共进退，通过公开考试、严格考核、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这主要是为防止两党轮流执政而导致政府管理中断，但客观上也造就了许多优秀政府管理者。邓小平善于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人事管理制度和有益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人事制度。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谈到干部应能上能下时就说：“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1979年11月，在谈到“认真选拔接班人”时，邓小平说：资本主义“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1980年3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在邓小平干部人事制度思想的指导下，1988年，国务院成立人事部，主要负责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产生，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5年4月27日)，国家公务员制度法制化。

第四，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实行科教兴国战略。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为先导的新科学群，以微电子技术、信息通讯技术、材料工程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群，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在西方科技革命勃兴的同时，中国科学、教育却因为“文革”而遭受空前浩劫，建国后经过努力与世界其他国家科学、教育、文化水平之间缩小的差距又被逐渐的拉大。邓小平以戰略家的眼光，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科学和教育如影随形，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搞上去了”，就有“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正是基于这样的考略，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随即要求主管科教方面的工作，恢复高考、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推动教育和科学战线拨乱反正，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源。

当然，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管理模式，为此“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在学习外来文化的时候，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受资本主义腐蚀”。

三、“批判”与“吸取”——邓小平行政思想与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对话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很早就形成了体系严密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行政思想，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但是传统行政在观念上普遍存在重人治轻法治、重集权轻分权、重管制轻服务的官本位思想，对此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邓小平在对封建传统进行批判的同时，又对其合理因素进行了吸取和改铸，其思想自觉不自觉的内含有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基因。正如俄罗斯学者杰柳辛所认为的：邓小平遵循管子的“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的富国富民；遵循儒家思想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传统说教，实现了公共富裕与避免两极分化的统一。

第一，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含有“重民、贵民、保民、养民”的元素。邓小平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进行批判的继承，在“民权”“民主”“民富”等方面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以至于国内不少学者把邓小平思想看作是一种民本思想。但是邓小平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语境是不同的，其一，邓小平民本思想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为民做主”。邓小平强调人民民主，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管理者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与卢梭主权在民思想是内在一致的。其二，邓小平的民本思想是“平等和谐关系”而不是“森严等级制度”。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家长制作风和小团体主义，指出：“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逢迎，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判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其三，邓小平民本思想是“人民利益至上”而不是“官吏利益至上”。邓小平强调人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财富的享有者，为此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经历“温饱”“小康”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显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民”“养民”的扬弃。

第二，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传统儒家学者们将大同和小康社会作为政治追求的理想目标，在《礼记》中描绘了“大同社会”的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但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认识到“天下为公”的大同难以实现，能够恢复到周的“礼治社会”也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即称之为“小康”。无论是“大同”还是“小康”，儒家设计的都是一种以“均平”为价值观的和谐社会，作为美好的社会理想它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年。邓小平特别重视理想目标在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他借鉴了儒家思想中的“小康”概念，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意，提出到20世纪末：“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这样就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

第三，平等对话的和谐管理。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复调”的，其不仅讲“凌驾”与“取代”，而且讲“共生”与“和谐”。通过矛盾双方的谐和来缓和、化解矛盾是中国传统辩证法的重要内容，早在西周时期，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命题。孔子则把这一思想发展为“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其实质是尊重差异、共同发展，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向悖”(《礼记·中庸》)。北宋张载更有“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的说法，系统的表达了这一思想。邓小平在管理实践中特别强调“和”与“谐”，在经济方面，他革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矛盾对持、水火不容的传统论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促使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向；在民主政治方面，他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在对外交往方面，他“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在文艺创作方面，他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认为对“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在现代化建设方面，他“允执厥中”，认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特别是邓小平创造性的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成为运用和而不同、以和解仇的方式逐步化解矛盾的典范。当然邓小平和谐思想不是对传统思想的简单因袭，而是重新改铸，既主张矛盾双方谐和，又不主张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比如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性地位，坚持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的合理干预。总之，邓小平的和谐思想，是在凸现“和”时，不放弃“争”；在彰显“柔”时，又蕴含“刚”，是和不舍争、柔中寓刚。

第四，时移事异的权变思想。权变为“权宜之变”，也就是根据境遇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尚變”，主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种“尚变”思想应用到制定国家政策和制度时，主张“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势与俗化，礼与变俱”。邓小平的个性品质和管理实践使得他特别注重“变化”“革新”，从中央秘书长到地方领导、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不彰显着时移事异的权变思想。邓小平改革思想与传统的尚变思想都主张根据环境不同而“与时俱变”；都主张因循和变革的统一，对前人正确的东西“因而循之”，对过时的东西“革而化之”。但是邓小平改革思想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政随时移，制随俗变”的精华，又将其改铸为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针的管理原则，而且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核心。

总之，邓小平行政思想不仅是多元思想融合会通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涵摄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变革和行政发展的历程，其复杂性和系统性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开放”“对话”的理念和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我们期望中国行政管理在实践发展中不断的与马克思主义文本、世界行政改革浪潮、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话会通，在对话中扬弃，在对话中建构，在对话中交融，在对话中彰显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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