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崇雯

[提要]澳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450多年前澳门已经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互联互通的重要窗口，人和文化一样是通过互动来感知相同点和差异性的。澳门的许多教堂建筑与葡萄牙的建筑风格和设计是何其相似，正是这些具代表性的建筑，使澳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跨文化传播有传通、交际、交流的方式，其基本的要素就是一种对话。因为跨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文化，令两者都更有价值，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些研究反映澳门有条件成为海丝研究基地。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节点 跨文化传播 对话

研究跨文化传播的一个通常的理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1]葡萄牙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将世界三大洲缠绕在一起，葡萄牙帝国曾经是西欧最大的帝国之一，它过去曾是第一，现在则名列最后。[2]当时耶稣会士有三个目标：（1）反对新教在欧洲的宗教改革；（2）在它所建立的学院中向贵族和知识精英推广天主教信仰；（3）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巴西和非洲以夺回它在欧洲失去的土地。[3]《澳门中世纪风格形成过程》的作者巴拉舒说：葡萄牙人通过官方或者传教团不断到东方大帝国游历，对那里的城市和建筑感受颇深刻，例如，规模宏大，结构对称，大量装饰物，所用材料和色彩显得金碧辉煌，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活动空间的构想和安排。澳门市的形象正是持久不变的中世纪西方知识与中国传统成分共存和相互影响的硕果。[4]在这里，文化不是普遍人性的某种宏大的、一贯的叙述，而是多样性的特定生活方式，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5]人和文化一样是通过互动来感知相同点和差异性的。

葡属印度殖民地的宗教建筑有两个非常显着的特点：一是教堂及修道院的规模非常宏伟，有艺术史家认为这是受到果亚周边地区浩如烟海的巨大印度教神庙建筑群的影响，刻意将教堂建得非常高大是为了不示弱于异教。果阿的好耶稣教堂及主教座堂分别为59米和78米。[6]这里体现了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也体现出文化是一种创造、融合再创造融合的结构。

在城市空间设计上，澳门历史城区是葡式海港城市架构上自然发展而成的有机体，它吸收了葡人在亚洲其他聚居地（果亚和马六甲）的典型的市区设计概念（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一条直街把海港与旧城区的中心连接起来），并与讲究风水乃至阶级观念的传统的中国空间结构概念相融合。[7]

在众多葡属亚洲的教堂建筑中，果亚的好耶稣教堂和澳门的耶稣会学院教堂（即天主之母或圣保禄大教堂或大三巴，这座教堂于1835年毁于火灾，只留下正立面）是两颗灿烂的明珠。[8]博克塞认为，除了主教座堂大教堂和大修道院以外，点缀在乡间和山坡上的无数小巧精致穏健适中的小教堂和避静所之类的建筑，也各以其独特的风格而引人注目。他引述了一个葡萄牙传教士在1691年所写的一段话：这些教堂美丽而干凈，甚至连最小的避静所也是这样。如果说天主还在印度庇护我们的话，全然是因为人们将这些教堂维持得庄严辉煌，华丽光彩，以及在这些教堂里面举行的神圣的崇拜的缘故。在这里即便是最小的乡村教堂也让葡萄牙城镇中最佳的教堂汗颜不已。[9]

丝绸之路此一名称并非一早已经存在，其概念也非常之广“在远古和中世纪的记录中并无此种叫法。它产生于19世纪末，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首创的。” [10]最早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则是罗马商队与使者，于公元166年抵达中国，传统的海道或是通过红海或是通过波斯湾，连接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然而，越过非洲南部好望角开辟的海上通道是由葡萄牙人完成的。[11]海丝的概念其实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概念。

文化对符号具依赖性，文化总是依赖特定的语言、文字、肢体语言、图像、符号、声音等符号系统来传播。[12]耶稣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利用图像作为传教的有力手段的重要性，[13]波尔杰亚（Gauvin Alexander Baliy）经常在布道中使用圣像画，还恢复了对罗马圣母大堂中据说那幅会行神迹的《路加圣母》（Virgin of St. Luca）的崇拜，并请专业画家临摹了这幅画。沙勿略（Francis Xavier）[14]则带着装满圣像以及插图书的手提箱前往印度、南非和日本。他说，正是依靠这些圣像画的神力，他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和不足。[15]日本耶稣会学校中的许多画家包括尼各劳本人后来都流亡到了澳门，他们参与了澳门耶稣会学院教堂即天主之母堂的兴建，他们的绘画技能发挥到了装饰该教堂内部的神龛和墙壁上。[16]

1553年葡萄牙商队的船只藉词船缝因打风裂了，进贡的物品湿了要上岸晾晒，当然少不了贿赂官员而葡方谓交租的手法，形成了葡萄牙人进入澳门的初期状况，而随后聚居澳门则由1557年开始。[17]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就到广东来求互市。当时的官吏，虽然允许了他，还只在海船上做交易，到公元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才得租借澳门为根据地。[18]

“当葡萄牙人刚占领印度的时候，他们虽然视印度教为所谓盲目的偶像崇拜，但还没有有系统地摧毁印度教神庙”，[19]“从16世纪40至60年代，葡萄牙人在果亚等地大规模地摧毁印度神庙及伊斯兰教清真寺，严厉禁止印度教徒、佛教徒以及伊斯兰教徒举行公开的宗教活动”，“很可能是因为葡萄牙人抵达澳门的时间比果亚更晚，并且面对的是更为强大和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缘故。总之，葡萄牙人在澳门始终没有推行强迫性的皈化运动。”[20]如博克塞所说“很明显，葡萄牙人不能在澳门干涉中国人的佛教庙宇，他们不得不勉强地容忍佛教徒和道教徒在街上的游行以及在庙宇里举行的崇拜。”[21]当我们定居下来的时候，华人排挤我们，在最初几个世纪里，葡国人接触到的华人乃华人的最低下阶层，不过后来全靠教会和神父，开始有华人受感化成为教徒，就这样他们成为葡人社群的一份子。[22]

耶稣会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所起的作用与它在欧洲其他国家是一样的，它以出色的社会服务（如在医院贫民区和监狱的慈善工作）赢得了当地人的赞誉和尊敬。[23]澳门的慈善事业以及社团社会的文化，由此也受到深远影响。当时的葡人管治者只会通过华人领袖与一般澳门华人沟通。居澳葡人定居澳门之后开始进行自我管理，1569年第一任主教贾耐路主教创设仁慈堂，扶贫救弱，也成为澳门最早期的慈善社团，它所提供的服务一直延续至今，受惠人数难以计算，而且遍及不同种族人士。而圣保禄学院也是在当时远东闻名，是培训进入中国传敎修士的耶稣会修院，当时的导师都是有高深学问的学者，其所招收的学生也包括中国人在内。根据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的研究证实，中国历史第一所西式大学就是诞生在澳门：十六至十八世纪，天主教大力向远东和南亚地区传播，天主教修道会之一的耶稣会在传教的同时，兴办教育，传播文化，于1594年在澳门开办了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24]

“丝绸之路创造了一个多元文明和多种族的世界”[25]，“通过它们所流通的不仅仅是人员和动物，不仅仅是物质财富，例如那些珍奇异宝和贵重的货物。同时，它构成一系列最高的文化价值：从哲学和宗教、科学、科技思想，从语言到音乐， 从服饰到饮食。”[26] 时至今日，这种多元文化仍然在澳门得到呈现。在跨文化传播的领域中，就是要缩小差异，增加互有利的东西，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将中国的文明一度传到了东非海岸，郑和也是一位外交家，频频倡导外国贡使团来访，“这些航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初期的政治-外交性质，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传播过程。从哲学、宗教思想到艺术和广义的文化，例如成立了一所翻译学校（四夷馆）。”[27]泉州是古代海丝的起点，又名刺桐，由于马可波罗是从刺桐出发沿海路返回意大利，他将刺桐形容为11至14世纪中国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然而，其后由于海禁的关系，中国人放弃了对东南亚、印度和东非海岸的海上航行，其影响力也因而减弱了，在郑和下西洋约50年后，葡萄牙人抵达印度洋，以致在整个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葡萄牙人控制了印度洋的海路及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

澳门大学2016年8月发布了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萨安东寻回著名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熊三拔神父（1575-1620）珍贵的手稿文献的消息，为西方科学在明朝的传播历史带来新的认识。相关历史研究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熊三拔神父是明朝传教士、科学家，也是利玛窦神父的继任人之一。此手稿不仅引用及提及多部由葡萄牙知名耶稣会传教士所著的科学巨著（如陆若汉有关地理的著作、阳玛诺介绍伽利略研究成果的著作《天问略》），还记载了熊三拔神父1612年在北京出版的《泰西水法》。该书系统地探讨与水文学、水科技以及水资源管理相关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28]

林玉凤的《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 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这本在2015年12月出版的书籍，研究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新闻出版事业，研究的年限为1557年葡人正式入居澳门至1840年。时间跨度近三百年，包括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的宗教出版活动、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宗教和新闻出版活动，以及林则徐和马礼逊的译报活动等。本书在廓清历史疑团、填补中国新闻史上澳门部分的一段历史空白的同时，从不同角度总结了鸦片战争前澳门新闻出版事业在澳门史、中国新闻史、出版技术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29]

汤开建的新作《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在澳门学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一领域中，第一次真正大规模地深入发掘和利用第一手中西语言文献档案展开研究。以往学者对于澳门西洋文明之研究，由于原始文献征引的缺失和基本史实的疏漏，甚至出现大量根本性的错误，此研究就是力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勘误与完善。该书严格地采用中、葡第一手档案文献为基础，兼采法、西、德、俄、拉丁、荷、意、日、英等外文文献材料，务求将历史科学的严谨性与真实性在澳门学研究领域上展现。[30]

顾卫民的《“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 属澳门研究丛书全球史与澳门系列，由钱乘旦主编。本书是一部有关葡萄牙帝国早期海洋扩张历史的论文和译文集，主要内容包括：葡萄牙早期海洋扩张的动因；葡萄牙本国与海外殖民地城市在城市制度、基督教传播、要塞及港口、建筑及艺术诸方面的亲缘关系；天主教的传播与葡萄牙的海洋扩张；葡属印度（主要是果亚）的历史；葡萄牙保教权下澳门及中国内地的传教事务；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博克塞（C.R.Boxer）有关葡萄牙海洋扩张历史的研究。[31]

相关的研究出版还包括：臧小华《陆海交接处：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澳门》、彭小瑜《澳门之外与澳门之前：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西方背景》、许平、陆意等《澳门纪事：18、19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何志辉《法理与秩序：全球化进程中的澳门法（1553-1999）》、娄胜华《自治与他治：澳门的行政、司法与社团（153-1999）》此外还有更多早期的本地及葡萄牙籍的学者的研究。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澳门“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战略定位，澳门经济多元的发展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为依据，同时打造“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成立的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由于成员国是在南美及非洲的前葡属殖民地，其主要通联的手段是葡萄牙语，论坛以澳门为常驻地，因此在澳门建设海丝研究基地，也是有所依托：可以集合本地及外地学者的力量以澳门为基地进行研究，虽然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澳门只是一个节点，然而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且历时较长，因它上可以承接内地城市，下可以迫寻因为宗教及政治原因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第一手中、葡语文献原件，也因为历史的原因而更为专注于以立足澳门放眼世界的研究。所以本文建议，澳门应该设定为海丝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心。

注释：

[1]爱德华·霍尔：《沉默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2][英]普伦伯（J.H.Plumb）：《葡萄牙海洋帝国（1415-1825）之序言》

[3]Sanjay Subrahmanyan 《葡萄牙在亚洲的帝国：一部政治史和经济史 1500-1700》

[4]巴拉舒：《澳门中世纪风格形成过程》，第17页

[5]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 第1期，第105页

[6]顾卫民：《果亚 葡萄牙文明东渐中的都市 导论》，第43页

[7]《澳门历史城区》，《文化杂志》特辑第60期秋季刊，第100-103页

[8][13]顾卫民：《果亚 葡萄牙文明东渐中的都市 导论》，第44页

[9]C.R.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P353

[10][11]罗利路：《行政》第十九卷，总第七十三期，第927页

[12]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0卷第一期，2011年 1月P106

[14]沙勿略是耶稣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 耶稣会创办人之一，西班牙人

[15]John W.O Malley，ed， The Jesuits Cultures，Sciences and the Arts，1540-1773.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38-39

[16]顾卫民：《果亚 葡萄牙文明东渐中的都市 导论》，第46页

[17]吴志良：《澳门政制》， 澳门基金会出版

[18]吕思勉：《中国通史》，2008年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420页

[19]顾卫民：《果亚 葡萄牙文明东渐中的都市 导论》，第36页

[20][23]顾卫民：《果亚 葡萄牙文明东渐中的都市 导论》，第37页

[21]C.R.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P80-82

[22]贾渊、陆凌梭：《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

[24]李向玉：《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7期

[25][26]罗利路：《行政》第十九卷，总第七十三期，第941页

[27]罗利路：《行政》第十九卷，总第七十三期，第939页

[28]澳门大学新闻稿2016年8月5日

[29]林玉凤：《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 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 》页面

[30]《澳门市民日报》2016年5月26日

[31]顾卫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页面 <＼＼Y8＼本地磁盘 （F）＼2011-新闻前哨＼2016-2＼BBBB-.TIF>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