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勋

摘要：文章探讨了延安时期党报理论形成的历史轨迹以及新时期党报理论滞后于实践，导致党报影响力下降，面临边缘化危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党报必须正视现实困境，以党报理论创新为突破口，使党报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强化党报新闻功能，提高党报设置议题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形成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党报。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报理论；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108-04

延安时期，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并出现了一份完全意义上的党报——《解放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这一时期形成的党报理论，至今仍是党报理论基石。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报所面临的社会背景、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探索延安时期党报理论精神内髓，推动党报理论创新与发展，是改造并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时期党报的必由之举。

一、延安时期党报理论的形成及其特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建立和共产党创办报刊的重要实践期。无论是在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实践上，延安时期的报刊在我国新闻事业史上都是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包括《新中华报》《解放》《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共产党人》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前线画报》等刊物。同时，工、青、妇和文化协会创办了《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等；中央各局和陕西省委主办了《抗日日报》《边区群众报》《团结》《西北》以及分区创办的《晋察冀日报》等。尤其是《解放日报》的创办，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党报的形成。

随着《解放日报》的实践，逐步形成完整的党报理论体系，包括党报的基本任务与定位、党报的领导模式以及党报新闻理论等。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正式创办，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随着《解放日报》改版，党报的功能与定位日益明确，党报成为党的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服从于党的任务。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通讯社充当义务宣传员而已。”

陈力丹认为，也是在这一时期，党报领导模式初步形成，党对党报的领导具体化、集中化，党报成为党的一个部门，并在理论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在实践中确立了党报特色的编辑、写作方式，突出了政治性、思想性，突出了党报为党的政策服务的使命。《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实际上使得党报成为党的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1942年9月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规定：“各级党委要把帮助与利用《解放日报》的工作，当作自己经常的重要业务之一”。

党报的新闻理论是党报创办初期的一系列失误与模索之后逐渐形成的。在延安整风中，《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了党报应当具备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与此后一系列关于党报新闻工作的文章、讲话和文件，对一些重大的党报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在总结自身政治宣传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

延安时期党报理论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战斗性与鲜活的创新性。延安时期的党报理论具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鲜明的时代性。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把握时代脉搏，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一切有利于抗战的话就说，不利于抗战的话就不说……务必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处于初创期、青年期的党报，一开始即站在时代的高度上，使自己自觉地服从于党的方针、政策，抓住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体现了党报的时代使命和时代责任感。

二是强烈的战斗性。革命战争年代的党报，服从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具备强烈的战斗色彩。在延安根据地时期，《解放日报》等各级党报在反抗侵略、凝聚力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每一篇报道、每一期报纸都散发着强烈的战斗性，激励人们为同一个目标奋勇前进，这种强烈的战斗性正是党报这一思想武器的完美发挥。党报在团结一切抗战力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方面，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三是鲜活的创新性。党报理论诞生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根据地外部，是严酷的战争环境；在根据地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思想的交错和斗争。因而，党报自诞生起就要面对极为严酷复杂的环境。党报发展初期，也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解放日报》创办初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表现在党性不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一些其他根据地的党报也有类似问题。《抗战日报》就指出“党八股”的四大罪状：一聋(听不到群众的声音)，二盲(看不到群众的斗争)，三哑(不能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四软(对敌斗争、对内部批评无力)。《解放日报》创刊后，存在着“重国际、轻国内”、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意识薄弱以及某些自由化倾向、与地方党组织及群众存在隔阂等问题。1942年4月1日，改版社论《致读者》进行了自我批评，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强党性的问题。9月22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党报不但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些关于党报党性原则的准确系统的阐述，对于党的新闻事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新时期党报的现实困境及原因

建国以后，党报基本上延续着既往的理论轨迹前行。随着社会变迁以及媒介发展，舆论环境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党报理论越来越滞后于社会实践，党报影响力不断衰减、发行量节节下滑，“阵地”不断缩小。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党报引导舆论的手段和能力越来越缺乏，这不能不说是党报当前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困境。党报的现实困境表现在：

第一，读者群越来越“单一”。党报逐渐退缩到各级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读者群越来越“纯粹”，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群体。长此以往，党报的群众性无从谈起，被“边缘化”也就难以避免了。目前，各级党报基本上都是依靠“红头文件”发行、公费订阅的，因而其读者群越来越狭小，逐渐集中于各级机关与“体制内”的企事业单位，走出机关大院，便很难阅读到党报。为了解决“阅读难”现象，也曾多次推行“党报上报摊”活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却依旧在街头难觅踪影。即便“红头文件”保证了党报的发行，却保证不了党报的阅读率、竞争力，党报成为“庭院式”的报纸，越来越失去活力，不利于党报的长远发展。

第二，党报功能偏废，主导议题的能力逐渐弱化。党报在读者中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影响力弱化，尤其是在当前如火如荼的新闻竞争中，缺乏设置传媒议题的能力，失去其引导舆论的能力，逐渐被“边缘化”。党报的部分功能弱化，某种程度上出现功能性缺失，即能够给读者提供的功能出现偏废，一部分功能过于强化，由于自主生存能力减弱，越来越依附于党政机关，因而作为党政机关的“传声筒”——宣导功能过于强化；而另一部分功能，亦即为受众提供新闻信息的功能却越来越弱化。由于党报越来越依靠党政机关的自上而下地征订，使得党报“只唯上、不唯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第三，党报的指导性单一化。如果不能反映多元意见、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就很难达成社会共识、疏导社会矛盾。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是主要的矛盾，党报如果不能及时地疏导冲突和矛盾，而是一味回避的话，就不能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那么正确地引导就只能是说些大话、套话，缺少针对性。

从表面上看，党报面临的是影响力下降、发行量下滑的局面，实际上则是深层次的理论创新不足问题。当前的社会背景与舆论环境，与延安时期相比，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传媒业蓬勃发展，网络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传媒格局，对党报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长期以来，党报难以突破体制束缚或自身无法解决的外部因素，不得不向内自我约束，以至于侵蚀了自身的创造性和发展能力，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不能主动适应而只能被动应付。由于创新不足，党报不得不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挖掘”——由此造成内蚀现象，其结果便是“红头文件”征订、党报体制固化，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创新是对现有理论的发展，是外延性的理论发展，而理论“内蚀”，是在难以突破现有理论框架的情况下，只好在现有理论框架内徘徊，使党报固步自封、失去活力。

三、对新时期党报理论创新的思考

总结和回顾延安时期党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今天党报理论创新具有颇多启示。在新闻传播事业迅猛发展的当下，媒介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束缚党报的创新能力，无异于拱手交出传媒的主导权、舆论的引导权。在建党90周年来临之际，要保持党报的活力，就必须正视党报的现状，创新党报理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

(一)加强党报理论创新，使党报走出自我封闭

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党报，一个占据舆论主阵地的党报，才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党报。反之，如现在的一些党报，发行量萎缩、影响力下降，只能越来越失去其战斗力。如果满足于对既往理论的反复咀嚼和回味，是难以适应新的媒介环境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互联网兴起，媒介格局巨变，舆论环境愈加复杂，党报的下一步发展，不能长期封闭于党政机关的“小圈子”里，不能脱离广大的普通群众。我们需要将党报置于舆论竞争的丛林中，使其恢复“野性”——党报的战斗性，要让党报在日趋复杂多元的舆论市场上真正具备号召力、影响力，而不是将党报置于温室中，利用种种优惠政策扶持其生存。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在改版前也走过一段弯路，经历过挫折和调整。但这种挫折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党报的任务、定位，进而形成了完善的党报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允许党报进行理论创新及尝试，进一步增强党报的创新能力，赋予党报更多的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权力，应鼓励党报冲破体制束缚，勇敢地面向市场，使各级党报能够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党报在这一过程中，是能够正确把握自身定位、自觉服务于党的事业的。

(二)增强党报的新闻功能，提高党报设置议题能力

当前，随着传媒业格局变化，党报的吸引力下降、影响力减弱，尤其是在当前如火如荼的新闻竞争中，日益缺乏设置传媒议题的能力，引导舆论的能力弱化，甚至逐渐被“边缘化”。因而，党报首先应该是“报”，其次是“党报”。这一提法，不是将“报”与“党报”对立起来，而是正视党报面临的严峻局面，增强党报的新闻功能，提高其设置议题能力，以更好地发挥党报的功能。一份没有影响力的党报，无论我们的愿望多么美好，都是毫无意义的。

延安时期，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办报，面临种种复杂局面，党报必须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保持党的绝对领导。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党报管理体系，形成政治觉悟高、业务素质强的党报工作者队伍，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在坚持党管、党办，坚守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应该大力提倡放开党报手脚，增强党报的新闻功能，使党报首先成为一份“报”，其次是“党报”。长期以来，一味强调党报的宣导功能，反而使党报越来越曲高和寡、脱离读者，而恢复和增强党报的新闻功能，将使党报具备更强的议题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

(三)加强党报舆论监督能力

党报舆论监督功能弱化，使得党报成了“黑板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现实生活中以及政府工作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党报不但要加强舆论监督，而且应该给予党报以更大的自由度，使得党报能够真正成为政府工作的“啄木鸟”，指摘政府工作失误与不足，尽最大限度促进政府“权为民所用”。

新的媒介环境促使党报改变旧的思路，要走在时代的前列。随着互联网兴起，网络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网络舆论监督也存在诸多问题，一些所谓“爆料”“投诉”等多有夸大、不实之处。党报具有权威性，如果能够站在舆论监督的前沿，揭露不合理现象，维护公众利益，就能够使党报真正成为受众信赖的报纸，而不是让受众“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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