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

随着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范式在我国的研究渐趋深入，其“公共性”本质越来越受到重视。原因有两个，一是“公共性”的丧失，二是“公共性”的觉醒。

首先，公共管理在本质上异于私人部门管理，它更多地体现“公共”的特性。目前流行的管理主义有两大基础，一是经济学，二是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其次，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强大的参与力量，这就要求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公共性”，从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公共性”的觉醒。

在我国，依据管理主体与公共权力中心的距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关(广义的政府)，也可称为权力组织；第二类是执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类是政治团体，它们与国家权力不具有正式的、直接的、法律程序上的联系，但是也与国家权力相关，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如各类事业单位等；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由基层群众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的民间组织，一般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介组织将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