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炜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 言

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3年有余，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以4万亿元投资和信贷宽松为特征的扩张性政策，也在过去3年间逐步显现其政策效力和后续影响。本质上看，此轮宏观调控采用了与1998年类似的政策思路和方式，遵循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决策的宏观调控模式。由于10年前的调控政策，在应对通缩、稳定经济和促进增长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人们普遍对此次调控实现保增长、稳经济的政策目标没有太多疑虑。但在此次调控政策实施之初，也有观点对此次调控的方式和力度提出了质疑，并对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表示了担心［1］。

3年来的经济运行实践表明，中国经济的总体走势基本验证了人们最初的猜想。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强大的扩张性政策支持下，在全球应对危机中率先实现了经济回暖，并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从这一角度看，此次扩张性调控基本实现了政府的预期政策目标，是值得肯定的。而另一方面，在4万亿元投资与宽松信贷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调控政策的诸多负面效应。如通胀持续高位运行、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加重和结构性失衡加剧等问题，开始困扰中国经济。从通胀方面看，2011年第二季度CPI持续上涨，6月份已达到6.4%，表明通胀压力持续加大。从产能过剩方面看，产能过剩已开始由商品领域向基础设施领域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