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1876年江北教案研究

李重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1876年江北教案,非“衅起教民拷掠平民”,乃平民有计划、有预谋的制造,“梁沱事件”只是借口。教案的善后,经年累月,枝节丛生,官员难辞其咎。其本身已很严重,又引发邻封一系列教案,并对以后一些反教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江北教案;教民;梁沱事件

1876年 4月 7日(光绪二年三月十三日),四川省江北厅数千团民在陈子春等人带领下,“驻扎青草坝”,翌日,“排队进皇城”,先后毁掠城内外教堂、医馆 9处,教民屋舍二三百家,戕教民 26命,3 000多教民流离失所①《总署收法国公使白罗呢照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 3辑第 2册,1975年版第1133-1134页,《总署收四川总督丁宝桢文》,《教务教案档》第 3辑第 2册第 1350页。其中,二三百家这个数字综合了教会与官员的说法,教会认为有 300多家(《总署收法国公使白罗呢照会》),而官员认为全厅只有 200多家教民(《总署收成都将军魁玉函》,《教务教案档》第 3辑第 2册第 1109页)。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 419页把1876年4月7日(光绪二年三月十三日)团民“集合”与翌日“进城”打教时间混为一谈,并把陈子春作“陈子香”,有误。重庆市渝北区地方志编委会《江北县志》(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 824页称此次教案发生于“光绪二年四月(1876年 5月)”,“死亡 50余人”,亦有误。,此即一般所谓江北教案②所有著述,包括吴盛德、陈增辉《教案史料编目》(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1941年版)和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 1947年版)在内,凡涉及江北教案,皆指此次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