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6)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对技术理性大体持批判立场,也有为数不多持肯定意见者[1],“技术理性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当前中国需要大力弘扬、推进技术理性”[2]等等。本文基本上不涉及这些批判本身,而是试图以博弈论对技术理性形成和运行的语境及技术理性的主体作进一步分析,并由此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理性在中国的特殊样态。鉴于本文是对抽象的技术理性作一般和特殊的语境分析,并揭示其与主体的关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

一、 问题的提出

有人问,为什么早在公元前就有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而迟至18世纪才出现经济学家?理由是,其一在于亚当·斯密本人的修为,特别是接受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熏陶,从而能够如科学家那样由纷繁的现象揭示本质。其二,经历由传统社会、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漫长岁月,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如同自然界那样,终于(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王公贵族、教会僧侣等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干扰,在经济领域提供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几十到上百年)和广阔的空间(西欧)范围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经济上的案例[3]。

同样,韦伯和马尔库塞等人之所以得以从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中抽象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也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前提:其一:提出者具有必要的抽象概括能力;其二,西方社会语境----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范围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相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