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延生

(1.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2.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奥格登与理查兹在以“意义”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中,将意义视为“语言的中心问题”[1]。自此以后,意义的研究重要性在语言研究当中得以很好地继承,这体现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两大阵营学者对于意义研究均赋予了严肃的学术尊重与海量的研究投入,尽管彼此在研究视角以及外延划定上存在些微差别。随着20世纪学术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意义的语用学研究变得炙手可热[2]13,其被赋予更为丰实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洞见可谓与时俱进的感召。对于意义的态度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任何一个学术研究范式的严肃程度及其发展潜质。无论是格莱斯主义,还是新格莱斯主义均因其对“意义”的“原子主义”关注而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与其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一脉相传[3]。与之相比,欧洲大陆语用学派则似乎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厚待,相反这一研究范式往往被驳难以过于宽泛或宏观的缺陷,这直接导致该学派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亮点未能得到充分的显现。仅以顺应论为例,学界尽管已然认识到它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应用方面都能给人带来诸多启示(例如,其多元的研究方法、动态的意义处理[4]、元语用意识的突显[5]等等颇为新颖的理论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但在语用学界顺应论实际上得到的学术关注却是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