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雷,马林梅

(1.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4;2.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葫芦岛 125105;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系,北京 102488)

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一方面受到政府的薪酬管制,另一方面还拥有过度的在职消费,这已经成为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尽管在特定条件下,高管拥有控制权收益有利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1],然而薪酬管制的存在与高管腐败发生的概率正相关[2],薪酬管制导致了在职消费和腐败的滋生,在职消费作为企业代理成本的增加最终影响到企业的绩效[3],我们可以发现“薪酬管制----在职消费----过度在职消费----高管腐败----损害企业绩效”这一替代性因果逻辑,即高管在控制权私人收益的驱使下导致了管理层“过度”的自利行为,从而损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导致较低的公司治理效率,特别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有资产的流失相当严重,过度的控制权收益所具有的弊端毋庸置疑。因此,通过何种方式在有效激励国企高管的同时又能够抑制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等控制权收益,这一直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国企体制改革的难点问题。实际上,我国有学者主张提高企业高管的货币收入等显性报酬促使高管主动抑制过高的在职消费,认为只要给予企业高管的货币报酬足够多,就可以将高管控制权收益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4]。然而,由于学术界对此观点缺少实证研究,使得这种主张在政府薪酬管制的政策下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