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性批判:问题、实质与现实关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为视角<br/>

虚假性批判:问题、实质与现实关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为视角

2011-03-19李培挺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4期

李培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相当一部分以“批判”为名,就连《资本论》的副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定位于一种批判理论的话,那在实质上它就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批判。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即‘虚假性’”[1]。而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虚假性也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含义。基于此,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列宁、斯大林等)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虚假性”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原则的批判以及他们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标榜的“经济人”思想的虚假性批判。之所以分这三个部分主要得益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来源、三个组成部分指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政治经济学。

一、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虚假性批判及其蜕变

“唯心主义”作为特有的哲学词汇,其内涵的主要指向可以追寻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相关定论[2]183,在此书中,恩格斯依据对世界本原的不同指认,把以前的哲学派别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恩格斯那里,唯心主义虽没有被直接指认为虚假性理论,但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来看,已经暗含着“虚假性”的倾向。在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许多著作中,已有把“唯心主义”作为虚假性代名词的用意。例如,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深入揭示了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带有虚假性的思辨唯心主义,他们的理论基点是从理论范畴出发逻辑地推演社会事物的发展。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用实践的理解方式去阐发自己的世界观,以此与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相区别,并认为离开现实实践的思维就是经院哲学即是一种虚假性思维。离开社会关系所讨论的人,仅仅是“抽象物”,不具有现实性,这也可以说是把社会人引向空洞的、虚假的深渊。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实质就在于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用当时刚刚确立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世界观”为依据,把德国当时各种思辨哲学、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指认为虚假性的意识形态,并对它们展开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思辨的意识不能决定社会生活,只有社会生活才能决定思想意识,这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思想产生的根源上揭示资产阶级思想的虚假性,这也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虚假性起到了引领作用。但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能真正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意图吗?马克思、恩格斯针对的是具体思想、具体问题的批判,后人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固化为批判“标尺”,基于此,需要澄清的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虚假性批判”——把它作为一种批判标准而广为使用,还是肇始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伯恩施坦这些机会主义者就开始了。20世纪以后,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以教科书的形式指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是一种急需批判的虚假性哲学。在斯大林当政以后,以苏联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编写的各种思想、文化著作中,只要某个著作家的理论被指责为唯心主义的,即使它有合理性的一面,在“根上”也不能作褒义评价。因为唯心主义这个标签已指认了它从表到里甚至是从根本上都是虚假的。更关键的是,此定性分析已被扩大化而有了专门定位——被称为虚假性评价的“党性原则”。在这种“党性原则”的指导下,每一本思想史就是一本对没落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虚假性的批判史,这在当时哲学界、文化界成为写作的“主流”,在苏联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蔓延开来,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在此背景下,这种虚假性批判原则也不可避免地传到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80年代初为止的思想史写作体例基本上是按照这种基调来著书立说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不仅是理论出发点的不同,而且是阶级立场、阶级属性的不同,这种思想基调,经过几十年一贯的政治思想宣传、政治公共课的教育,在普通人中已有一定的共识并在文化层面上形成了“刚性”积淀。普通人(有时也不乏高学历人士)在谈论哲学时,他们可能不问别的,首先的“问题”就是——此人的思想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这种提问方式已被形式化、标签化,它仅仅代表一种抽象的而且是令人讨厌的符号。在现在来看,它已有某种“反讽”的意味,马克思、恩格斯引领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虚假性批判变成了这种符号化的虚假性批判,虽然批判者言必称其理论依据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但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批判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批判已经相去甚远,它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资产阶级思想虚假性批判理论中最低层次的、最抽象的虚假性批判。把某人、某派的思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为虚假的,然后再扣上带党性原则的唯心主义帽子,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经典作家所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总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以从本原上揭示其虚假性。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原点批判,其实质是一种本体论层次的批判,它是在确立以实践为基点的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

二、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虚假性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批判以揭示其虚假性,这类例子很多,最明显地要数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所标榜的普适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价值原则的批判,这种批判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在马克思早期的批判著作中,如1843年撰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他就痛斥过所谓资产阶级人权观:“自由是什么?”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所指认的自由仅仅是“人作为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自由”的实质仅仅是具有“私人财产”者的“人权”,只是具有“私有财产”的人的“平等”[2]184。他以美国、法国这些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所谓落实了资产阶级人权的国家为例,指认资产阶级所指称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普适性是“虚假的”,只是资产者的、少数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而非大多数人——无产者的“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在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3]和《资本论》时,对此倾向的批判持相同态度,而且有更深入的分析。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4]199。

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资产阶级政治原则的“虚假性”批判,恩格斯也有同样坚定的指向。例如在《反杜林论》中就辟专章进行批判,而且专门论述了“平等”的“历史现象学”的发生史和它所反映的实质问题,并用“唯物史观”进行评点。他指出,平等的观念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不是永恒真理。基于以上分析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平等、博爱”这种所谓的普适性人权原则的批判,虽有不同,但有共同指向:“自由、平等、博爱”只能是资产阶级一厢情愿的永恒真理!人权的实质仅仅是物权。批判资产阶级人权的“虚假性”,不是因为它与“社会实在的不一致,因为它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而在于“他们这个阶级的社会利益和价值取向”[5]111,进一步说就是,它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哲学的问题”[5]129,它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价值取向,而不具有所谓的普适性。正如恩格斯对此的定位,它只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反映,用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话评价就是“‘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6],这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为什么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具有“虚假性”的根由所在。

马克思剖析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虚假性”所在,并作了进一步归纳总结(用《论犹太人问题》的话作结论):政治国家从根本上来说,需要由市民社会来说明。但我们必须明白,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批判并非马克思所首倡。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反叛者卢梭就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卢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英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下,“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7]。从经济角度评价资产阶级人权来说,始作俑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而非马克思,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虚假性批判还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很大启发。虽然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虚假性”上已达到一定深度,而当我们仅就这一问题的发生学视角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光辉并不是那么耀眼,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特色是从问题的根源上揭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虚假性实质,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相比以前的思想家更胜一筹。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思想的源头、思想的发生处——社会实践为基点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当我们寻找马克思、恩格斯讨论问题的根源时,我们指向的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因为对市民社会本身和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思想批判的“红线”,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向科学的关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来源和理论生长点,是使人类社会思想中出现马克思主义并能被千千万万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理解并认同的根据。它也给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批判以思想启示以及为后现代思想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三、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思想的虚假性批判

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思想批判的关键点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用卢卡奇的话说就是:“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指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观点、内容上的错误,而必须从方法上指出其虚假性。”[8]287而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七寸”在哪?马克思又是怎样批判的?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人”假设,对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像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马克思对经济人假设的贬称——引者注)一类的故事……这是假象。”[9]18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经济人假设并不是个别经济学家的观点,而是“一切(资产阶级——引者注)经济学家的通病”[10]186。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立论之基的批判,恩格斯也有过经典表述,指出经济人立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分量,“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依据,是现存的愚蠢事务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11]。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不反对把个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也不反对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追求,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类自由发展的条件”,因为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定位于“现实的个人”,而且这“现实的个人”也是有现实生存基础的,“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2]31,所以,马克思非但不反对,反而首肯了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并积极肯定个人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

那马克思所批评的经济人假设具体指什么呢?经济人假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系列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称经济人假设(又称为完全理性人假设)是从人的本然天性得出的,它也是资产阶级揭示的经济规律具有“似自然性”和“永恒性”价值的最根本依据之一。这一点恩格斯一语点破:“在他们那里,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13]而在这种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点的层层理论支撑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就可以进一步引申“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10]139。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系列理论套路不是孤立的。理论初衷是想使人相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10]154。就这样,社会历史的具体规律“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9]24;于是,“历史的对象,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的规律的对象……历史发展也就不存在了”[8]101。面对这种无视历史发展的虚假性论调,马克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以高扬“历史性”来反对这种无视历史的立论,“马克思思想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8]41。基于此,“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武器”[8]307,它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一种“武器”——马克思“最重要的武器是事实,即揭示出在各种幻象和意识形态层面掩盖下的实在”[14]。

马克思针对经济人假设提出自己的立论,他不反对以个人为理论出发点来追求个人利益,但马克思所指认的个人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经济人,“个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才是“当然的出发点”[9]18,即个人不仅仅以感性直观的自然人来指认,个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他生于社会关系之中,也必然参加社会实践并在其中得以成长、完善,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在本质上是一体的,是在社会历史中流动变化的,生产工具在改变,生产力在提高即生产方式在发生根本变化,那么生产中的社会人就没有理由不变!只有这种适者生存的个人——现实的个人而非假想中的“鲁滨逊”,才是历史实践中真实的人。而那种不变的“个人的观点最多能产生一些零碎不全的东西;一些无关联系的‘事实’或抽象局部规律”,当然,这种规律也不是永恒的,“是生成的而非僵化的,社会结构的不变规律是虚假的,这种所谓的永恒规律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地变化的,因此,也必定要历史地走向灭亡”[8]15。而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历史感”来自古典哲学,更具体说是来自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继承。

四、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基于黑格尔哲学但又超越了黑格尔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经典作家本人也不避讳与黑格尔思想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声明他是黑格尔的学生;恩格斯也说过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既然有这种背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诘问:马克思的这种“历史性”批判,在与黑格尔的(理论)比较中有没有自己的特色?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否仅仅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翻版?面对这种质疑,卢卡奇已有过坚决的回应。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革命实践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和无产者的阶级意识相统一: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不是一群“聚众”,而是一块“整钢”,而且这种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无产者的历史实践是与总体的历史性相一致的,即历史性与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一致的;而在“理性狡计”中的黑格尔式的个人(意志)的实践往往与本人的意志是相左的,即历史的个人的行动只不过是“世界精神”达到目的的一个工具而已!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点,以社会发展为客观基础,以无产阶级的高度成熟为主观条件。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与黑格尔的相关理解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理解也不同。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人只能作为人的自我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人的尊严的实现不是在市民社会中而是在国家中才能实现,即经济学不能作为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和归宿。而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要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答案,仅仅把政治国家作为最终的归宿,对个体人来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人的归宿,在市民社会本身内寻求,无需到“彼岸的政治天国中”去,“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4]189,即马克思主张把被市场逻辑异化了的鲁滨逊式的个人变成“完整的个人”,这也是“新唯物主义”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它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