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

(1.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2.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萧洪恩教授著《土家族哲学通史》,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土家族哲学通史著作。这部近八十万字的专著,是一个土家族儿子对自己民族哲学智慧的礼赞,是一位土家族学者对自己民族心路历程的反思。在这礼赞与反思中,萧洪恩教授以自己的真挚民族情感和严肃理性思考,为世人展示了一幅土家人精神生活与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使人们直接感触到土家族由远古走向现代的生命跃动和思想足迹。可以说,这是一部能够给予读者以多方面深刻感受的著作。而作为著者的博士生导师和这部著作的第一个读者,我感受最深的,还是这部著作的追求、特色与方法,以及由此而展现出的意义。

一、《土家族哲学通史》的追求

这部《土家族哲学通史》,是萧洪恩教授以一人之力刻苦探讨、奋发写作而独立完成的,是一部具有鲜明个性化特征的哲学史著作。而萧洪恩教授贯穿于全书的个性化追求,又非那种只关乎自我世界的自说自话的写作,而是与土家族的全部精神史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体现的是一位土家族学者对本民族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的探索。正是这种追求,成为了他写作《土家族哲学通史》的动力,成就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土家族哲学通史著作。

土家族是生存在荆楚巴蜀之间的古老民族,从先秦的先民巴人到成为新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国内陆地区的这一片高山流水养育了土家族,使他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息劳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生活世界,形成了自己的思维特点与价值取向、提问方式与表达方式,开启了自己的智慧追求和哲学发展。在这漫长的追求和发展中,土家人既保持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又吸纳了来自汉族的儒道思想。这种与汉族文化的联系,导致了改土归流后土家人对华夏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土家族先进人物与中华各民族先进人物一起,面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吸纳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哲学,促成了土家族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这种哲学的现代转型,使土家族出现了一批求索于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之间的思想人物,他们的思想创造既对土家人的精神生活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又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投下了深刻影响。而与这一哲学的转型相伴随,土家族也逐渐走出了长期封闭的状况,加入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今天,当土家人与中华各民族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回溯这一民族的心路历程,发掘并阐释其间的思想成果,梳理并描述其间的思想环节,记录并衡论其间的思想人物,使这过去的本来的精神史转化为现在的书写的哲学史,传之于今天与后世,播之于国中与海外,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土家族哲学通史》正是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既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又填补了土家族研究的一个空白。

哲学史写作,与哲学创作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哲学和哲学史的个性化特征,是指哲学创作和哲学史写作,是通过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个体主体的创造活动而实现的,体现出他们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从这些哲学和哲学史著述中,人们可以读出这些写作者的文化生命的跃动。这种个性化特征,可以说是哲学和哲学史的一个基本特征。优秀的哲学著作和哲学史著作,都是个性化的写作。西方哲学史的名著——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是如此;中国哲学史的名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亦是如此。特别是晚年的冯友兰,坚持独立著述,以最后生命写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典型地体现了哲学史写作的个性化追求,为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学者树立了楷模。在这些个性化的哲学史著作中,不仅再现了历史上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历程,而且体现了写作者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追求。因此,哲学史写作是离不开个性化特征的,优秀的哲学史著作必须是个性化的写作。萧洪恩教授正是以这些优秀哲学史家和他们的优秀哲学史著作为榜样,来撰写这部《土家族哲学通史》的。

当然,要以一人之力来完成这一开拓性的工作,是一件不易之事。萧洪恩教授之所以能完成这一不易之事,我想是他身上的多种因素所致。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些是从一般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说的,如他具有勤奋、努力、认真等特点;还有一些则是从完成这一具体工作意义上说的,其中主要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是他对自己民族有着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了解,二是他对哲学史研究有着良好的训练和厚实的基础。对于一个民族精神史的自觉书写者来说,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在萧洪恩教授身上获得了难得的统一。

萧洪恩教授是出生于鄂西农村的土家族子弟,自幼就生活在土家族文化氛围之中,直接感受着土家人的精神生活世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自己的刻苦努力,又使他走出鄂西的大山,获得了到武汉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和哲学训练的宝贵机会。他于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继而于1983年成为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师承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诸先生,前后经过连续七年的严格哲学训练,打下了良好的哲学与哲学史基础。毕业后他毅然返回故乡,在鄂西从事理论和行政工作十多年。在与父老乡亲朝夕相处中,他对自己民族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和思考,开始研究土家族哲学历史,先后有《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和《土家族仪典文化哲学研究》两部专著问世。但他更希望获得一个潜心钻研环境,更深入地开展土家族哲学历史研究,于是在成为教授后,又于2002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随我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我对于他致力土家族哲学史研究的志向十分赞成,支持他继续在博士生期间从事这一研究,同时希望他能结合我所开展的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由土家族传统哲学研究转入土家族哲学现代转型研究。他很赞成这一构想,经过四年发奋努力、刻苦写作,终于在2006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前半叶土家族知识分子对新哲学观念的接受与阐释》。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受到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一致好评,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对于土家族研究都具有开拓性。正是这样的生命历程和学问功底,使他既对自己民族有着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了解,又对哲学史研究有着良好的训练和厚实的基础,能够通过个性化的哲学史写作,为自己民族撰写出第一部哲学通史著作。

二、《土家族哲学通史》的特色

作为一部具有鲜明个性化特征的哲学通史著作,《土家族哲学通史》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和优点。全书从研究框架、总体思路到史料运用、文字叙述,都显示出一种历史的深度和理论的力度,蕴涵着民族的情感、严谨的学风和哲学史研究的功力。而对我来说,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萧洪恩教授继承了老一辈中国哲学史家的通史家风,自觉运用于土家族哲学史的研究,从而以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和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大气磅礴地书写出土家人精神生活与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书中的上篇即从土家人精神生活世界入手,对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与变迁进行了总体性说明,揭示了土家族精神传统所经历的历史发生、趋新动向、脱蛮入儒、现代转化诸重要环节。正是以这种精神传统的生成与变迁为背景,书中的中篇和下篇分论土家族传统哲学和土家族近现代哲学,从土家族哲学思维萌芽入手,中经鶡冠子的哲学思想、渝湘地区土家族学者的哲学思想、《田氏一家言》的哲学思想及封建社会末世的历史批判与哲学反思,落脚于土家族哲学的现代转型,包括辛亥革命前后土家族哲学的新变化,土家族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阐释,沈从文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这些疏释与衡论,虽分篇进行,但读后却有一以贯之的明晰线索可以把握。

二是萧洪恩教授通过对史料的艰苦搜集、细致发掘、深入分析和平心衡论,对自己民族中的众多思想人物予以了在哲学史上的定位,从而使土家人精神生活与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不只是粗线条的勾画,而具有了精彩的细节和丰富的内涵。例如,对于土家族哲学思维的萌芽,他就下了很大功夫,着力探讨,考察了旧石器时代土家族地区先民的思维特征、新石器时代土家族哲学思维的萌芽、土家族神话中的哲学思维、传说时代的土家族哲学诸环节,十分具体地说明了史前期土家族先民的精神生活和智慧追求。又如,对于土家族历史上的容美土司田氏世家诗文集《田氏一家言》,他在书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富有历史感的解读,阐发出其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所论及的田氏世家,包括田九龄、田宗文、田玄、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几代人物。这几代人物所跨越的时间,始于16世纪上半叶,止于18世纪初始期,长达近一个半世纪之久。而这些人物的哲学思想,伴随明清之际的时代大变迁,从田九龄的“为读《南华》慨古今”的道家形上境界,而最后转化为田舜年的“江山待人而显”的阳明式心学追求。通过这一解读,以一种典型形式,展示出土家族传统哲学思想的思维特点和表达特点。再如,他对于20世纪土家族思想人物多有细致而深入的论析,特别是对朱和中、温朝钟、席正铭、向警予、赵世炎、卓炯、沈从文的思想尤为着力探讨,将其中的哲学内涵及其特色揭示出来。正是书中的这些精彩的细节和丰富的内涵,使我们直接感触到土家人由远古走向现代的生命跃动和思想足迹。在这些地方,可以说包含了萧洪恩教授多年来研究土家族哲学的多方面成果,尤能显示他的深厚的哲学史功力。

三是萧洪恩教授对于土家族哲学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对土家族哲学发展的独到见解,从而使所书写的土家人精神生活与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土家族哲学通史》中对于鶡冠子其人与《鶡冠子》其书的研究即是一例。在最近三十年间,《鶡冠子》随着其书为伪书说被否定,而成为中国文献学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引起中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和探讨,研究成果已有许多。在此基础上,萧洪恩教授衡论诸家的观点,再作自己的推进,明确地提出“鶡冠子为土家先民賨人”说,并进而阐发了《鶡冠子》与土家族文化的联系,指出《鶡冠子》的基本思想特征在于“从边地出发的综合文化选择”。这就为土家族哲学在先秦时代的开展找到了最为重要的文本根据。书中对土家族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背景的说明亦是一例。土家族哲学原本是在一个相对落后的边地环境中形成的,对中国哲学开展难以产生全局性的重大影响;而至20世纪,土家族却有一批杰出的思想人物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头,成为中华民族新思想、新哲学的代表者。这里的原因,萧洪恩教授做了深入的探讨,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土家族思想世界在明代出现了趋新动向,而至清代中叶经历了脱蛮入儒的重要转变,实现了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正是以此为基础,面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土家族与汉族一样产生了近代民族国家意识,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而产生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思想人物,开启了土家族哲学的现代转型。这样一来,土家族哲学的古今之变就得到了一种富有历史感的合理解释。上述二例,都是萧洪恩教授多年思考探索所得,也是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这三个方面的特色,从总体上显示了《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准的哲学史著作。正是这种学术上的质量与水准,使得这部著作获得了双重意义,不仅对于土家族的精神生活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有着普遍的意义。

三、方法论之一: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

《土家族哲学通史》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就是萧洪恩教授在哲学史方法论上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探讨。

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是武汉大学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我当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研究生时,所上“哲学史方法论”一课,即由陈修斋先生和萧萐父先生两位著名哲学史家主持讲授,所受教益延及至今。萧洪恩教授当然也是如此。因此,他在全书导论中,集中思考和探讨了“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与“土家族哲学如何研究”两个问题,从而在方法论上为全书奠定了研究框架。我觉得,要真正读懂他的这部著作,不了解他对这两个问题所做的思考和探讨是不行的。因此,我在这里环绕萧洪恩教授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更多地谈一点自己的感想。在本节中,先谈关于“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问题的感想;在下一节中,再谈关于“土家族哲学如何研究”问题的感想。

哲学史的成立与哲学问题的成立一样,都有一个“何以可能”的问题。对于土家族哲学史的书写,当然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而对于“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问题,又可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可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子问题。第一个子问题是近些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者所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土家族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其合法性当然也难免受到质疑。第二个子问题是土家族思想世界经历过脱蛮入儒的转变,再加之土家族的书写文字使用的是汉字,因此与汉族哲学相区别的土家族哲学是否存在,同样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子问题是土家族哲学在20世纪的开展,主要表现为对新哲学观念的接受,这些新哲学观念当然不是土家族传统哲学中所具有的,因此在大量吸纳了新哲学观念以后,土家族哲学是否还能继续成立,又是一个问题。这三个子问题,除第二个子问题是土家族哲学研究中的特殊问题外,第一个子问题和第三个子问题都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对于第二个子问题,萧洪恩教授在书中已经做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我在这里主要谈第一个子问题和第三个子问题。

第一个子问题和第三个子问题,含义当然不相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就是都关涉到如何来看待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中西古今关系。第一个子问题所提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讨论中国有没有西方“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能不能采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哲学,以及如何更好地借鉴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等问题。第三个子问题则是如何看待中西古今哲学的碰撞与交流所引发的中国哲学包括土家族哲学的形态转换与传统更新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我认为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包容心态,看到人类精神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国家的开展,既有其差异性,也有其共同点。这种共同点,用古人的话说,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用今人的话说,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因此,我们可以吸纳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奥林匹克精神,也可以吸纳西方的哲学思想。西方的哲学思想与奥林匹克精神都是古代希腊人精神生活的产物,既然我们可以举国传递来自雅典的圣火,成功地在自己的首都举办源自希腊的奥运会,为何非要在自己的哲学领域中做一种非此即彼的僵硬划界呢?古代希腊人的火是来自天国,所以有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古代中国人的火取自生活劳作,所以有燧人氏的传说;在这里实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取向。但在今天的中国,有谁会因为迎来了雅典的圣火,昭示了古代希腊人的精神,就说这是遮蔽了或消解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呢?我们亲历的历史已经证明,正是通过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吸纳,我们的民族精神在今天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以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也可以加以考虑吸纳,唯独对西方的精神传统是非抵制不可的,否则我们中国人就会失去自己的民族根性和身份认同。但今天中国对外开放的实际历史进程,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西方的精神传统也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吸纳的;而这种吸纳,并不就会失去自己的民族根性和身份认同。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我认为还需要有一种宏通的历史眼光,看到中国哲学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正是通过中西古今哲学的碰撞与交流,正是通过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双向合一的哲学运动,使得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经过近代形态而转入现代形态,使得中国哲学在古代传统之后又形成了现代传统。在古代形态中国哲学发展中,也曾于明清之际孕育了近代形态的新因素,生发出早期启蒙哲学思潮,但由于诸多历史因素的限制,最终未能从中接生出近代形态中国哲学。只有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发生后,由于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变迁,出现了中西古今哲学的碰撞与交流,才使得中国哲学发生历史性转变,出现了哲学形态的转换和哲学传统的更新。这种哲学形态的转换和哲学传统的更新,当然使中国哲学中的传统因素减少了,甚至会与传统形态中国哲学呈现出巨大反差,但却使得中国哲学家能够面对近现代中国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如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等,做出深入的思考和有效的回答。对于这些问题,仅靠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显然是不足以应对的。其实,只要是环绕中国问题进行思考和解答,中国哲学所吸纳的种种外来的新思想,都会或迟或早经历中国化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有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可能很快就达到圆融的程度。这一点,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是如此,对于20世纪土家族哲学也是如此。

有了这种开放的包容心态与宏通的历史眼光,才能为看待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中西古今关系提供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从这个基本的立足点出发,才能对有关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中西古今关系诸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在《土家族哲学通史》中,萧洪恩教授正是从这一基本的立足点出发,来看待、总结和书写自己民族的哲学历史的。

四、方法论之二:土家族哲学如何研究

关于“土家族哲学如何研究”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萧洪恩教授在书中很重视研究方法的筛选,主张重视唯物史观、历史主义诸方法的运用,这些我都很赞成。在这里,我只想谈一谈他说到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因为这一方法,是我近年来在开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提出来的。

我之所以提出“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是受到萧萐父先生的思想启示。萧先生有一篇很短的文章,题为《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只有数百字,占一页篇幅,收录在他的《吹沙集》中。文章指出:“鉴于哲学史研究曾羼入许多非哲学的思想资料,往往与一般思想史、学说史混杂难分,我们曾强调应当净化哲学概念,厘清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把一些伦理、道德、宗教、政法等非哲学思想资料筛选出去,使哲学史纯化为哲学认识史,以便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但进一步考虑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哲学,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文化,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而这些年我们又强调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对于这段话,萧先生虽然再未作进一步展开阐发,但我却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进而具体到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反思,发现在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经历了一个由混杂难分到互为他者的过程,而现在又需要由互为他者而加以沟通,使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使“思”与“史”结合起来,因而我提出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运用这一方法研究19～20世纪中国哲学。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对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来说,有其具体的内涵。首先,这一研究在于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那些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问题凸显出来,使之成为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使那些直接来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如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在近现代中国所引发的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问题,进入到哲学史研究的问题域,得到凸显和研究。其次,这一研究又在于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关注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而这一联系涉及中国思想世界三个层面的思想形态:一是属于精英文化的观念形态的思想内容,二是属于观念形态与实际运动相结合的社会思潮,三是属于下层民间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观念。再次,这一研究还在于凸显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历史环境的联系,这种联系既集中表现为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给予中国哲学发展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又包括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些具体的新因素、新内容,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的新因素、新内容,如近现代出版业的出现与发展、近现代报刊的出现与发展、现代大学及其哲学系的出现与发展,对中国哲学发展投下的多方面影响。这一方法的理论阐述与实际运用,集中体现在我的论文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华书局2008年版)和专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

萧洪恩教授在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对这一方法很有兴趣,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即加以运用。在《土家族哲学通史》这部著作中,他进一步把这一方法加以推广,运用于全部土家族哲学史研究,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土家族哲学思想,往往不是由专业的哲学家提出,也往往不是由专门的哲学著述阐发,而是与其他思想内容、其他表达形式交织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从一般意义的思想史文献中发掘出其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萧洪恩教授在这方面用力甚深,十分重视对诗文、史籍、方志、书信、日记、公文等文献的搜集和解读,发掘其中的哲学思想。如《田氏一家言》,本是由田氏几代人的十二卷诗集组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述。但他正是通过对这些诗作的深入解读,发掘出蕴涵于其间的哲学思想,探讨这些哲学思想内在的演变,揭示出土家族哲学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思想传承。

其二,20世纪土家族哲学的开展,其代表人物或为政治家或为文学家,他们所接触和探讨的哲学问题,往往不是哲学自身发展所提出的形上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对于这种哲学文化现象,萧洪恩教授没有硬把这些人物的思想往形上问题上拉,以加强其哲学味,而是明确指出,这些人物哲学思想的特点首先就在于:悬置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重点关注历史观、文化观及政治哲学问题。这就使这些原本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问题得以凸显,成为20世纪土家族哲学的主要问题,显示出20世纪土家族哲学的特点。特别是对于向警予、赵世炎、沈从文的思想研究,他都能很好地运用这一方法,揭示出他们所关注和探讨的政治哲学问题及文化哲学问题,从而对他们的哲学思想做出深入的阐发和恰当的评价。

其三,对于土家族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与下层民间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联系,萧洪恩教授予以了关注和研究,使之成为土家族哲学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书中在论述土家族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阐释时,就对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土家族神兵运动社会理想的改造,作了专门的考察和衡论。这种考察和衡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土家族精神史在20世纪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不仅对于土家族哲学史的书写很有意义,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有其价值。

总之,正是运用了“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萧洪恩教授对土家族哲学思想做出了相当深入的阐发。这种阐发既保留了土家族哲学的民族特色,又从中发掘出值得珍视的哲学内容。

五、《土家族哲学通史》的意义

通过《土家族哲学通史》的追求、特色和方法,以及书中的文字与书外的评论,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这部著作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分作特殊与普遍两个方面看。

从特殊方面看,这部著作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土家族哲学通史,当然首先对于土家族的精神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哲学通史的问世,向世人展示了土家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悠久而光荣的思想历史,展示了土家族对中华民族哲学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不仅使人们对土家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将激励土家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2009年7月,我到萧洪恩教授的家乡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参加《土家族哲学通史》的首发活动。一些土家族基层干部同我谈到,他们希望能得到这本书,并不是由于他们完全能读得懂,更不是他们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是因为自己的民族有了这么一部厚重的哲学通史,感到很兴奋、很自豪。这种民族情感,大概只有亲临其境,感同身受,才能感触得到。而我以为,只有具有了这种经历和感受,才能对《土家族哲学通史》的意义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从普遍方面看,这部著作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土家族哲学通史,不仅对于土家族哲学研究是一大贡献,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有着普遍性意义。这部哲学通史,从一个侧面鲜明地显示出中国哲学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哲学家、思想家共同创造的,汉族哲学家、思想家的贡献当然很重要,少数民族哲学家、思想家的贡献也不可少;在中国哲学从古及今的发展历史中,同样生动地体现出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彼此吸取、共同进步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因此,改变长期以来专注汉族哲学家、思想家的状况,把历史上少数民族哲学家、思想家纳入研究视域,书写出包括中华各民族思想贡献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在21世纪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里,需要汉族哲学史家的努力,更有待少数民族哲学史家的努力。《土家族哲学通史》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己的追求、特色与方法,之所以成为一部高质量、高水准的哲学史著作,正在于有了萧洪恩教授这样的土家族自己的第一代哲学史家。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感到一位有作为的少数民族哲学史家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从学术功力上说,不应只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历史,而应具有厚实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受过严格而良好的哲学史训练;从学术研究上说,不应只在一般意义上研究哲学史,而应以一种高度的自觉,对于自己民族的智慧追求和心路历程进行深入研究和反思,努力探索和书写自己民族的哲学历史。因此,这部《土家族哲学通史》,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和新的中国哲学史书写,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有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