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探论

2011-03-19董四代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4期

董四代

(武夷学院福建省统战文化研究基地,福建武夷山3543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性选择,也是一个在实践中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历史性的命题既有其起点,也有其内在的矛盾关系和未来指向。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把握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追溯它的由来、历史轨迹,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多重视角中把主题展示出来,进而在判断现实和追求未来中认识它的发展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前提中提出的历史命题

马克思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把握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回顾在历史起点上它是以怎样的方式提出的,以及历史上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误区,中国共产党人又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拨正航向,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把握这一进程的主线,再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把这一进程揭示出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它从西方到中国的移植,而是必须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文化前提。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加剧和人们对现代化的追求,学习西方成为一种选择,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也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了中国,从张德彝对巴黎公社的介绍、《西国近事汇编》对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报道,到《万国公报》连载的贝拉米的《回顾》,再到早期国民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都使社会主义成为思想界关注的问题。梁启超说:“麦喀士(马克思,引者注),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2]49《政艺通报》上发表文章称:“于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发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焉,则社会主义(即世界主义)是也。”[2]62在20世纪初的译书高潮中,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著作译介到中国,有人称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最受欢迎的是“马克思主义”[3]。

然而,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贯通。中国人首先认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贯通,是与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在严复宣传的进化论的影响下,康有为把握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对传统大同理想进行创新,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他认为:西方文明发展,“创数千年未有之异境。文明日进,诚过畴者。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徳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4],只有世界大同才是人类之目标。他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定位在小康,这就在批判资本主义中认同了社会主义。孙中山则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洲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握文明幸福,故造成此不平等的世界。”[5]84-85并且提出:“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之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5]104他把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

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中,无政府主义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他们认同共产主义,追求大同,主张破坏或互助,以达到废除私有、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目标。李石曾把无政府主义的宗旨归纳为:“平尊卑也,均富贵也,一言以蔽之也,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6]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激进主义并有明显的民粹倾向,但又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以致有学者说:“它对活跃思想,启发人们思考问题,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许多青年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常常是以无政府主义为过渡的,无政府主义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7]

中国近代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启蒙,使传统大同理想发生了嬗变,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之成为认同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又表达着生计艰难的民众对旧制度的反抗。这在实际上就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在这种文化前提中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命题:既然对共产主义目标的认同先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那么如何把产生于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实际中;既然中国人从传统理想创新中接受了社会主义,那么如何消除传统理想中均平思想的影响和实践中形成的激进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那么如何使之在与中国文化贯通中实现本土化;既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现代化,那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等等。

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及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传统文化既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体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又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它不是凝固的客体,而是在不断流变中实现自我扬弃和超越的过程,并且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形成和再创造自己的密码,赋予人们的活动以意义的追求。传统文化还体现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对未来的选择,体现在人们怎样思考问题,如何认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以及朝着什么方向发挥潜能。任何一种现代思想只有与传统的变革相联系,才能形成实际生命力;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只有与传统相贯通并与它的创新相结合,才能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一个与传统文化互读、融合并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从中借取新思路和新理念,更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再创造。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8]499他还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9]192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促进着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并进而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知行相资”、“经世致用”思想相结合,把实践视为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途径,对传统实事求是命题进行新的解释,使之成为一个动态性创造过程;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传统“两极相依,互相转化”联系起来,提出了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观点,从而可以在复杂的关系中突出重点,并形成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式表达;把马克思主义质量互变规律与《易经》中“相生相克”思想相联系,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表达;把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与中国文化“生生不息”联系起来,突出“扬弃”、“否定”、“继承”在其中的意义,认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关系,进而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追求中,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总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规律的研究与中国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精神内在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田辰山认为:毛泽东的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通变精神,是理论和实践通过应用的相通,包括知与行、动机与效果、思想与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等等。他说:“毛泽东站在通变哲学立场,针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点的环境之间的互系与相通的循求。他的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词汇表达的思想,标志着中国传统‘通变’思想进入了一个崭新、更有造诣的现代阶段。”[10]

实事求是解决的是思想路线问题,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都是实事求是的实现形式,只有实事求是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成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问题的理论武器,也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不仅体现着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而且把它提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虽然包含了现代化的思想,但它在历史定位和术语使用上与社会主义并无内在的包容关系。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的结果,而是在对资本主义判断中,对现代化进行的制度选择。这样,如何认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中,不论是发展工商业和交通通信事业,还是主张改革政治、发展民主和废科举兴学校、培养现代人才,都表达着现代化的追求。维新派和革命派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但又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现代化是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而在中国,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现代化还没有实现,那么社会主义的意义何在?现代工商业在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发展和广大农村传统社会基础的并存,造成了现代化启动的艰难和启蒙中的理性缺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造成了现代化难以全面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扫除现代化的政治障碍。毛泽东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道路。在发动农民参加革命中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在解放农民中改变传统社会的基础。他还多次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8]960。但他又说过:“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9]207也就是说,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视为扫除现代化的政治障碍,又认为现代化是建立在工业化发展之上的。他还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8]1360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评价说:“新民主主义思想表现为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取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它不仅能够满足社会主义的需求,而且还可以响应民族自主发展的需求。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它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再次把社会主义确立为历史发展的目标,它一方面需要暂时从资本主义中获取经济动力,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防范。”[11]

新中国建立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这就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法治化和文化理性化的现代化要求,而且形成了权力决定社会的机制,社会主义在取得暂短的成就后就被置于了封闭的体制下。从根本上讲,计划经济与现代化是矛盾的。在这种体制下,传统社会的基础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代化得不到实际启动,不仅社会主义失去了生机,而且造成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横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失去了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命题,而且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发展联系起来,使现代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内容,社会主义成为现代化的制度选择,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程。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正确处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不断实现的。把握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化实践中,不断以新的理论充实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也就可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境界。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现代性判断与乌托邦追求

现代化是现代性发展中实现的社会变革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推动力和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既体现为科学技术发展、效率追求,又体现为自由、平等的政治选择和人的祛魅与自主性发挥。现代性成长对中国现代化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但它又是依附着商品交换发展起来的。这样,就造成了工具理性的横行,并导致了人的异化、贫富分化、道德缺失和人们精神家园的荒芜。艾森斯塔特说:“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12]面对这种毁灭可能的威胁,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判断之上的。然而,他们的社会主义追求又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色彩。

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而在于对现代性分裂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赫茨勒说:“乌托邦思想家是新思想的源泉,正如许多重要作家所证实的那样,可能也是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哲学以及以之作为基础的有关运动之奠基人。”[13]卡尔·曼海姆则认为:“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将变得与物没有什么两样。于是我们将会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的自相矛盾状态,也就是说,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这样,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但亦是英雄般的发展之后,在意识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当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14]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已经不能无保留地崇尚现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导致的现代性分裂下,当他们规划中国社会发展时又有一种乌托邦倾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康有为的小康、大同之论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超越二者的视阈,恰当处理社会变革与理想主义追求之间的关系,形成指导实践的正确理论,找到使二者保持张力的核心理念。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一切为了人民的主张,就是这种超越的体现,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丰碑。

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导致了理性主义的至上性,又造成了人们理想主义的幻灭和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计划经济自认为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用一系列预设的制度法则规范人们的行为,把科学社会主义视为“理性大全”,从而也就无法正确处理主体与客体、必然与自由、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当年试图以道德理想主义消除现代性分裂所带来的问题,使中国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如果从对理性至上抗议和现代性分裂的批判角度上讲,这种乌托邦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一旦把超越现实的乌托邦设想付诸实践,又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理想之灯的熄灭,反而会引起理性至上的诉求和对现代性的盲目崇拜。

邓小平理论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又强调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规定性,主张培养“四有”新人,并且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命题。然而,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和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又使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分化、道德迷失、环境污染等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答新的问题,以新的理念在理性与人文、现实与理想、客体与主体之间保持平衡,并且以一种核心理念寻求各种矛盾关系相统一的实践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必然和自由

客观必然性和主观创造性是社会发展相互关联的关系范畴。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视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认识必然规律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根本原则。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就可以消除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影响,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视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并根据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在传统社会主义下,不仅从外部特征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划分,而且把公有制、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这样,加上“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成为不可怀疑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从中吸取启示并按它的要求在实践中对它进行复制。这就不仅忽略了不同国家的国情,也造成了唯意志论下实践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消失。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正如刘怀玉等人所说:“我们不需要历史进步的理性大全,但需要多层次的、有限定语境的或局部所指的历史进步概念。”[15]93他们还引用韦伯“最高价值之光永远照耀着浩瀚无序的随着时间流逝的事件中永远变化着的有限部分”,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适应着改变的历史前提条件、不断提高着解决现存问题能力的进化过程”,“试图使人类摆脱一切愚昧盲目的‘自觉理性’很可能是人类最大的和最可怕的盲目性”[15]94。人们总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根据可预见的未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在这其中,实践是把主观创造性与客观必然性统一起来的途径,共产主义的最高价值引导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因此,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方向和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对现实进行无保留的赞美,而是坚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6]的精神,科学判断其中的阶段性成果在什么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为未来打开了新的空间;又存在哪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障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深化的过程,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要求必然使之带有不同的特点,并为未来发展开辟道路,因而这又是一个不断从必然向自由转化的过程。“实事求是”、“以人为本”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根本准则,同时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形成新的时代精神,保持其青春的生命力。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2] 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3] 马丁·伯纳尔.一九O七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M].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95.

[4] 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79.

[5]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 葛懋春.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67.

[7] 朱义禄,张劲.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244.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田辰山.中国辨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4-145.

[11] 苑洁.后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35.

[12]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