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达尔文进化论问题

2011-03-19范畅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4期

范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达尔文进化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这一论调,国外早就存在。国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与哲学性的争论中,学者们也往往把达尔文进化论搬出来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科学”性质,更不用说教科书中千篇一律的陈述了。然而,正是这一论调与历史目的论、历史决定论问题混杂起来,陡然增加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难度。随着当前学界研究的新进展,是彻底弄清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一

最早把马克思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联系起来的是恩格斯。1867年,恩格斯在为《观察家报》作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指出:“他(指马克思——笔者注)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1]255在这篇力图体现《资本论》科学性的书评中,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进行了比附。16年后,恩格斯发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再次把马克思与达尔文进行了类比,类似的说法同样出现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

其后,列宁1894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指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并列,不仅从“外表方面”,而且从“内容方面”都是正确的,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则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2]10。1896年拉布里奥拉发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1897年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发表《查理斯·达尔文和卡尔·马克思:一种比较》;1901年考茨基发表《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些文献都把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提并论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进入二十世纪后,每当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达尔文就会被抬出来,似乎只要与达尔文联系起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科学的;同时,达尔文主义也有渗入到历史哲学领域以显示其普遍规律性的理论自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达尔文进化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一观点成为共识,自然选择的进化律光明正大地盘踞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曾被马克思猛烈批判的历史目的论、历史决定论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悄然潜入,甚至得到公开认可。

问题不在于把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比附,从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历史功绩来看,这种比附无论如何都不过分,并且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已远远超过达尔文;也不在于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在创立和发展中吸收了自然科学成果,那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无论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曾积极地这样做过;更不在于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一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早已充分论证了这一点,大量研究也表明,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并不必然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化;而在于也仅仅在于,为了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给自家的理论建立一个生物进化论的基础,甚至将生物进化的理论直接吸纳过来,其结果是,在给历史唯物主义涂上自然科学色彩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增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说服力(在一定时期内也许确有这种效果),反而影响了它的理论纯洁性,引发来自反对者的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实际上,由于达尔文进化论而导致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化倾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开始了,他们对此都有明确批判。

1862年6月1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达尔文的著作很“好笑”:达尔文竟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从动植物世界看到了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等等,把动物世界描写成为了市民社会,“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3]251-252。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批评的是达尔文把社会科学的结论照搬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去,那么马克思对于毕希纳和朗格的嘲讽则在于他们把自然科学的成果照搬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来。1868年马克思指出,毕希纳关于唯物主义历史的著述是“肤浅的废话”[4]567。1870年当朗格在他的《论工人问题》一书中对马克思大加赞扬,并把全部人类史归纳为“生存斗争”时,马克思挖苦道:“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 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口过剩律。”“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4]671-6721875年11月12日,恩格斯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对这种照搬自然科学结论的做法作了系统批判,可将其归纳为四点:(1)同意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2)达尔文的证明方法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即使在自然领域内,生存斗争原理也还是值得商榷的;(3)如果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中,那是有罪的;因为,(4)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从事生产,而动物最多是搜集,仅此一点,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5]161-163。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又得以进一步展开。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将达尔文进化论照搬到社会历史领域的态度是明确的,即便那些把达尔文进化论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基础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态度往往被仅仅当作对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和对那些“蹩脚的经济学家”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却并不妨碍人们把达尔文进化论视为理论基础,也不妨碍人们把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历史进化论,因为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本人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作为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这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事情是这样的:马克思在1860年10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在我经受折磨的时期——最近一个月——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3]130-131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11月,当时马克思正忙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为福格特事件所困扰,没有及时阅读到这本书。恩格斯却在这本书出版后几天之内就读到了它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恩格斯的第一反应是:“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当然,人们不能不接受笨拙的英国方法。”[6]503恩格斯的高度赞扬一定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一空闲下来,马克思便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三个月后,马克思专门向拉萨尔介绍了达尔文:“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3]574-57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又正式说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下文称句 I)“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下文称句 II)[7]9-10

“自然的”一词这么高的出现频率,正式和不正式场合的表述,前后印证的观点,还不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这一自然科学基础之上了吗?

二

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历史目的论直接相关。历史目的论曾一度是欧洲历史哲学和神学中的主导观念。亚里士多德创立“四因说”,认为“目的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历史观念,历史目的论出现于基督教神学引入自然哲学之后。奥古斯汀认为上帝是万物的原因和目的,上帝引导罗马历史走向最终审判。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阿耳法拉比和奥古斯汀的观点融合起来,认为事物有一个不断上升、前进的过程,一定有一个最高的、最完善的形式,而每一事物都实现一定的目的,富有目的性的宇宙隐含着目的制订者——上帝。阿奎那对目的论的证明一直被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所坚持。维柯的历史观在近代哲学上具有转型意义,他从人的心灵不确定性理解历史,向人们描绘了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各民族在不同时期都要经过的一种永恒的历史图案。康德提出“大自然计划说”,认为有机界是有目的的,人类历史是自然隐蔽计划的实现。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把历史研究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但他认为人的感性自然是历史的起点,在他看来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趋神性发展过程。黑格尔综合费希特历史观上的逻辑自恰性和康德国家历史的现实性,提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历史被理解为一种逻辑的展开过程,最终形成了辩证法体系下的历史目的论。

总的看来,历史目的论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连续上升的逻辑过程,进步是抽象的、绝对的、必然的;二是历史有其自身的目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历史目的论必然与决定论、神性论纠结在一起。早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15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就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目的论进行了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又写道: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

‘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

者’等等)‘并列的人物’。”[8]88

必须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这句话并非指依次上升式的阶段性变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只不过是历史没有自己的目的罢了。爱好联想的人们往往把这句话单独摘引出来,并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述的几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相联系,然后再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的“自然规律”和“铁的必然性”相呼应,一种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目的论就这样诞生了。

这段广为引用也广为误解的话说明,历史人格化的现象并没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而在历史哲学中消失,历史目的论根深蒂固。但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确曾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之惊喜。达尔文进化论以丰富的调查资料表明,自然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自我发展过程,自然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神性目的。达尔文宣告了自然科学中目的论的结束,有力地支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无目的的观点。正是这个原因,恩格斯才说《物种起源》“写得好极了”,马克思才说“非常有意义”,两人才一致认为由于这本书的出版,目的论被驳倒了。考虑到马克思对达尔文给自然科学“目的论”以致命打击的赞扬,当他说“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和“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时,马克思唯一可能的意思是指他与达尔文在反目的论上是一致的。可是长期以来,人们拘泥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字句,把他们在特定环境中的话当作一般意义上的说明,达尔文进化论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一般基础,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经验科学、实证科学的依据,成了把生物进化律搬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实,却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目的论批判,更忘记了达尔文进化论反自然目的论的实质,岂不谬矣?

何况,在指出达尔文反自然目的论功绩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达尔文的肯定上,而是对其理论进行了限定,反对把生物进化原则普遍化和永恒化,这已为上文引述所证明。

但是总有人不甘心这一结论,于是便有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观差异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从人类的视角看自然,自然为人而存在,人是主体;恩格斯则把自然独立于人之外,人从属于自然,自然是主体,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制造了达尔文-马克思神话,这一神话又为达尔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延续[9]471,472,474。从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出发,人们得出结论说,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为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基础,近年国内学者持类似观点者颇多。客观地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学术偏好和表现风格,思想上的差异不可避免,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研究的深入,这一点会更清晰。但如果说恩格斯制造了达尔文-马克思神话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根植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则荒唐至极。

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的主要依据是《自然辩证法》,尤以《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为主。这部作品的确按生物进化的顺序叙述了类人猿的进化过程,吸收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相关成果,但是从这里也根本得不出恩格斯为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生物进化论基础的结论。首先,不能把恩格斯所说“人是属于自然界的”这样的观点拿来作为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根植于生物进化论基础之上、从而制造了达尔文-马克思神话的依据,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恩格斯怎么看,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无关。其次,恩格斯明确批判了达尔文把自然选择与马尔萨斯主义混淆起来的理论缺陷,揭示了达尔文把社会经济学说搬到生物界,然后再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搬回社会历史并宣布这些论断是社会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把戏,他又怎能糊涂到把历史唯物主义根植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呢?

必须面对的还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段话,因为正是在那里,恩格斯提出了被后人视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自然科学基础的细胞学、能量转化和生物进化论。恩格斯在叙述了这三大发现以后,说道:

“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10]246

这句话往往被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者用来说明恩格斯的自然科学崇拜,甚至被达尔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拿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但是,恩格斯在这里到底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其实,只要通读一下上下文就会明白,恩格斯用三大自然科学发现所说明的,不外乎是:以前通过观念、幻想、臆断来理解事物的自然哲学,已被依靠经验建立起总体联系的自然科学所取代,自然哲学最终被排除了,自然界由于三大发现及其他自然科学成果而被证明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自然界也在变。“适用于自然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这一句话不是指具体的自然规律可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指“不断变化”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一切唯心主义的不同正是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

退一步讲,即便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自然观上有所不同,也没有发展到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归功于达尔文进化论,没有发展到把生物进化学说搬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来,而只是强调一点:自然和社会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也不存在什么历史的目的。

三

为了更准确地说明这个问题,不妨重复引用恩格斯首次把马克思与达尔文联系起来的那段书评文字:

“他(指马克思——笔者注)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

这段文字对于达尔文进化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似乎十分有利:

现代社会……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他……作为规律确立的,是达尔文……确立的同一个……过程。

这些表意清晰的关键词不就是在说明马克思与达尔文都在讲进化论吗?只不过一个是自然进化,一个是社会进化。但是,如果把省略掉的文字强调出来,我们将会发现:

从经济上来考察……在社会关系方面……在自然史方面……逐渐变革……。

再清楚不过,“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一句说的不过是:从经济角度而言,现代社会处在不断变革之中。马克思和达尔文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两个不同角度所揭示的共同规律是且仅是——变革,用英文表达:Evolution。但是,Evolution并不总意味着Progress(进步)[11],它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Change(变化),并没有对生物系统作什么“预见”[12]309。正是在“不断变化”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肯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反目的论的历史功绩,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才有共同之处。恩格斯在《资本论》书评中用语十分谨慎,作了层层限定,为什么人们总是视而不见呢?

被长期误解的还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的那两句话,为了彻底弄清它们的语意,有必要做一些更详尽的文本学考察。

注意,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句 I之前马克思表述的意思是:

(1)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导致工农业工人的悲惨境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英国的今天就是德国的明天。

(2)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发生变革,这一变革在英国已很明显,它一定会波及欧洲大陆。因此,德国人决不要自我欺骗,而要像英国人那样,积极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

(3)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资本论》所做的,就是通过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揭示“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到此,马克思的主要意思已表达完毕。句 I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顺便说明:探索到这个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并不意味着可以避免社会变革的出现,德国仍然将像英国一样遭遇社会变革过程——这个语意是与上文相承的。不过,虽然不能避免变革过程,却可以减少或缩短变革出现时社会经历的痛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只要尽量提高德国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当资本主义变革在德国出现时,它就有可能采用较人道的形式。

纵览以上语意,有几点应特别注意:(1)马克思这些话是说给当时的德国人的。这是《资本论》1876年版序言的基本陈述对象。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它告诉我们马克思语意的地域特征,而过去我们却一直把这些话当作超越地理空间的声明。(2)“自然规律”指的是特定社会“本身运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说,以铁的必然性发挥作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不是一般历史规律。只要它存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规律也就消失。注意这一点也很重要,它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语意没有超越历史空间的主观诉求。(3)“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生变革这一事实,即它不可能永恒不变。“法令取消”由英译本中的“remove by legal enactments”[13]10转译而来,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德语原版中没有“法令”这个词,与之对应的“wegdekretieren”[14]16,主要是视而不见、不管不问的意思。马克思用“öbersp ringen”(跳过)、“wegdekretieren”和“naturgemäβe Entw icklungsphasen”(自然的发展阶段)三个关键词要强调的,是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性、非主观意愿性,这是针对当时许多德国人不愿面对社会变革、甘愿自我蒙蔽的现状而言,不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链条中某个特定社会阶段能不能跳越。换言之,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由英国向德国扩展并最终引发德国社会变革的客观趋势,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至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某个特定阶段能不能跳过,在这里马克思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注意这一点最为重要,在这一点上的错误理解直接导致历史决定论,导致后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教条主义。

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说明社会发展的非个人主观性,从而带出了句 II。这句话的语言环境是:马克思宣布,在他的著作中,人是抽象的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生活中的个人即具体的个人,不管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社会关系变革不能要个人负责——个人意愿无法决定,所以才有“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之句。

再往下阅读,马克思的语意是:政治经济学的自由科学研究招致人们最激烈的反对,传统的财产关系被当作永恒状态,不容批评,但是现在情况有所改变,英国的外交使节已坦承:大陆国家劳资关系的变化与英国一样不可避免;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集会上说: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变革已提到日程上来,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且经常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体,不是永不变化的。这个语意正好对应了句 II的内容。

把前后的语意脉络联系起来看,马克思用“自然史”要传达的意思了然若揭:第一,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不存在目的论倾向,它是自然发生的人的现实活动;第二,经济社会形态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看,自然选择强调的也是两点:自然生物的演化不存在目的论倾向,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生物本身的活动;生物界也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生物。无疑,马克思和达尔文把变化的概念带进了社会和自然理论,这正是二人学说共同的革命性实质。

历史并不承认“一般历史理论”,一个“一般历史理论”更少有可能成为一般历史理论。马克思曾告诫人们: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去理解。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只有把握了马克思和达尔文分别为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带来的变化概念,才能真正懂得恩格斯一再把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提并论的原因,才能真正理解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何种意义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

四

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获得快速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等等,这些自然科学的巨大成果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提高了人类发展的文明程度,自然科学得到广泛认同。这一认同的极端就是科学主义。自然科学成为唯一的知识来源,自然科学的方法成为唯一正确的获得知识的方法,人文社会领域要么被同化为科学,要么作为知识来源被排除在外。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被打扮成自然科学化的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人们宁愿相信历史唯物主义是与达尔文进化论一样的科学理论,却根本没有弄清楚马克思是在什么意义上肯定达尔文进化论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章的注24中讽刺蒲鲁东社会主义者滥用“科学”这一字眼,说他们凡是缺乏概念的地方,“科学”这个字眼就及时出现。后来他自己的学说也坠入了这一流俗,这是他曾料想到的吗?

马克思更料想不到的是,在他看来给历史目的论以致命打击的达尔文进化论被他的后继者搬进他的学说,反而又以他的学说为土壤催生了新的历史目的论。

这似乎很奇怪,许多人就是在反目的论的层面上运用进化论的呀?其实,达尔文进化论的确通过生物形态的进化理论向康德、黑格尔以来的历史目的论提出了严重挑战,但一方面达尔文理论限于生物界,能否运用于人类历史领域一直受到质疑,这就使得它对人类历史领域目的论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达尔文进化论在排除神性目的论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生物进化目的论:一种持续进步的演化,一种动因在目的中的诉求。达尔文进化论是否存在生物总是由低级向高级持续进化的思想,是有争议的,但许多人宁愿相信其有,并把这一思想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导致历史进化论。正如王南湜教授指出的那样:说前进性、上升性的发展是普遍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说世界自身是自发地由低级状态趋向一个更高级的目标,这不是公开的目的论又是什么?[15]99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驳倒了历史目的论时,历史目的论却由于进化论的引入而以更隐蔽的形式潜伏了下来。

历史目的论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依托又与历史决定论纠集起来,散发着浓郁的芳香。这芳香在历史唯物主义处在弱势的年代,特别是当无产阶级斗争出现暂时挫败的时期,曾起到鼓舞斗志、坚定信念的作用,因为“历史潮流为我而动”,是“铁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坐在牢窗内的葛兰西却对此充满了忧虑:作为神性目的论替代品的新历史目的论披着机械历史决定论的外衣而出现,虽然有必要把机械决定论解释为群众的一种朴素哲学,因为这样能够凝聚力量,但一旦它作为思虑周密的哲学,就会导致消极的、白痴般的自我满足[16]247-248。更重要的是,历史目的论、决定论、进化论的纠集混杂把历史唯物主义嫁接成了面目全非的怪物,人们在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却种下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种子。今天,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它们彻底划清界线的时候了。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Terence Ball.Marx and Darw in:a reconsideration[J].Political Theo ry,1979,7(4).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Grace A de Laguna.The role of teleology in evolution[J].Philosophy of Science,1962,29(2).

[12] Andrew Levine,Elliott Sober.What’s historical a-bout histo rical materialism?[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