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龙

（中国传媒大学 影视艺术学院，北京 100024）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时代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那么对于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也可以是为个人情绪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明末清初大量涌现的时事剧也就是明末清初时事剧作家内心的自我表达。本文拟对其创作心态进行分析，寻求明末清初时事剧大量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时事剧的综合分析，其创作心态可以归纳为讽政心态、抒愤心态、教化心态和从众心态。

一、讽政心态

所谓时事剧的讽政心态，就是在戏剧作品中表达自己对时政的见解，以及自己内心的倾向。

明末清初时事剧作家，大都身世不详。有记载的也都是生活破落，终身不得志。譬如《鸣冤记》的作者盛于斯生活于明万历后期，他“家益贫，目益盲，不自聊赖，侘□愤郁，遂大放厥词于诗歌。破窗风雪中，时闻其呜呜然。或曼声长歌，歌已则泣”[1]。虽然时事剧作家沉沦下僚，但是在明末动荡的社会中，饱受儒家入世传统的浸染，又在明末实学思潮的影响下，他们“位卑不敢忘忧国”，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身处社会下层，没有机会直接干预国家政治，但是儒家所提倡的“三不朽”中“立言”的影响，使他们自觉的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明末正是戏曲小说俗文学盛行的时代，他们选择戏曲这种舞台艺术也就无可厚非了。

时事剧作者在时事剧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如在《回春记》中的《贡院谈文》一折：

［丑］：自天启子丑之际，伪子伪经流毒于文人之心，遂有魏贼之祸，其间谄媚之羞，经史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