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百科全书的许多词条虽以知识理论的形态出现，但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它在历史叙事中对于材料的取舍和选择性评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汉语书面语发生的最大的颠覆活动，也是这百年之内中国语文演进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图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对《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词条“白话文运动”（Vernacular Movement），进行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式的阅读分析，目的在于扩展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视域，以期对于白话文运动有重新认识。

【关 键 词】白话文；文言文；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字运动。

【作者简介】李春阳，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编审，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汉语文体学研究。

察《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有关“白话文运动”（Vernacular Movement）的词条，陈述如下：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1]

这一词条由胡奇光撰写。简短定义后，分别就“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背景”“白话文运动的经过”“白话文运动的成就”“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四个方面做出论述。该书出版于1988年，代表了当时学界的共识。

本章节以该词条的论述为线索，展开较为详细的评注式讨论（本文的楷体部分皆为该词条原文，来源同上，不再出注）。

如果承认胡适是首倡者，那么这场波澜的初潮之涌实际上发生在美国。胡适与几位留学生之间关于文字和文学的争论，由于胡适将它们写成通信和文章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而广为人知。胡适《逼上梁山》一文言之甚详，不必赘述。“五四前后”的说法特别耐人寻味，它实际上在暗示白话文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但以史实探究，这一少数人提倡的文体革新与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的群众游行毫不相关。如果一定要把它与某个“大写日期”联系起来共同注释历史的话，应当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民国的成立，使少数得风气之先的人觉得应该用一种新的书面语言来写作了。进入20世纪，一系列大事相继发生，起先取消了科举考试，使八股文没了出路，接下来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甫一成立，立刻颁布大总统令，强迫剪辫，禁止缠足，一时间移风易俗气象一新，虽然政治在实质上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体制变了，一整套术语也不得不跟着变，推翻帝制给国人带来的鼓舞是时下的人无法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效应，帝制下的表达方式乃是公车上书，只有先取得国民资格，才可以以上街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述求。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包括多种注音字母方案，皆是上奏朝廷，希望得到圣上的赞同，一纸诏书下来，便可风行天下。民国之后，这个途径断绝了，于是主张便通过报纸杂志直接面向公众，陈独秀同意胡适之并与之呼应，本是两人暂时相契，与君何涉，但由《新青年》公之于众，而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公共言论空间的建立，给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以可能，有没有这样的言论空间，乃是帝制和民国的根本差异。

“划时代”云云，乃是对于所谓“时代”的一种定义，定义乃是如此去定义的权力。“五四”已经被最高权力定义为“划时代”了，前后略一延伸，何等轻巧。用白话做书面语，并不自今日始，白话小说即使从明代起算，也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当初胡适与梅光迪、胡先驌等人的分歧主要在白话能不能做诗这个问题上，所以才有《尝试集》的写作和出版，白话诗是写出来了，成为了名著，但是否就意味着成功了呢？诗人胡适，并不为人认可。胡适之后，还有更多的尝试者，白话能写诗么，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不少，1965年毛泽东给陈毅的信中明确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2]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白话写诗，假如还不好说成功，写小说么，五百年前就已成功了，可那是先人的成功，论者匆忙宣布的“白话文的胜利”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后来几乎所有论者，亦皆认为白话文运动成功了，这成功又指的是什么呢？

一、白话文运动的背景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五十多种，白话小说有一千五百多种。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迷梦（1916），《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文言与口语在先秦时代的真实状况，至今无从确定。为何上文首句即断定“文言文是古人口语的摘要”呢？是根据鲁迅《门外文谈》的观点，然而，鲁迅当初审慎、推测的语气不见了，更由于1949年后鲁迅先生不可怀疑的权威性，此说俨然成为定论。而白话文运动之初的纲领性理论，即采取西方语言学对文字的定义：文字是声音的记录，是语音的符号。而西方文字属于“表音文字”，“语音中心主义”占据语言的主导地位，文字是语音的附属。但是，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存在“表音文字”的类比性。吕叔湘早年曾说“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语言无关”，并且，“一部分文言根本不是‘语，自古以来没有和它相应的口语”[3]。但长期以来，这一认识未能得到传播和重视，于是以西方文字定义硬套汉语和汉字，乃相沿成习，铸成共识。语言学研究著作《马氏文通》即以印欧语性质为标准看待汉语，“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朱德熙语）。由此可见，始于“言文一致”的倾向，在百年汉语研究中未得到质疑，而视之当然，直至近年，有人从理论上提出汉语的“字本位”[4]，认为文言为口语摘要的判断，出于西方的语言观。

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语言为全民所共有，无阶级性，此乃语言学界的共识。如若说西方“语音中心主义”是白话文运动主动上当的第一次，那么，第二次是语言学的所谓“阶级论”。“五四”时期，文言被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语言，白话是人民的语言，由此二分，意识形态话语于是形成，“文言”从此被判决为腐朽的、落后的、统治阶级和没落文人所使用的死语言。否定文言文，与否定由文言文所书写、记载的儒家经典（当不限于儒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又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今日读这些话，偏激之甚，错谬之深，已无须辨析了。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书面和口语的不一致[6]，自古已然，明清尤甚，其原因在于文言文写作以复古为时尚，唐宋八大家便是明清作文的楷模[7]。但白话文的滋生与蓬勃，也正在此一时期。之所以文言与口语的不一致成为问题，是与西方语言接触后两相对比的结果。语言学的进化论，一度被国人奉为真理。而作为印欧语言之特色的“言文一致”，成了改造汉语的最终诉求——众所周知，这一努力至今未见成效。现代白话文，依然言文不一致。朱德熙认为，“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学作品也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8]。言文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是形意文字，而非写音文字，除非采用拼音取代汉字，否则永远不可能一致。走拼音化道路，曾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是国家文字改革的方向，幸其没有实现。越南、朝鲜、韩国、日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去汉字化”运动。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以上“唐宋说”，采纳的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1923年）中的观点，王力亦有相近的看法。《古代汉语》绪论认为，古汉语有两个书面语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古白话”[9]。徐时仪的《汉语白话发展史》（2007年），是第一部系统探讨汉语白话发展史的著作，在文白长期并存的古代汉语书面语系统中，将白话的历史分为露头期（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宋元）和成熟期（明清）。事实上，汉语第一次与印欧语言的接触从东汉佛教入传便已开始，梵文不但影响了汉语对音韵的重视，且佛经的汉译所形成的“内典”，也成为首个与文言文发生形成差别的独特文体。王国维认为楚辞、内典、元剧的文章，在美学风格上可鼎足而立。《朱子语类》乃朱熹的门人记录其讲学语录的汇编，为使听者易于理会，语不求深，多方设喻，如话家常，以明白显豁为追求。记录者虽难免加工，仍保存了大量时语。以口语讲理学，由此成为一种传统，王阳明的《传习录》即是一例。朱熹、王阳明以达意为目的，文言便任其文言，白话亦任其白话，没有想过非此即彼，或以彼此的高低相较。至于明清是否出现过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颇费争议，中国历史自具轨迹，套用西方历史模式，有蓄意误导之嫌，况语言的发展演变，与资本主义何涉？“市民阶级”一语也嫌牵强，城市人口或可统计，但是否称得上阶级，尚存疑问。明清章回小说所使用的古代白话与文言一样，属书面语系统，认为明清章回小说使用的是一种不同于文言的“白话书面语”则可，但若说他们“用当时口语来书写”，则未必。今天的白话文也不是以今天的口语书写，有谁会像新闻联播那样说话的么，但写起文章来，却不自觉与某种腔调保持惊人的一致。书面语和口语的界限不容混淆，白话书面语，也并不等于口语。其差别在于一个是用来阅读的，一个是用来听的，“目治”与“耳治”有别，岂可不论。由于广播、电视、网络视频等技术手段的出现，我们还须区分“原生口语”和“次生口语”的不同，媒体上的“领导讲话”“辩论”“谈话节目”以口说的形式传达，但并非真正的口语，被讥为“不说人话”其实自有不得已之处。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其实，白话文并不局限于通俗文学。上述佛家的“变文”“俗讲”、儒家的“语录”虽则通俗，但不在文学之列。文言亦非一成不变，之所以长期居于“独尊”地位，乃因文言能够顺应历代语言的变化而变化。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明显不合先秦语法，明证唐朝的口语到底还是侵入了文言。钱基博评梁启超政论体有言：“酣放自态，务为纵横轶荡，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及外国语法，皆所不禁，更无论桐城家所禁约之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徘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焉。”[10]梁体不仅为当时报章杂志争相刊发，今时台港海外的中文报刊依然沿用其绪，并无难懂之弊。此可见推断文言与白话自古以来的对立，是虚构的、夸张的，更未有文言与白话之间不可间容的紧张仇怨。文与白、书与言，曾经长期共存、并行、辅助、长育，虽偶或相犯，但井水河水，两相活泛。是故，白话文运动从颠覆到成功，一跃而据至尊地位，进而废除文言，也许可视作某一底层叛逆故事在语言变革中的假想剧情。

把明代的四大奇书视作通俗文学，本身即为新文学运动的偏见。汉学家浦安迪称之为“文人小说”乃是卓异之见，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还可以说存在争议的话，那么《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伟大的白话经典作品广为人知之后，硬说白话文“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就太不顾事实了。曹雪芹和吴敬梓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他们以娴熟的白话书面语写作的时候，从来不知什么叫做文言独尊，略早于他们的蒲松龄以文言撰写《聊斋志异》，亦绝不会看不起白话。科举考试不用文言、不写八股不行，而创作特别是写小说，用白话还是文言，悉听君便。明朝的四大奇书问世经已百年，影响巨大、脍炙人口，白话章回体小说的伟大传统，在16世纪奠定之后，寂寞了一个世纪才再次焕发出异彩，经过李卓吾、毛宗岗、金圣叹、张竹坡等人评点鼓吹，《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白话小说，已与《庄子》《离骚》《史记》等并列成为经典。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所谓“历代”学者，哪代谁何？最早做此主张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瘵《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11]此书据推断最晚于1895年公开刊行，此前已广为人知，作者做过十年外交使节，又以“诗界革命”之倡见重于仕林，此论一出，影响之巨，不难推想。以欧洲近代民族语言从中世纪统一的拉丁语中分离而出的例，对照汉语的自我更新，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思路，发生决定性影响。胡适后来即有此类比。裘廷梁著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把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当作大问题，可谓是对黄氏论述的回应。所谓“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12]。然而，从今时汉语仍然不能言文一致的现状看，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毕竟属于西方表音文字的议题，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安不上这一题，若要改革，也未见走得通西方这条路，硬要去走，不但言文仍然不一致，亦且伤害了汉语。

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的一项改革措施，似乎不值得这样单独提出来，有一阵子，农民起义的先进性被夸张了。武训被定了很高的成分之后，他名不见经传的同乡宋景诗便一举成名了。洪仁玕乃洪秀全堂弟，这位《资政新篇》的作者，生活简朴，欢喜读书，主持太平天国朝政后，与幼赞王蒙时雍、贰天将李春发联名颁发了这份文告。今人将其说成是文体的改革，既夸张，也不准确，无非是对于其治下案牍公文的强行要求而已。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的开头对于洪秀全的称谓，读来颇有意趣：“小弟仁玕跪在我真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奏为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并跪请圣安事：……”要说此一时期真正对汉语革新发生深远甚至决定性影响者，乃是在华传教士的积极活动，包括大量的言语辅助活动。西方传教士提出了至少十余种方案，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一方法深刻启示了中国学者，于是有1892年卢憨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门腔）》，此后十数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国人提出字母注音的新方案。劳乃宣的“简字全谱”曾惊动朝廷，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13]。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以上陈述粗略，不仅简化，而且失实。宣传维新的改良派并不尽然都提倡白话文，梁启超自创文体，后被称为“新民体”，属于文言上的改良派，杂文言白话而用之，其卓越的文采，以常带感情的笔锋，写得淋漓尽致，影响力远非倡导白话者所可比拟。甚至可以说，没有梁启超被当时的保守派视作洪水猛兽的文章和宣传，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轻易成功，胡适有此说法可以为证。革命派对语言变革虽然态度保守，对文言情有独钟，但与其后白话文领袖攻讦文言不同，他们并不排斥白话。被张舜徽称为“清代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善以白话解读传统，曾为《中国白话报》主稿人，章太炎于1921年出版《章太炎的白话文》[14]，章太炎、黄节、刘师培在政治立场上力主排满革命，与五四一代否定传统文化、以文体革命为政治工具不同，他们致力于“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语）。木山英雄在《“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文中指出：“在章的宏图大略里，固有的生活样式或诸种文化（国粹）和学问（国学）的自律，是国家民族独立的基础，正因如此，它们不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恐怕这是问题的关键。”[15]

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

裘廷梁那篇著名的文章，字两千余。许多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仅仅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16]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尤望国人务再耗时费心于读写，多学有用之学。裘廷梁的结论简而惊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兴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17]

以上竭力倡导白话的议论，均出之于文言，并未一味“愚”天下人，反而以文言文锐利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为日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张目。陈荣衮云：“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中国四万万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大约能文言者不过五万人中得百人耳，以百分一之人，遂举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置于不议不论，而惟日演其文言以为美观，一国中若农、若工、若商、若妇人、若孺子，徒任其废聪塞明，哑口瞪目，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18]先说文言不能开启民智，又说会文言者是极少数，民智之未开，非文言之使然，倒是其太多的人不能文言而使然也。王照参与戊戌变法，亡命日本，潜回国后隐居天津，为普及教育，令齐氓细民“各精其业各扩其职各知其分”，发愤要造出一种统一中国语言文字的官话字母，即“合声字母”，共六十余母，采用两拼之法。王氏字母运动，赢得多人支持，中有桐城派领袖吴汝伦，亦有北洋大臣袁世凯。黎锦熙《国语运动小史》于字母运动言之甚详，胡适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所写“导言”中亦有涉及。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有重叠交叉，但两者的着眼点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国语统一，后者则是书面语的革新，不可混为一谈。最后一语，尤其值得注意。写通俗浅显的文章，并不意味着用白话写文章，文言并不一定深奥，白话难道尽都浅显通俗吗？再者，通俗浅显是优点抑或缺点也要因人因文因用途场合而定。

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梁启超的书面语既然“用的还是文言”，则以文言而能承载新的思想，传播广泛，影响至巨，不正显示了文言的能量么？白话文运动发起人胡适也承认这种影响：“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19]在几无保留的赞誉中，胡适将梁任公的影响视为个人的威力，而不是写作和文采——即文言文——的威力。

白话也好，文言亦罢，并不等于文章，文章的高下，乃看作者为谁。从实用看，人们多以为白话比文言文易做，但周作人以为相反。我们也可设问于胡适：梁氏倘若用白话，可否有此凌厉的文采、广泛的影响呢？

严复之于鲁迅的影响也是一例。《天演论》译笔的仿古文言，深奥典雅，据说凡汉代以降词语不选。我们能说当初少年鲁迅感动于《天演论》者，仅仅是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而与严氏文采和阅读的快感与感动毫无关涉么？显然不通。我们不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看到严复的影响，鲁迅日后的白话杂文也深谙此道，以文入白，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今仍是文白书写的绝佳典范。出于白话文运动的立场，鲁迅讥嘲自己早岁的古文写作，然而，鲁迅明白，他的笔力与文采实乃处处受惠于文言的妙要，唯其渊深的文言教养，这才有足够的馀裕和高度。鄙视并攻击文言——是“五四”第一代文人的奢侈，他们奢侈得起，后人以之为真，遂成遗患。当初鲁迅一辈真诚期待于未来的新语言，而今日白话文的现状，也许是“五四”同人未可预见的。

出于事功之念，五四一代乐于承认梁启超文体于辛亥革命的作用。胡适在日记中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1898-1912年），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事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20]这段话，胡适点出梁氏之“笔”，已是指“文采”的意思了，而这文采当然归因于文言的妙用，其力量，竟能胜于“百十孙中山”。

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五十多种，白话小说有一千五百多种。

以上“白话书报”是谁创办的呢？语焉不详，仿佛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白话的结果，其实不然，绝大多数是外国传教士。据统计，从1815年到19世纪末，洋人在华创办中文和外文报刊近二百种，占当时全国报纸总数80%以上[21]。此一史料殊为重要，即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晚清时期流行欧化的白话，基础已定，白话文的普及，势成大局，其历史功绩与主事者，乃外国传教士。胡适一辈的“革命”相较此前的史迹，不免失色，甚或失实了。

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

袁进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发掘并披露了大量晚清史料，鲜为人知——马礼逊、郭实腊等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汉语白话创作，今日读来，与通行白话一样，甚至更为自如。然而这些刊布于当时的白话文章比五四白话文运动早半个世纪。袁进的结论是：“根据以上大量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说，与文言文和古白话不同的新白话，也就是后来的现代汉语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正在形成，其代表作就是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创作的作品，它们的流行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常常在下层社会。它们包括了诗歌、散文、议论文、小说等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简言之，现代汉语的文学作品是由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译本最先奠定的，它们要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的白话文早了半个世纪。它们在社会上自成一个发展系统，连绵不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推动的，他们的活动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之一。”[22]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也列有专章“现代语言运动发生的异域资源”，副题为“西方传教士与白话文体的先声”，其对《圣经》翻译和早期白话文的关系，做了详尽的探讨。

周作人1920年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23]作为五四文化新党，这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王治心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中，不仅视《圣经》的翻译为后来文学革命的先锋，且把太平天国的文告，也视作后来平民文学的先导[24]。

语言文字乃全民使用，演变过程中有自然而然的趋势，社会环境起了变动，会影响到大家的说话和写作，这是一件天天发生而未中断的事。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的白话趋势的确越来越明显了，有加快脚步的倾向，但却不宜夸大顺势引导者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翻译使用中文写作时选择白话，除了考虑下层读者的易懂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学会文言文太困难了。随着教育的普及，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通文言者似应多起来，但由于白话文运动的结果，却使几代人整体上自外于文言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在过去教育不发达的几千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迷梦（1916），《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废除科考与文言的没落，因果关系分明。文言（尤其八股）是天下读书人进身谋职的要务，一朝绝了此路，攻习文言的最大动力立刻失去了。是故文言文并非为白话文所“打倒”，毋宁是废科举而渐趋没落。曾有人模仿以上胡适评价梁启超“之笔”于辛亥革命的话，说假如没有废除科举的釜底抽薪之举，纵有百十胡适之、陈独秀，也未可导致白话革命的速成。周作人多次将白话取代文言为正宗，与推翻帝制相比拟，但他的意思显然是对文言的肯定而非否定，因文言丧失至尊地位与废除文言，纯然两件事。他道：“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正如中华民国还说满洲一族是别国人，承认那以前住在紫禁城里的是他们的皇上，这未免有点错误了。”[25]白话文运动是拉丁化文字运动的先导，或说拉丁化中国文字是白话文运动的必然趋势，就此而言，废除文言乃是废除汉字的第一步，唯有循此思路，才可理解白话文运动之于文言文，何以发生如此极端的态度。作者在论述文白演替的语境中，谈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其隐喻，即是将文言文的复兴视作一场持续了八十一天的闹剧。文言与封建制度之间，被如此暗示所绑定，已经不是认知，而是意识形态作怪了。莫说文言与旧制度不是一回事，即使封建帝制本身，也有种种差别，秦始皇之前是一种，其身后，又是一种，唐宋的帝制，与明清的帝制如何能不加区别一视同仁？袁氏未能在皇帝宝座上长久，因他暴病而死，并非谁粉碎的结果，皇权和专制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洪宪之后又几十年仍意犹未尽。

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诸人，作文俱文言，以文言表达民主的诉求和种种新思潮毫无妨碍，《明夷待访录》《原君》《日思录》等，正是晚清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而章太炎等国粹派在鼓吹革命排满共和之时，文言一样在其手中成为利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首次为国人所了解，是通过严复先生的文言翻译。《法意》一书，今天译为《法的精神》。欧洲的进化论思想，经典雅的文言润饰之后，如虎添翼，成为一时之显学。

《新青年》杂志是白话文运动的嚆矢，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于上海创办(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首卷名《青年杂志》，自2卷1期，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自上海迁至北京。1918年，扩大改组，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胡适、高一涵、周作人等参与其事，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1919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停刊五个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为陈独秀一人主编。至1920年9月8卷1期起，迁回上海印行，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事的机关刊物。1921年10月出至9卷6期后停刊[26]。

察《新青年》的特色，除了主张激进，便是语言的激进，这一层，直接塑造了白话文运动的品性：一种激烈、夸张而极具意图性的语言。有人将《新青年》的特色概括为“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措辞激烈、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的习气”“绝对主义的思路”以及“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认为：“《新青年》同人的努力，至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方式：它是先有理论的倡导，后有创作的实践；不是后起的理论给已经存在的作品命名，而是理论先提出规范，作家再按照这些规范去创作；不是几个缪斯的狂热信徒的个人创作所造成，而是由一群轻视文学自身价值的思想启蒙者所造成。我简直想说，它是一种理智的预先设计的产物了。”[27]

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以上是白话文运动的典型句式和标准腔调，读到这样的句子，你会惊叹八股文生命力之强大，改头换面之后，它已成功地在白话文中得以实现，长长的句子，节奏明快、音节顿挫，读起来让人舒服，却大而化之什么也没有说。

“人民群众”以何种方式参与早期的“白话文运动”，当然语焉不详。时隔九十年，当初“群众基础”云云，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假想与神话。白话文运动的早期反对派曾认为，那场运动始终是少数激进分子对无知学生施行蛊惑，于己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亦曾尖锐地批评五四白话文运动“脱离群众”，造成了所谓“新文言”。如果把“运动”二字去掉，白话文字自身倒是天然具有“群众基础”的，白话文这种书面语，与文言文比起来，毕竟离口语近切许多，说得出、听得懂的语言，自然能够从群众中来，也容易到群众中去，但这一“群众基础”不是浪潮作用的结果，也与觉醒与否无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得白话之助，如虎添翼，在群众中迅速传播，经过二十八年的艰难曲折，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

二、白话文运动的经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1918年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驌（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四百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1921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驌的《学衡》 杂志、章士钊（1882-1973）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1922）、《答KS君》（1925）、《再来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做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1900-1934）、唐钺（1891-1986）也在《雅洁与恶滥》（1925）、《告恐怖白话的人们》（1925）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

无论白话文运动抑或新文学运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无疑是纲领性文本，历来为研究者所称引[28]。此文成于1916年11月，胡适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

文章分述“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29]但首次公开这八个主张，并不在此文。191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2号上刊载胡适致陈独秀的信，已列出八事（排列顺序与后来不同），明确提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但又说：“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30]此言或许是对后来书写并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预告。既如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应定为1916年10月《新青年》发表的《寄陈独秀》和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须留意的是，胡适《寄陈独秀》信曾不经意间拈出的爆炸性词语“文学革命”，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则易为“文学改良”。这两个关键词的区别，差异分明，却被“文学革命”的响应者们故意忽视了[31]。胡适于1915年6月另有万字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刊在《科学》月刊第2卷第2期上。该杂志创刊于1915年，是中国最早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的刊物。时光荏苒，白话文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联系早已成为旧闻，但白话文运动与科学话语的共生关系，却鲜有人探究。汪晖曾撰长文专门论述：“不是白话，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洗礼，才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更为鲜明的特征。”[32]

陈独秀在接下来的《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段饱含政治性的文字，阶级划分意识初露端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以新兴的民粹主义立场讨伐没落过时的精英主义，所谓摧枯拉朽，似有雷霆万钧之势。这是白话文在此后百年中经常使用的策略，经过“文革”的滥用之后，已变成一种虚张声势的夸夸其谈，而在当时此言此语却令读者耳目一新，有很强的冲击力。

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

察胡适文章中原文，是“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紧接着一句置于括号内的附注：“此‘断言乃作者自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其语气审慎，对自己做此断言的主观性及可能招致的不合时宜有所省思，这符合胡适惯常的理性态度。但“白话为文学之正宗”的断语，胡适则终身未改，这也是白话文运动诸位倡导者的共识，而其他问题歧见纷呈，却难于一致。依照时下流行的观念，文言变成白话，仍属于形式革命，内容，是另一回事。

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3]其主张与语气之绝决霸道，与胡适成对比。陈胡个人未来的不同道路，在这语气中已可以见出。

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

钱玄同（1887-1939），五岁从师读经，1906年留学日本，从章太炎研习国学，专攻音韵训诂与《说文解字》，早年在章氏主办的白话文刊物《教育今语杂识》发表文字学文章。时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其创办的《新世纪》周刊上提倡废除汉字，采用“万国语”（即世界语），章太炎撰文批驳，钱玄同亦力决拥戴乃师主张。1910年钱玄同归国，1915年任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并在清华、燕京大学兼课，讲授中国文字学、音韵学、《说文》研究、经史说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程。后与黎锦熙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1925），任《中国大辞典》的总编纂（1932），乃国语运动的中坚。其学术代表作《文字学音篇》（1918），是一部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

钱玄同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猛将，攻击古文与汉字，言论之极端，无人能及。他动员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如鲁迅所言，《狂人日记》的诞生出于他的劝说之功[34]。在《新青年》同人以文言文提倡白话的时候，他率先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敦请大家以白话作文。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新青年》于1918年4卷1号开始采用白话文出版。他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3号上合演了一场文白论战的“双簧”吸引眼目，引起反对者的抗议。同样是被攻击的古文，因章太炎刘师培的缘故，“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实际上是被不同对待了[35]。所以，这场看似文白之争的运动，背后潜藏并延续着晚清文坛桐城派与文选派的门户是非。

钱玄同之前，陈独秀的革命对象是“十八妖魔”：明朝前后七子、归有光、方苞、刘大魁、姚鼐。胡适说：“钱教授是古文大家，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36].钱玄同曾说，早在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浙江省教育会上的演讲就提到：“将来语音统一之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所以钱玄同又说：“我对于白话文的主张，实在根植于那个时候。”[37]

1918年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

鲁迅写的第一篇小说并非《狂人日记》，而是文言体的短篇《怀旧》，发表于1913年4月25日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署名周逴。此文在鲁迅生前出版的个人文集中，从未收录，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时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鲁迅出版翻译小说更早一些，以文言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于1909年，至1922年出版《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时，已是白话翻译了。

《狂人日记》导言虽为文言，但被公认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小说。汉学家顾彬认为：“它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采用了从西方引进的日记体，而且也体现在13篇日记之间紧密的秩序结构，在互为衔接的情节和解释的层面上，这种现代性扬弃了在传统中国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简单的事件串连。其根本性的、不容低估的影响，则是对旧中国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儒学——的新视角。”[38]至1921年8月止，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等五十余篇，奠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践白话文创作的领先地位。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唯一的文章是以文言写的《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像谜语一样的名字，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渐露出谜底，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极大地改变了白话文的走向。

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

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为《新青年》同人所创办。年轻一代迅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渐次成长，时代的风向，已大为不同。在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编辑出版的《新潮》月刊创刊号上，罗家伦与傅斯年分别发表《今日之世界新潮》《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显示出不同于上一代人的追求。白话文运动在向前推进，傅斯年的名文《怎样做白话文？》、鲁迅的小说《明天》和翻译的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文），也首次发表在这里。该刊创于1922年3月，出至3卷2号停刊，胡适说：“我必须再补充一句，这份《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殊，编写皆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39]自“五四”事起，文化激进主义很快进入竞赛的状态：这“相形见绌”一句，现在看来，不过是《新潮》一代比《新青年》的激进姿态，走得更远罢。《新潮》月刊，英文名The Renaissance，中文意即“文艺复兴”，两名不符，其英文含义始终处于中文刊名的遮蔽之中。陈平原认为：“如果排列欧洲思想运动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晚清崇拜的是法国大革命，五四摹仿的是启蒙运动；至于文艺复兴，始终没有形成热潮。”[40]李长之1942年出版《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认为：“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41]然而，这文艺复兴不虚的征兆和对于它热切的期待，终于没有变为现实。

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顾彬称鲁迅的杂感录为“格言”：“在我看来，‘格言这个词最贴切地表达了它与跳跃性文体的联系，同时兼具了讽刺和尖锐和哲学的深度。”[42]问题是，口语能作为白话文的基础么？在白话/文言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又引入了语言/文字这一对应关系，而口语和白话文之间的天然联系，至少在汉语当中，使人经常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别——口头语/书面语，但说和写毕竟是两件事，而且是差别很大的两件事。写出来的“对话”和说出来的“文章”，把这种差别弄得更为复杂了。

梁实秋的看法是，“晚近的白话文学运动是划时代的大事，在文学发展上是顺理成章的向前一大步迈进，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但是白话文学仍是通过文字才得表现，文学作品无法越过文字的媒介而直接的和语言接触。现代的白话文实际上是较浅近的文言文，较合逻辑的浅近文言文”[43]。此说实为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口语固然是书面语的资源之一，但直接记录口语的文学，并非即是好的文学。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显要特性在于文字对语言的制约，这也是汉语“字本位”理论的要义。瞿秋白说：“汉字不是表音符号……汉字存在一天，中国的文字就一天不能和言语一致。”“总而言之，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44]今日回看这类推论，五四运动的激进态度仅在文字一项，即如此果敢而激烈，“改良”面对“革命”，已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不做“现在的屠杀者”，便只能做“过去的屠杀者”“与其……不如……”的句式，革命的逻辑咄咄逼人，连鲁迅先生也被卷入到这必然性的洪流中去了。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驌（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这是一场口号的论争。其中包括“白话文为正宗”，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钱玄同的废除汉文式的“彻底解决”等，虽则刺目，但即便学界的反响也有限，不然刘半农和钱玄同何必出演“双簧”，彼此扮作正方与反派，表演论战引人注目？林纾的发难体现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和文言小说《荆生》中。《消长》一文，于唐以降的文脉流变，颇多心得，不乏真知灼见，但通篇并没有攻讦白话，写到自己与白话的关系云：“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可见林纾哀叹文言之没落，似在白话提倡之先。其结尾曰：“今使尽以白话道之，吾恐浙江安徽之白话，固不如直隶之佳也。实则此种教法，万无能成之理，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时林纾六十六岁，作为古文大家，深受吴汝伦推崇，自诩“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林译小说，多至百八十余种。《致蔡鹤卿太史书》云：“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45]“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相对于口号式的论争，倘若不带历史的宿见而再读五四反派的这些话，倒是比较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在文白论战中，白话文的拥护者使的是白话，反对者用的是文言。今朝双方论文即便全部公开出版，两相对照，读者已不能读懂文言，纵有公平之意，也未免偏听偏信——言语作为权力而行使“统治”的公案，莫此为甚。以文言文反驳白话的文人，不论主张为何，在获取公听与说服读者的环节上，初始即处于劣势。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四百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胡适说：“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25年到30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的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这符合胡适一贯的审慎态度。他认为，“五四”运动于白话文运动是一个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治运动”，但又看到“对传播白话来说，倒是功不可没的”[46]。

事实是，不论这运动偏于“文化”还是“政治”，是偏于人为还是由因于语言自身的发展，其效应，是迅即体现在国家与政府的层面。1920年，教育部颁令改“国文”为“国语”，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遂告合流。胡适后来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47]汪晖以为：“五四启蒙思想在批判中国传统的过程中，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以及有关‘自由的现代命题，完成了它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但由于缺乏那种分析和重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未能建立一种向社会传播的、有意识的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作为一个例外，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正是由于白话文的倡导者建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的体系，从而使得社会及政府把白话文的实践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制度。”[48]这就不再是一班文人的学术实践或文化运动了。

文学研究会又是怎样的性质呢？王晓明认为：“沈雁冰等人的最终目的，原本就不是建立一个新潮社那样的文学社团，他们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和支配整个文学界的中心团体，一个类似后来‘作家协会那样的‘统一战线。”“创造社所以要打出他们自己并不十分信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就是为了向文学研究会争夺理论的主导权。”[49]这番分析，可谓洞见“五四”运动的政治性格与权力本质，而权力所至，必有对立，国语运动中的“国罗方案”与“拉丁方案”亦复如是。总之，五四新文学运动自产生之日，开启了无所不在的权力场。

1921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驌的《学衡》杂志、章士钊（1882-1973）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

胡适1930年12月6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茶话会上，诉说一生三大志愿：提倡新文学，提倡思想改革，提倡整理国故。可以揣度的是，胡适在初期的倡导之后，即为文学革命的杀伐之气所困扰。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编辑部设南京东南大学，停刊在1933年7月。杂志发起人为梅光迪（1890-1945），吴宓长期担任主编。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郑振铎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里不被选入，因为他的观点击中了新文学运动的要害。始终陷在新旧、文白、中西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如何能走得脱。吴宓说：“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试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究文章必多奇光异彩。”[50]

谈到《学衡》，阿英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时，采取的策略与郑振铎如出一辙。只收录《学衡弁言》：“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而将其办刊宗旨附于文末最不显眼处。宗旨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51]激进主义一向不怕遇到反对派，但却竭力否认有所谓“第三条道路”，遇到真的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只能装着没看见。罗岗说：“我渐渐有些明白，从二十年代的周作人、胡适到三十年代的郑振铎、阿英，他们之所以揪住梅（光迪）、胡（先驌）不放，关键不在两位是否代表或领导《学衡》，而是因为他们反新文学运动‘甚烈乃至‘最烈。” [52]《学衡》简章中有“体裁及办法”一项，由吴宓执笔，其辞曰：“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餖飣，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学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故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53]这些话语，分明针对《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而发，但求讲理，不事争斗。1949年后通行的文学史和教科书接引这些言论时，取政治判决式断语，如“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等等，对这些异见的原文，或断章取义、或避而不引，50年代后的读者难以详实准确地了解白话文反对派究竟说了什么，又是怎样说的——文学史的书写权力已被“白话文运动”的继承人单方面垄断了。1934年周作人在为孙席珍编选的《现代散文选》写的序中说：“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要更胜一筹了。”[54]

胡先驌（1894-1968），一位留美归来的植物学家，“同光体”诗人沈曾植的门生，时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在美求学之时，曾与胡适等人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旧体诗词，对于《新青年》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在《南京高等师范日刊》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与胡适等人辩驳，《东方杂志》予转载，罗家伦随即在《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驳胡先驌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

胡先驌的辨析，今天看来清醒而准确。他写道：“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次此理矣。”他断然指出：“且言文合一，谬说也，欧西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徒以白话为贵，又何必作诗乎，不特诗尚典雅，即词曲亦莫不然……且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故英之Chancer去今不过五百年，Spencer去今不过四百余年，以英国文字为谐声文字之故，二氏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而我国则周秦之书尚不如是，岂不以文字不变始克臻此乎。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为劣，岂不谬哉。”[55]以上议论，非仅是意赅言简、辞严而义正的一流论战文字，且对中西言文关系的认知，精确而深刻。倘若我们对过去六十年文章和语言的现状知所痛惜，有所警醒，则胡先驌当年的醒豁之语，直可视之为棒喝之语。

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在当年，确乎所向披靡，占尽种种正确。而以南京高等师范为核心的“学衡派”同人，尚存传统文化脉息，不惮保守之讥，与北大一派激进主义文化立场俨然对峙，不就范于新文学运动的话语霸权。

察吴宓1961年8月30、31日的日记，对陈寅恪的倔骜不屈，感叹如下：“（他）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56]这段话写在新文化运动假政治势力全面得胜之后，原本一场书生论战，早经变质为单方面的改造、肃清，吴宓所言已非仅感佩之意，而是无比的沉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