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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分野

2011-03-17李相德

社会科学论坛 2011年2期
关键词:本体论马克思科学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根源基础,有近代科学技术支撑,对未来的预测有真知灼见;皮克林浸染现代科学的精髓,用雄辩的思维论述实践新发展的本质片面,丰富了实践的内容。皮克林实践观念并非前无古人,在二者的相互比较试图中,我们努力让实践展现全息图景。

【关 键 词】本体;认识;方法。

【作者简介】李相德,解放军理工大学社科系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哲学。

一、本体论之根源比较

首先要对皮克林“实践”要反映的对象做一诠释。作为科技哲学家,科学和技术是皮克林研究的对象,“实践”是对科学和技术反映的核心词汇,然后拓展开来,延伸到整个社会,即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由“实践”所张开的网络所表征与反映和根源。因此,可以推断,“实践”既是皮克林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也是看待世界本体的归宿点。皮克林说:“我采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来指明科学制造的事物,它包括技能、社会关系、仪器和设备,以及科学事实和理论。”(Pickering 1995,3)这里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其实就是实践[1]。在以后的文章里又几次强调:“有一点必然是清楚的,那就是几十年科学论的研究表明,科学并不仅仅是理论的。科学有着各种实践,科学是实践的。”[2]

马克思的“实践”不是本体,是对唯物世界的动态反映,马克思的世界是唯物的,而“实践”是能动的。马克思唯物论的本体中,主要是为排除他同时代神学的桎梏而论述,而对皮克林来说,神学是很远古的东西。唯物论是马克思的研究基点,而唯物论的自然性又不是马克思所想要的,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既包括科学技术子项,又远远超越科学技术的威力,在“一分”的理论框架下,带有“二分”的力量,具备浓重的征服色彩。因而,马克思的唯物本体论是为“实践”做理论论证,即使本体派生实践,而实践仍然要改造而不仅仅是反映本体。

作为一个科学家出身的皮克林,他的案例很具体,却发人深思。主体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实践”要适应“一分”的本体自然性,而非相反[3]。

皮克林通过治理密西西比河的真实故事,认为,二分法的科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科学的内容突现式地发生改变。科学知识在对生成的河流进行某种隐藏。从皮克林正在展开的本体论角度来看,科学本身犹如面纱,它蒙蔽了关于“事物到底是怎样的”这一看法。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科学所在的范围充其量是“正确”的,而并不是“真实”的。而这个真实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皮克林所强调的自然的本性。而在马克思那里,框架是一分的,目标是二分的,实践是联系自然与人的纽带,科学的内涵融入生产之中,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改造自然,以达到最终必然向自由社会的转变。

皮克林强调,人类生活在一个物之繁涌中,生活在一个关于人类和非人类的对称的、去中心的生成过程中,但强势的科学掩盖了这一切。通过一个二元论分离和控制的特殊策略遮盖了这一过程。皮克林想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可能收回面纱并生活在去中心的生成的状态之中?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会产生什么不同?很明显,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收回面纱,德·库宁已经这样做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么做可能会造成很大不同,正如德·库宁的画看起来非常不同于蒙德里安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去思考这种绘画上的不同如何可能在存在的其他方面产生共鸣。”[4]

共鸣之处的解释就是TOE(普适理论),很大不同的解释就是皮克林本体论的创立:皮克林的本体是生成的,“新的东西是如何从旧的东西生长出来,而根本不必还原为旧的东西”[5],新的东西是异质的、平权的、去中心的,是“对于科学实践——关于科学工作、科学研究的活动——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暗示了我们需要重新权衡科学的形象。这些研究不再把科学理论、知识、关于世界的表征等置于我们表述的中心,而是建议我们应该洞悉科学在物质、社会、表征等各方面的相互作用,而没有必要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提供中心舞台。我的这篇文章是就要澄清在科学形象的重新权衡中什么是必要的,并指出它可能引出的某些有趣的方向”[6]。新的本体是结盟的,“社会因素不是一个稳定的解释变量;人们喜欢诉诸的任何人类或社会变量——比如说利益——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处于旦夕之中,并易转化,就和知识本身一样。因此社会和物质与概念一样,其本身都是这个微妙不确定的结盟过程的一部分”[7]。

皮克林指责曾经的主流学科掩盖了人和物的相互生成。即掩盖了真正的本体,各自阐述:自然科学有一个关于物的纯粹的本体论;而社会科学也有一个关于人的纯粹的本体论。“但是赛博科学——我指的是杂合本体论的科学——则一直潜伏在西方思想的边缘”[8]。而这潜伏在边缘的杂合体是皮克林创新的本体论之所在。在此处,皮克林盛赞马克思是“第一个伟大的现代炼金术士”[9],即第一个综合研究社会的人,把含有科学技术的物质利益生产的实践层层寻根至世界的物质性(尽管那时的科学连平权的地位都不具备),而融合人文的物质利益生产实践决定了人类的归宿,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受损(依旧光辉),变化的是科学的内容。

科学实践为皮克林树立全新的本体论,一个称为世界的准生物学的本体论,它生机勃勃,力量突现无尽,性能优越,作为人类不得不调整自身以适应,野蛮控制只能带来灾害。“可以说,我们总是处在物质的中心,因此历史是一个人类和非人类共同进化的去中心的过程”[10]。皮克林宣称:“我在这里称为本体论的东西,绝对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1]

二、认识论之状态比较

本体的讨论结束之后,“那么问题是如何对付它?据我所知,既然没有人能创造新的未受污染的词语,那么我的策略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发展日常语言(不是学术性的)”[12]。不同的方式发展,就是要废除“表征性语言”,走向“操作性语言”,无疑,皮克林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但皮克林没有否定传统科学工业体系的作用。“工业研究实验室是重要的社会创新产物,在科学—工业综合体的发展中,它调整科学以适合工业。而对现代经济和国家来说,科学—工业综合体已经变得极为重要”[13]。而在马克思生产的论述中,工业生产不仅仅重要,而且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但对推动没有细化,且实践的构成与皮克林不尽相同。

皮克林实践的构成是平权的、科学技术杂合人和物的共合体,它的状态是运动的“冲撞”的,是“一种力量的舞蹈”。皮克林认为:“一个全面的突现的后人类主义想象,即把冲撞式的人类实践看作是发生在某一世界(该世界本身也是个冲撞式的地方)的某一角落。在这种想象中,一切都变得与其他东西有关系,没有什么是固定的。这是一幅好的思考画面——像希娃女神般进行一种力量的舞蹈……”[14] “冲撞准确地捕捉到了一种科学的本质,即,作为文化和实践的科学,作为一种开放领域的科学,这是一个物质的、文化的、概念实体的领域,这些实体通过阻抗和适应的舞蹈被非同寻常地连接起来,并作为一个知识和机器的多产的创造者维持和拓展它自己(科学)。”[15]

皮克林的杂合体实践与马克思的生产实践,都赋予了运动的职能,但运动的动力或决定因素彼此却不一样,皮克林否定外力作用或单一因素作用,建议用生成和连续的观点来看待实践。在《作为炼金术的科学》一文中,皮克林影射了马克思的决定论,仔细注意下文中黑体字。“从外部和社会来说,在于生产、战争等;从内部来讲,则在于新的主体立场的体验,包括大众消费者。这和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的传统决定论形成的对比是:技术决定论让我们相信科学技术是从外层空间发送到地球的;而相反,社会决定论则是把所有事情都归功于我们人,归功于理性、阶级斗争或是别的什么。这些决定论者的简化做法所造成的模糊不清,远远胜过他们所能揭示的内容。我们需要考虑人与物的相互生成和相互定义,而不是对其忽视或把将其扫进学术的地毯之下”[16]。而事实上,皮克林的学说才真正构成了学术地毯,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理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必须寻找改变社会的决定力量,而这些力量的寻找又必须符合理性,符合天地的自然性,因此根本的物质世界观就废除了神学的统治,一元的划分也顺应了当时的学术潮流,辩证法的运用则解决了学术的动力,把矛盾学说移植进社会,极其恰当地推出物质生产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关系,二者的对立运动构成人类最基本的实践—生产实践,马克思断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生产,连一个星期都持续不了。如此光辉的论断,无人能质疑,因此,决定社会的工业生产和工人则成为变革这个社会的决定力量,再通过阶级斗争完全可以实现目标。在19世纪的语境中,马克思的理论不完全是学术的,现实的部分倒与皮克林的实践动力殊途同归。马克思需要特殊语境中的实践的特殊规律,皮克林只是总结实践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理论在以人为核心的政治目标下努力探求自然的理据,以至于在论证中“见物不见人”,皮克林在科学的冲撞中思辨,以至于时常迷失自我,马克思倡导的实践席卷起整个世界斗争的狂潮,催生了地球一半的新国家,皮克林在晦涩和矛盾的操作性实践表述中所产生的智慧光芒也时时令人叹为观止。因此,从不同角度来透视,都有启发的部分。

相异的地方可以用不同的语境来解释。即使跨时代,同质的因素也一样存在。如关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主体在实践中的地位,皮克林不得不从马克思那里汲取营养。“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格言开始讨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这句格言在两方面吸引着我。首先,提到生产,就使人的脑海中呈现出一幅(当然还有其他的)关于物质行动者的图像——蒸汽机、充满机器的工厂,从原材料到成品,所有这些都为了在物质世界中实现转换而行动着。虽然马克思所指涉的是技术,但从科学论的角度得到的一个信息是,我们也应该在这个操作性用语中来考虑科学,而不是深陷于科学的表征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与物质世界各种力量的较量(存在于仪器、话语权、装置等领域)是构成科学活动这一整体所必需的。第二,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一种人与物之间构成的相互联系。在生产中,我们在制造物的同时,物也造就了我们。这是我要花不少工夫进行论述的观点。再回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的事件是社会性地构成的。随后科学论最重要的发展也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互动,即人同样也是由科学和技术构成的这一事实”[17]。皮克林进一步解释到:“我同样也说过,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以一种互动、自发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界定和支撑着对方(Pickering 1995,17)。我还说过,一种构成性的相互交织出现于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之间(Pickering 1995,15),并且世界以我们建造它的同一方式建造了我们(Pickering 1995,26)。”[18]这里涉及到主体与客体的共生,不仅存在,还生成,“任何人没有必要在关于知识世界的超然观察者之位置与参与知识世界的参与者之间进行选择”[19]。人类与非人类相互缠绕地进化。这种进化不仅仅“通过竞争进行自然选择”(达尔文应有之意),而且自己内部也在自组织,超循环。

宇宙是有限的,人的认识也充满局限,在认识的实践过程中,皮克林主张,不必装着预先知道结果。皮克林称之为在爱丁堡科学论中心学到的一件重要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有限论”[20]。人类科学已经使人类能够遨游太空,深入海洋,但从实践的角度,我们在利用一切技术物进行操作的时候,我们是否深谙技术物之道,在操作的过程,我们从来没有揭示该技术物内在的原理,并非说我们从此应该学习其原理,而是人类知识累积的局限使然,这是认识论的死角。皮克林没有提出解决之道。东南大学吕乃基教授提出量子阶梯的概念,试图从理论上解决累积性局限,有三点:打包、移植、知识下放。此处不再赘述。

马克思的认识实践是无限的,马克思认为通过能动的螺旋式上升和辩证否定能够使认识不断更新,不断提升高度,在马克思的认识论实践中,充满无畏,展示人定胜天的勇气,这同时也反证了科学认识中人文因素的渗入冲撞对结果的作用。

皮克林的实践是过程的实践,在永远的时间之矢上前进,“任何人都不能提前知道它们最终将是什么”[21],即实践的不确定性,来源于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实践的复杂性已经使经典的语言开始望而却步,“语言停止的时候,哲学才开始”(转引自李曙华讨论会上的发言,原语自维特根斯坦)、“计划停止于开始”(本人首创)等语都极端化地反映人与物错综的关系,更有甚者,“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竟被“人一次也踏不进同一条河流”(克拉底鲁)所替代,而且具有科学的例证。

马克思的实践是明确的,人类的生产条分缕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完全可以计算出来,只是后期马克思开始注意到科学的作用,恩格斯还撰写了自然辩证法,但对科学的认识都只停留在力学的阶段,充其量是加速生产发展的工具——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机械力学的特点也导引了历史实践结果的鲜明性,这种世界观,使共产主义社会近在咫尺。结语:马克思的实践论是时代的产物,但皮克林的实践论是否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的时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三、方法论之途径比较

“我们在这世界上如何行动”[22],皮克林认为应该掌握生成形而上学,从而想象这个世界,扩展我们的视野。那么如何掌握生成形而上学,领悟过程可类比“对一套简单的联合方程不断地进行迭代,这会让变量产生令人惊讶的复杂行为,这些行为显示了对初始条件的极其敏感性”[23],如此把握有助于理解生成。但同时,皮克林强调:“我无法让这些关键的术语弱耦合和强耦合更加精确,是因为我缺少一种关于聚合体的还原性普遍原理。但是我注意到它。实践中,并不难识别什么与什么弱或强耦合在一起。”[24]其实质,皮克林认为无非在实践中把握,没有固定方法,没有设定路线,可以定性而无法定量。是一种开放式终结的操作性“力量的舞蹈”[25]。

皮克林还认为科学中的社会理论,将使自组织的科学系统更富有生气。

可以这样结论皮克林科学实践的方法,“科学实践在于文化扩展,规训的人类力量和捕获的物质力量通过调整互动式地稳定化。他的科学实践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其中科学实践本质上是在机器、工具和概念结构、规训实践、社会行动者和他们关系等,这些异质性成分之间制造联系、联结和结盟。这些联系是由冲撞造成,而冲撞存在于真实时间的筑模过程中一种待发现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26]。“科学实践是筑模过程的核心”(1981,con-structing quarks),在筑模中被阻抗和逐渐适应,这就是皮克林方法论的核心。

在方法论实质内容上,皮克林有与费耶阿本德近似同质的内容,但在态度上,皮克林不赞成费耶阿本德的虚无主义,皮克林反复强调自己:“关注的不是直接可观的社会因素,而是试图挖掘隐藏的社会结构。”[27] 这样,就使皮克林的阻抗有了主动的内容,摆脱了费耶阿本德颓废的动物式适应的哲学观。

在现实的科学操作中,皮克林认为,尽管我们可以改变河流的流动,分割原子,拼接基因,“但是我们的努力并不能把这些物的本体论变成我们实施暴行的那个本体论。我还是坚持认为,物的现象性本质在阻抗中显示了自身,要取得科学实践中的成功,就需要适应阻抗”[28]。在密西西比河的治理中(参考文后注释),皮克林主张,作为众所周知的适应性生态管理的领域力图探索自然“想要”做什么——通过相对较小规模的操作性实验,比如实验当中从大坝倾斜而出的洪水以及对其顺流反弹的监控,来进一步反馈大河的治理。这里方法论思想的实质,除了强调实验的重要,更要紧的是按照自然的本性,顺应自然的本性,而不是野蛮地改造,强行改变自然本来的性质。

在科学实践中,“任何人没有必要在关于知识世界的超然观察者之位置与参与知识世界的参与者之间进行选择”[29],在主体的位置上,皮克林认为,主体与仪器及其他要素是平权的、共享的,摈弃对象性关系,即使观察,也有通过光子的压力影响对象的科学例证,因此,在皮克林那里,主体这个词汇已经从他的字典里抠掉了。

在探讨实践的方法同时,不能不时刻联系到理论(皮克林所抛弃的)。费尔巴哈说:“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30]费尔巴哈已经感觉到理论的局限,给理论指出了一个出口,而这个出口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变成终极的出口。但同时马克思还要完善理论成真理,在马克思那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理论是前提、基础,同时,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把握二者,只能按照海德格尔与皮克林对话中所说,靠哲学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实践方法是客观的、物质的,实践的人、对象及其结果都是客观的,不以任何人和集团的利益和意志所影响转移的(是社会的集体合力的作用),实践过程主体和客体界限分明,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的活动。客观的即是有规律的,因为人类的实践是有规律的,因此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的划分,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有着铁的必然性,既然是客观规律,那么就顺应其自然好了,非也,马克思重点强调实践又是能动的,主体的努力必不可少。两种实践,不管是马克思的生产实践还是皮克林的科学实践,都不是无为状态,都在寻找自然性,只不过皮克林否定预设而已。

马克思实践中的人是社会的人,是在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网络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即实践历史是具体的、情境的,不是理论的,这点类似皮克林的科学实践。不同的是既定的网络不是平权的,地位决定了层次,划分为剥削和被剥削阶级,这样使实践的每一个人都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在实践规律中找到自己的事业和使命或者宿命。

马克思的实践目标是可知的,而目标又是无限的,实践计划是明确的,而实践过程又是预测的,实践的内容是理论的,而检验理论又必须是直接现实的,马克思用最根本的辩证矛盾方法来处理如此重重的矛盾,矛盾处理的对子只有两方,两方中有重点,而忽视侧重点是不行的,实践的路径中有根本,而非根本是绝不能丢弃的,新旧事物构成对子,而新事物肯定能战胜旧事物,如果战胜不了,实践则是反复的,等等;皮克林用“实践的冲撞”来演绎科学及社会的发展,其中“阻抗和适应”类似马克思的矛盾学说,其内容辩证的味道也很浓,但皮克林实践的要素已经不是二体,而是杂合体的舞蹈,已不是经典力学所能解释。

发达的工业社会把科学技术应用到极致,“科学家的机器对物质力量进行多种多样的捕获、引诱、调用、征募、记录或物化,驯服并驯化它,使之为我们服务”[31]。在残酷对待自然的同时,人类自身也在不断异化,“如果此在通过规训力量而受到促逼,被订造着去那么做,那么人自己不也就比自然更加原初地属于持存了吗?现在讲到的人力资源,诊所的病源,都为此提供了证据(Heidegger 1977a,17-18)。来看看如今的科学家是怎么工作的。标志现代科学的决定性阶段造就了一种别样的人。学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事研究课题的研究者……而且,他们始终在行动着。他们在会议中磋商、收集资料,他们在契约中受制于出版商委托的任务。除了他们,出版商现在也决定着必须要写哪些书(Heidegger 1977b,125)。这不仅危害着人类与他们自身的关系,还危害着人类与一切存在者的关系……它把人们驱逐到那种实为一种定造的解蔽当中……人们不断地接近一种可能性的边缘,即,所追逐、推进的只不过是那些在订造中解蔽的东西,以此获得他们所有的衡量标准……当人只是持存的订造者,那么他们就走到了悬崖的边缘;也就是说,他们走到了一个自己也不得不将被当作持存物的地步 (Heidegger 1977a,26-27)”[32]。人等同于物,被物奴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然王国,在马克思的物概念,除了自然,还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科学工业,到现代社会,科技的力量日益强大,主仆关系开始颠倒,工具客体渗透进世界观,人类沦落为持存物,马克思所预见和痛斥的与皮克林其实殊途同归,马克思的自由王国——人的全面解放,与皮克林的追求有着同样的内涵,依然是当代哲学家痛苦思索的终极命题,至少在口号上如此。

(附:上述引用文献凡涉及皮克林的文章皆出自《皮克林研究文集》(南京大学,未出版)。本文得到对皮克林研究数十年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导师蔡仲教授悉心指导,在此衷心感谢!)

注释:

[1][2][15][17][18][28][31][32]卡罗尔.J.斯坦纳:《本体论的舞蹈——海德格尔和皮克林之间的对话》,郝新鸿译、蔡仲校。

[3][4]皮克林:《新本体论》,郝新鸿译、蔡仲 校。在密西西比河的治理中,皮克林建议恢复该河流定期泛滥的历史常态,而不是进行野蛮阻抗。

[5][7][11][20]简 森: 《夸克、冲撞与生成本体论——简森访谈皮克林》,肖雷波译、蔡仲校。

[6][8][13][16]皮克林:《作为炼金术的科学》,郝新鸿译、蔡仲校。

[9][25]皮克林:《理论的政治学》,冉聃译、邢冬梅校。

[10]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第67页,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Christine Hine,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Innovation, Culture and Technology,冉聃译、邢冬梅校, Brunel University, England。

[14][19][21][22][23][24][26][29]皮克林:《论生成:想象、形而上学和冲撞》,肖雷波译、邢冬梅 校。

[27]皮克林:《作为文化和实践的科学》第3页,柯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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