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燕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本栏责任编辑、校对 李献惠)

“陶翁生前虽寂寞，身后和者何其多!”文学史上，拟效、追和陶诗的现象，蔚为大观。如此被尊崇，渊明之外，简直无出其右者。王国维尝叹：“屈子之后，文学之雄者，渊明其尤也。”[1]钱钟书曾言：“渊明文名，至宋而极。”[2]其实，何止宋代，元、明、清历朝和陶创作屡成高潮。而历代遗民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及其和陶诗的大量创作，都表明和陶意义已远远超越文学本身，它具有丰厚的文化意蕴，同时也是某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刻体现。元遗民戴良极其推崇陶渊明，作有大量和陶诗，具有独特的文化内蕴，于文化史、文学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以戴良和陶诗为考察中心，对其存留现状、主题取向、艺术特点、现实功能及独特的文化史意义展开论析。

一

戴良，元明之际金华学派的重要代表。其死不仕明，气节甚高，历来被视为元遗民之典型。擅诗文，著述颇多，成就甚伟，著有《九灵山房集》三十卷。今存和陶诗五十二首，并其它拟陶、咏陶之作，计近百首。戴良曾有集外《和陶诗》一卷，“刊版翰林行世”[3]P385，但后世不存，遂成疑问。

最早提及这卷诗的应是戴良本人。他曾手书和陶诗多篇赠给好友倪仲权(倪仲权，四明人，生平无考。雅好诗书，家藏万卷。与高启、乃贤、乌斯道、刘仁本等过从甚密)。《倪仲权索予书所作诗文题其后》称：“今五十余岁而来四明，见先生所尝与游者曰倪君仲权，一笑相顾，年俱老大而嗜好特未除，索予向时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