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英

(漳州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福建漳州，363000)

现代工业化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自然的无情剥夺使人类遭遇到诸如资源、环境、人口、自然灾害及人文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话题。

作为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早在 19世纪就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并诞生了许多有着自觉环境意识的先行者。在这些先行者中，梭罗以身作则走进《瓦尔登湖》(1854)，倡导人们简朴生活，为了人本身而活；约翰·缪尔走遍美国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探索自然，研究自然，感受着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美丽，强烈要求联邦政府建立《我们的国家公园》(1901)；奥尔多·利奥波德经过一生的观察和思考在《沙乡年鉴》(1949)中呼吁人类要像大山那样思考，以保持大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1962)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描述了滥用化学药物给人类和整个自然界带来的可怕后果，引发了人们的忧虑和惶恐，从而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并促使第一个地球日的诞生。自此之后，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不断涌现，哲学、美学、伦理学、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都对环境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思和回应。

文学研究者自然也不甘落后，在对阶级、种族和性别作出关怀后把目光转向了文学与自然的研究，发轫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批评便是这一关怀的具体表达。生态批评发展的前期，目光主要聚焦在田园文学和自然文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批评家队伍的不断壮大，生态批评大大拓展了其研究范围，过去的经典作品都成了生态批评家重审和重释的对象，阐释视野极其广阔，纵横捭阖。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的创立者和第一任会长斯科特·斯洛维克甚至认为：“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从‘绿色’的视野来解读。”[1]著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格伦·洛夫以及中国学者王诺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不能进行生态批评的阐释。正是在这样重审经典的批评浪潮中，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被重新阅读，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和价值。

斯坦贝克是作为一个左翼作家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被介绍进中国的，所以当他完成了历史使命后，自然也就功成身退。然而，如果透过生态的视域就会发现斯坦贝克作品的丰富性远非如此。目前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不足，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上。斯坦贝克是个多产作家，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写了十多部虚构小说，短篇故事集，电影脚本以及游记，散文，还有无数的信件与日记，可对其进行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本文拟透过生态批评的视野，细读他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游记，呈现斯坦贝克作品中人与自然关系从和谐到断裂的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即现代工业文明入侵前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与现代工业文明入侵后人与自然的冲突画面，并进一步发掘斯氏对造成这种巨大变化的深层文化原因所做的探索，阐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丰富性，指出他不仅仅是个“左翼作家”，还是一位颇具环境意识和生态关怀意识的作家。

一、和谐：农业文明的乐章

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现代工业发展最早的地区是在东部大西洋沿岸。之后的西进运动，工业发展的中心开始向着五大湖地区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墨西哥沿岸也加入了工业中心的行列。相比较而言，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缘故，西部地区一直不是工业发展的中心。直到今天，西部重镇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主体依然是农业。可以说，西部是为数不多的美国农业文明的重要阵地，因此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诠释者。

约翰·斯坦贝克 1902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利纳斯。这里濒临太平洋，位于盖比伦山和圣卢西亚山之间，是一个肥沃的农牧业地带，有“世界的沙拉盘”之称。当时的萨利纳斯还是个人口不足4 000人的小镇，现代工业文明尚未发展，是一个充满泥土气息和鸣禽走兽的乡村河谷。在这个哺育他成长的世界里，约翰·斯坦贝克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故事王国，创作了《天堂牧场》(1932年)《致一位无名的神》(1933年)《煎饼坪》(1935年)《胜负未决的战斗》(1936年)《人与鼠》(1937年)《长谷》(1938年)《罐头厂街》(1945年)《甜蜜星期四》(1954年)《伊甸之东》(1952年)等一大批作品。在这些以乡村河谷、小镇、牧场和海湾为背景的作品中，斯坦贝克描写了现代文明侵入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幅幅祥和宁静的画面。

卡梅尔河是太平洋岸一条迷人的河流，是斯坦贝克童年经常光顾的地方，在中篇小说《罐头厂街》中，他深情地回忆了卡梅尔河沿岸的风景，刻画了一幅散发着乡野气息和生命活力的画卷：

冬天，卡梅尔变成洪流，是一条凶猛的小河；夏天，它是孩子们涉水、渔民们漫步徘徊的地方。青蛙在河堤旁眨眼，蕨草在河边生长。清晨和黄昏时分，鹿和狐狸会偷偷到这里饮水，偶尔一只美洲狮也会蹲在这儿低头畅饮。在这富饶的小河谷里，农田背河而起，用这里的河水浇灌果园和蔬菜。鹌鹑在河边召唤，夜暮时分野鸭啭鸣飞来，浣熊踱着步伐沿着河边寻找青蛙。一条河的万千景象，这里应有尽有。[2](116)

这里，自然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获得了深刻的体现。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归依之处。这里或许也有厮杀与争斗，但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现代社会里，这一幕令人心旷神怡、丰富完满的场景，犹如世外桃源，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如果说卡梅尔河展示的还仅仅是自然本身和谐图景的话，那么短篇故事集《小红马》则诠释了人与自然相处的美好场景。《小红马》讲述的是斯坦贝克童年成长的经历。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小乔迪每天上学的路上，总能看到山坡上马儿在奔跑，羊群在路边青草绿绿的牧场上吃草，小牛在抵撞，父亲们在牧场上劳动，母亲们在家里准备着三餐，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帮着大人喂养小鸡，拾堆木柴。在这里，他们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经历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诸如红马驹因淋雨不治而死，母马产驹因难产而死，但这里没有污染，没有交通阻塞，更没有地铁的咆哮声和人口爆炸。伴随着人们的只有那永不褪色的青山绿水，人们脚踩大地，头顶蓝天，宁静和谐地与这片绿色的草木生灵共同呼吸共命运，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质朴的生活。

《致一位无名的神》更是刻画了一幅人类与自然共生死的感人画面。因为在东部家乡的土地不足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一家人，主人公约瑟夫·韦恩来到西部加利福尼亚中部的一个山谷小镇置地安家。初来乍到，这片狭长青绿的山谷就激起他对自然近乎狂热的爱恋，他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芒，“扑倒在地，让胸脯紧紧地压着湿漉漉的草地”。[3](9)在接下来与土地共处的日子里，他强烈地感觉到他与这片土地间有一种浓厚的血源关系。当他父亲死时，他并不悲伤，因为他坚信他父亲并没有死，他不过是进入到他家房前的那颗老橡树里，所以每当他跟这颗树谈话时，他就觉得自己就像是跟父亲在谈话，“我父亲在那颗树里，我父亲就是那颗树”。[3](21)当这颗树衰竭死亡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与土地的关系断了。干旱年来临时，一切都改变了，河流干涸，草地枯萎，母牛也死了，然而当牧场上一大半的人离开这儿，离开他们的屋舍，离开他们空荡荡的鸡棚到更吉祥的地方寻亲时，约瑟夫却决定留下来。因为在他心中“这里的树是他的孩子们，这里的土地也是他的孩子”。[3](8)约瑟夫·韦恩也许并不懂得大自然的法则，他把风、雨、干旱、水涝等自然现象看成是某种神秘而强大力量的结果，但他却深深懂得这儿的草地和雨水对他意味着什么，没有了它们，也就没有了他自己，自己与土地是一体的。当土地死亡时，他也跟着死亡，他割开自己的手腕让鲜血流进土地。在这部小说中，斯坦贝克描写了人与自然的悲剧，但同时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与土地之间是紧密相连的纽带关系，土地的健康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人类的命运与人类千百年来耕种着的土地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约瑟夫最后的举动正如作品中的土著印第安人所说：“地球是我们的母亲，活着的一切生命都来自母亲，最终也回到母亲怀里。”[3](21)

在写给斯坦福大学的同窗好友卡尔顿·雪菲尔德(Carlton Sheffield)的一封信中，斯坦贝克曾经说过：“石头，树木，山脉是一个世界，但，这是一个与人类在一起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远离人类的世界，人类与他的环境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单位。”[4](8−9)不论是描写太平洋岸的卡梅尔河，小乔迪的童年生活，还是描写约瑟夫对土地的依恋，斯坦贝克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人类与他的生存环境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单位，人类必须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冲突：工业文明的伤疤

呈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仅仅是斯坦贝克作品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位视野广阔的作家，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斯坦贝克的作品还大量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面，即工业文明之后人与自然的冲突。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这一倾向在《愤怒的葡萄》《和查利一起旅行》《美国和美国人》等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小说《愤怒的葡萄》一开始，读者就被带到一个沙漠般的环境中，“家家户户都紧关着门窗，用布塞住了缝，然而细得连肉眼也看不出的沙尘还是钻来，像花粉一般停积在桌椅上和碟子上。尘沙整天像从天空中筛下来一样，到第二天还是往下筛落，给大地铺了一床平整的毯子。这尘沙落在玉米上，积在篱笆上，堆在电线上，它也落在屋顶上，覆盖在野草和树木上”。[5](12−13)在这篇章节中，作者用了整整一章描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大平原的生态大灾难——沙尘暴肆虐的悲凉情景。为了眼前短浅的利益，农民过度开垦土地，破坏表层植被，土地在拖拉机无情的践踏和蹂躏下“渐渐死去”，人类也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他们收获的不是棉花，而是由旋风带来的尘土，小说主人公乔德一家子不得不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换来一辆破卡车，驾着它一路逃荒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另寻生路。

1960年～1961年，斯坦贝克携带爱犬查利环游美国，1962年出版的《和查利一起旅行》，如实记录了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沿途，斯坦贝克对这片神奇广袤的大自然肃然起敬：辽阔的地域，高傲的落玑山脉，神秘的沙漠，陡峭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美得令人眩晕的加利福尼亚红杉。然而一路上，斯坦贝克同样也看到了工业文明发展留下的丑恶的一幕幕。

在这些工业文明的伤疤中，首先是无法忍受的污染。一路上斯坦贝克都会看到原先满地浆果的乡间小径已被乌烟瘴气、绵延一英里长的工厂所取代，听到成队的卡车和摩托车呼啸而过的轰响声，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柴油的气味，瞧见工厂里释放出来的、罩在城市上空烧伤人们双肺、熏坏人们双眼的黄色烟 雾。面对这种不仅损害人类自身的健康还能危及整个自然环境的画面，斯坦贝克向人们提出了令人深省的警告：“河川中的化学废料、到处可见的金属废料，还有深埋在地底或沉在海底的核废料。当印第安村落把一个地方弄得太脏乱时，他们会迁居。我们却无处可迁。”[6](23)其次是惊人的浪费以及体积庞大的垃圾。借助科技的力量，美国人进行大批量的盲目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并由此产生了无数的垃圾。一路上，他看到数量多得比全世界人口一百年所能消耗的还要多的成山成海的马铃薯以及扔在路边的一大堆的、成千上万个破烂酒瓶，“美国的城市就像獾的洞穴，周围都是垃圾——没有一个城市例外——成堆破损与生锈的汽车包围着这些地方，整个城市几乎被垃圾覆盖。”[6](23)看到堆积如山的垃圾，斯坦贝克不无讽刺地说，如果他把这些被丢弃的瓶瓶罐罐捡回去收藏起来，那么一百年后，他的子孙可以成为世界上的古董大王了。面对污染、浪费及不负责任地倾倒垃圾破坏景观的现象，斯坦贝克内心深处的不安和忧虑溢于字里行间，他语重心长地警告，如果最多才多艺的生命形态——人类——用他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方式努力生存，那么他们不但会毁掉自己，还会毁掉其他的生命。除了污染、浪费和垃圾之外，疯狂的射猎也是斯坦贝克一路见闻的一部分。一路上他都处在枪林弹雨之中，猎人们对着所有会移动或看起来可能会移动的东西开枪，人们像对待与自己有血海深仇的敌人一样，疯狂地对着迁徙的鸟儿、牛、猪、狗瞄准，甚至是人类自己，这种疯狂的射猎行为使得“秋天成为一个危险的旅行季节”。[6](52)在经过威斯康星州时，有位猎人甚至把向导当作鹿，向他开枪并射穿了他的胸腔。所有这一切恣意妄为仅仅只是为了显示男子汉的刚毅之气，人类的狂妄自大令斯坦贝克瞠目结舌。

在1966年出版的散文集《美国与美国人》的一篇“美国人与土地”中，斯坦贝克历数了从第一批移民定居美州以来人类借助机器文明的不断进步对大自然所进行的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的空前掠夺——焚烧森林，剿空野牛，蚕食原野，捕杀鲸鱼，倾倒垃圾，污染河流，毒化空气；描写了大自然在残酷无情蹂躏下遍体鳞伤的凄凉景象：森林消失了、被砍伐一空，就像被战火无辜摧毁的村庄河流和小溪从此变得充满毒物，毫无生机。鸟儿因缺乏食源正在灭绝。[7](88−89)面对这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令人痛心的一幕幕，斯坦贝克愤怒地给所有如此对待大自然的人类量刑，判他们是“人世间最问心有愧之人”。 他为自己同类对大自然如此残暴、无知和缺乏短见感到羞愧万分，他说这是为了眼前之利益而盗窃未来的幸福，是破坏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态自然平衡，他热切呼吁：“所有这些罪行能够而且必须杜绝。”[7](89)

斯坦贝克曾坦诚地说，“要批评自己热爱的人民是很困难的，描写这些是痛苦的。”[7](108)纵然如此，斯坦贝克还是选择了这份痛苦。原因正如他自己 1962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讲话时所说：“作家的职责，自古至今都没有改变。作家有责任揭发太多人类严重的错误与失败，把我们阴暗与危险的梦打捞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利于改善。”[5](582)正是凭着一个作家的良知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斯坦贝克在作品中毫不退缩、毫不隐讳地呈现了遍地的哀鸣，揭露了物欲横流的现代文明对自然所犯下的桩桩罪行。

三、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沉思

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存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9](70)著名生态思想家沃斯特也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9](71)通过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的对比，斯坦贝克向读者清晰地揭示了工业文明前后人与自然或和谐或冲突的关系。然而，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斯坦贝克不只是简单地呈现现实，他没有停留在谴责人类行为、呼吁人类采取行动的层面上，他还进一步探索了造成人与自然从和谐到冲突这种巨大变化的深层文化原因，从文化的角度挖掘生态灾难的根源，重新思考如何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斯坦贝克认为导致人与自然从和谐一步步走向冲突的原因首当其冲是人类长期在“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支配下及在利益的驱动下滋生的自私、贪婪及道德的败坏。

在游记《科特斯的海航海》中，斯坦贝克通过对比人与其它动物的不同揭示了人类破坏性行为的根源。他说其它动物可能会挖洞居住，可能会织网或把树洞占为已用；有些物种，象蜜蜂或蜘蛛，甚至会创造复杂的家，但它们是用自身的体液和身体的加工过程中制造家，对世界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而人类“是惟一一种其兴趣和动力存在于自身之外的动物。他的动力来自外界事物——财产，屋子，金钱，还有权力的概念”。[10](87)在《美国与美国人》中，斯坦贝克进一步把人类比作是接近于掠夺成性的食肉动物：“是占有、贪婪、可怕和侵犯型的弱肉强食者，什么都吃，无论是生的还是死的，具有蟑螂和老鼠的天赋。”[7](105)如前所述，他观察到，美国人已经很富足了，却从来没有感到过满足而是想要得到的更多。1959年，在给史蒂文生的信中他悲叹道：“我们能承受得起上帝和自然扔给我们的一切，但我们却无法承受富足。”[8](652)他称人类的这种贪婪和欲望是“毒根”“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一切罪孽的万恶之源”。[7](104−105)在给艾德莱·史蒂文生的同一封信中他说：“如果我想毁灭一个国家，我就给它过多的物质，让这个国家跪倒在物质之下，变得可怜、贪婪、病态。”[8](652)斯坦贝克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这毒根不清除，它就会象癌细胞一样地扩散，注定了一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崩溃和消亡。他不无揶揄地举了一个例子，当一个人失去财产时，一个很普遍的结果就是医生们最清楚的，即“性无能”，这无疑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一大讽刺。在科特斯的海考察途中，斯坦贝克一行多次与当地的印第安土著居民接触，发现这儿的印第安人虽然穿着布满补丁的衣服，光着脚丫，也经常会受到一些诸如牙齿疼痛以及营养不良造成的眼病等身体疾病的困扰，但他们快乐、友好、满足，过着简单朴素悠闲的生活。他们主要以捕鱼为生，所以，一个年轻人只要拥有一条独木小舟，一根铁制的捕鱼叉，一套衣裤，一顶帽子，生活就可以经营的相当好。这里几乎没有现代化的东西，甚至夜晚连灯光都难得一见，因为他们完全遵守自然规律，日落而息，日出而捕，根本不需要电灯。斯坦贝克觉得“他们似乎生活在记忆的往事中，与海岸，多岩的山陵建立了如此紧密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就是它们”。[10](75)斯坦贝克并没有把他们的生活看作是人类行为的模范，但他通过对比现代人的神经质和土著印第安人的自然性时，昭示人们因为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导致人与自然的疏远与割裂，使现代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土著居民所拥有的一些健康，人们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舒适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遭遇着环境污染带来的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心理上、生理上的疾病和灾难的困扰，正如生态批评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所言：“我们已经将自己提升到一个可以彻底毁灭整个物种的境地，这还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同时，我们不也论证我们已经处于不能驾驭我们的智力和精神活动的境地了吗？”[11](29)物欲横流的现代世界换来的是人们愈来愈严重的精神危机，贪婪的人类不仅给大地留下了不可愈合的伤疤，也给人类自己留下了身心双重的伤疤，面对这双重的疤痕，斯坦贝克忧心忡忡：“在美国我们已经对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木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渔业破坏的够多了，可被当作一个可怕的例子， 我们已挥霍掉太多资源了，我们无法很快地摆脱这贪婪的愚蠢留下的伤疤。”[10](250)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对地球的生物健康表示担忧时断言：“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得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及掠夺，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造成自杀性的恶果。”[12](8)人类已经从大自然索取的够多了，不堪重负的自然也已经狠狠地回应着人类的贪欲、残忍、自私和掠夺。不管是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是为了整个自然界的利益，人类理所当然地有责任和义务恢复生态平衡，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斯坦贝克在领诺贝尔奖时所宣称：“人类已经夺取得了许多曾经归于上帝的权力……僭取了全世界所有生物的生杀大权，是到了应该偿还的时候了。”[5](583)

四、结语

不可否认，工业文明的到来实现了人类前所未有的飞越。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到科技文明创造的福利。机器卸下了人们肩膀上的重担，自动化代替了人工劳动，农药化肥保证了人们衣食不愁，医药卫生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但是，工业文明同时也史无前例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步一步加深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对抗。在经济繁荣、物质富裕的表面下，掩盖着的是人与自然的疏远与割裂，是自然在人类的的践踏下面目全非的情景，是科技文明逐渐地变成灰色文明的一幕幕。

从根本上说，科技无论如何发达，也无法穷尽大自然的奥秘，虽然自然无法为自己言说，但这不意味着自然是沉默的，面对人类的干涉和征服，自然也绝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以人类无法预测和控制的方式在回应着，自然以火山、地震、台风、海啸及极端的气候等来向人类言说，告知人类自然即是脆弱的，同时也是多变的，更是不可预测的，人类无论如何永远都无法完全读懂大自然的声音，更不是自然的主宰。2010年冰岛火山爆发向高空喷发了大量的硫化物，在大气7 000～10 000米的高空形成了浓厚的火山灰层，严重影响了交通运输业，而强酸性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目前更是无法估量，面对自然向人类敲起的警钟，冰岛总统格里姆警告说：“欧洲的运输业主管部门和航空业必须认识到，尽管现代科技非常发达，自然界的力量还是非常可怕。这种力量不时地提醒我们谁才是宇宙真正的主宰，人类社会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2011年3月在日本发生里氏9级的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火灾、大规模海啸和福岛核电站泄漏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无疑又一次向人类敲起警钟，人类主宰不了、征服不了自然，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双赢和明智的选择。

美国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意识到环境问题而采取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今天，美国也是自然生态资源保护最好的国家之一，这里面有无数人的努力和心血，在这些人当中就有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影子。[13](55−58)作为较为敏感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们用语言向人类传递着大自然的美丽、复杂、脆弱和受伤，邀请人类用心去倾听和思考大自然发出的声音，以唤醒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斯坦贝克无疑就是这些作家中的一位，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敏锐洞察力以及流露于字里行间的忧患的环境意识和生态关怀对当今仍处于生态危机四伏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仍然具有启迪和警醒的意义。

[1]Branch, Slovic, et al.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1993−2003,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3.

[2]斯坦贝克著.斯坦贝克中短篇小说选(二)[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3]John Steinbeck, To A God Unknow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35.

[4]Susan F.Beegel, Susan Shillinglaw, Wesley N.Tiffney, JR.Eds.Steinbeck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7.

[5]朱树飏编.斯坦贝克作品精粹[M].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6]约翰·斯坦贝克著, 麦彗芬译.《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7]约翰·斯坦贝克著, 黄湘中译.《美国与美国人》, 广州: 花域出版社, 2005.

[8]Elaine Steinbeck, Robert Wallsten, et al.John Steinbeck: A life in Letters.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5.

[9]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0]John Steinbeck, Edward F.Ricketts, Sea of Cortez, A Leisurely Journal Of Travel And Research, with a scientific appendix comprising materials for a source book on the marine animals of the Panamic faunal province, New York: Paul P.Appel Publisher,1989.

[11]格伦·A·洛夫著, 胡志红等译, 《实用生态批评文学, 生物学及环境》[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2]汤因比著, 徐波等译, 《人类与大地母亲》[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3]王宁.生态文明与生态批评: 现状与未来前景[J].东方丛刊,2010(2): 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