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娟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241)

沿用《秦腔》“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①书写从未触及的农村“文革”生活记忆，贾平凹历时四年推出了长篇新作《古炉》。②小说通过侏儒少年狗尿苔的眼光来打量古炉村的细碎日常。随着他在村庄中的走动，古炉村自1965年冬至1968年春“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就缓慢有序地铺展开来。[1](565)“文革”就在这偏远山村的细琐日常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微波到巨浪地缓缓生发、演变，“文革”的全程也在此得以展现。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泛滥、“文革”母题不断被挖掘的当下，贾平凹的《古炉》应时却不新鲜。但亲历“文革”又富有才情的贾平凹绝不是甘做时代应声虫的普通作者，当他放弃宏大的历史叙事，用日常生活的视角来展现农村的“文革”生活时，并不新奇的写作范式、并不新鲜的写作母题便在文本中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建构了一种新的“文革”叙事——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这一“文革”叙事的运用，不仅摹写了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并且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出升斗小民驳杂而又坚韧的生存景观。在此景观中，政治权力宰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甚至还异化着人性。人们也借用政治力量来发泄被压抑的愤懑情绪抑或谋求生存。于是，历史的本真就在规训与被规训、利用与被利用中自然浮现。

一、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

提及“文革”，人们脑海中会习惯性地闪现青春狂热的红卫兵、重重叠叠的大字报、政治口号震天响的批斗场、暴力充斥的武斗场等景象。“文革”的政治表征如在眼前，但疑惑也随之而来，难道“文革”生活中只有惊涛骇浪的革命冲动与激情，不存在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常吗?针对这一疑问，“文革”的研究者们早就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刘青峰在《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中已明确地指出：“文革”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未萎缩，反而多样、丰富。[2](527)并在对“文革”日常生活细节进行挖掘的基础上，强调“文革”日常的重要性。这昭示着日常生活的彰显与“文革”叙事并不相互对立，日常生活中容纳着一切的“文革”因子。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和每一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的综合，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在现实中发挥出整体作用的这些联系，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与体现出来。”[3](97)日常生活自身包含的内容极为完整和丰富，要讲述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复杂的人事关系，复原日常生活是最佳选择。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必然是一个因对一个果的召唤，作为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的“文革”之所以在古炉村发生，全赖于这里存留着滋生“文革”的土壤。关于这一土壤的全面勘察和刻画是《古炉》乡村“文革”生活全景图的第一个层面。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填不饱肚子的贫穷则会让人变得委琐和残忍。古炉村偏远而又封闭，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勤劳且擅长技工，但还是一贫如洗。因为贫穷，村民之间常有猜忌和钻营发生，为了一根皂角、几斤粮食等便会使强用狠、争吵不休。村民间的小怨小恨在日常生活中与日累积，渴望报复发泄的心理为“文革”暴力的风行提供了平台。基层政权的专制和腐败是“文革”得以生发的又一个诱因。老支书是党在基层政权的代言人，是古炉村绝对的权威。他借着不同的理由假公济私，如用公共财产瓷器向上级领导行贿、倒卖公房为自家拓宽住房面积等。村民对此有不少风言风语的揣测和讨论。贫穷、不平等以及遭逢基层政权的专制和腐败时，民众会对现实产生不满，萌发压抑情绪。总之，贫穷、不平等、基层政权的专制和腐败、被压抑的情绪、村民间的小怨小恨等交织共存，堆积了“文革”得以发生的厚土。但这些仅是“文革”生发的表层诱因，根源却在于人性的自私和贪欲，以及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观念”“官本位思想”“顺民心态”等负面性文化基因的催发和形塑。

作为一场历时十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文革”的一触即发有着自身生发、演变的轨迹。贾平凹在细琐的农村日常生活场景的摹写中，勾勒出了“文革”在古炉村发展的全过程。这表征着乡村“文革”生活全景图的第二个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宣传动员形塑了村民的思想意识和话语方式。政治运动的“口号”“专有名词”以及“斗争对象”等已锚入村民的意识深处，并不时地外化运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如秃子金在与狗尿苔口角时政治运动惯用语脱口而出、蚕婆每次开会都主动站在会场前、男娶女嫁看政治成分、评救济粮时先排除四类分子等，众多的细节均佐证着政治对于日常生活的规训和异化，村民习惯于运动和被运动，政治已然日常生活化。这样的村庄生态，使得霸槽发动“文革”的“破四旧”行动，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村民们都主动地交出自己家的四旧物品。在村民顺应、看热闹心理驱使下，霸槽的破四旧进行得颇为顺利。而挟带着个人私怨的猜忌报复，更使古炉村的“文革”趋向深入，由收缴焚烧四旧物品、转移到对村民个人财产屋脊的毁砸上。参加破四旧的多是夜姓村民，砸毁的屋脊便多是朱姓人家财产，这导致了朱姓村民的愤慨，进而成立红大刀队进行反击。古炉村的“文革”演变成了夜、朱两大家族之间的宗族斗争。为了本姓的家族利益，双方不断地进行着生存资料和人力资源的抢夺，两派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当然，宗派之争中也掺杂着双方领导者为扩大和维护个人权利而蓄意煽动的夺权较量。家族利益与个人权利交互缠绕，派系斗争不断升级，惨烈的武斗将古炉村“文革”推向了高潮。在随后的抢粮抢钱暴乱中，所有的造反派全被解放军所正法。古炉村的“文革”暂告一段落。

农村“文革”生活全景图的第三个层面在于《古炉》突破了时间截取与空间封闭的限制，摹写出了整个农村的“文革”日常生态，使得我们关于“文革”在乡村大地上的真实状貌有了一个较为完整、明晰的认识。从文本的叙述构架来看，《古炉》的叙事时间似乎仅限于1966年冬至1968年春，仅一年多的时间。但透过表层时间的制约，便可将时间的维度拓展至整个“文革”十年，甚至可以往前追溯至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土改时期老支书行为的插述、社教中定四类分子的叙说、村民们对于运动的习以为常等都是叙事时间的延长线。文本采用四季循环的书写模式以及老支书的健在、霸槽儿子的降生等同样隐含着“文革”并未终止于1968年的春天，“文革”还会继续一如既往地前行。就叙述空间来看，贾平凹摹写的似乎仅是古炉村一村的“文革”日常，但依据文本中的众多细节，同样可以将闭锁的空间打开，波及的地理空间涉及到周边的下河湾村、东川村等，甚至波及到整个农村。如对洛镇书记张德章的批斗便在古炉村、下河湾村等分别展开，古炉村两派武斗时下河湾的金箍棒队便援助了红色榔头队，霸槽发动的大游行也到过下河湾村。由此可见，其他村庄的“文革”一如古炉村，这是一个由点到面、一粒沙里见世界的简洁描画。

发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文革”，距今已四十余年。在时光的打磨中，“文革”的面影已变得黯淡和模糊，无论是“文革”时空中的真实生活场景，还是作为这一运动核心表征的大字报、批斗会、造反派、武斗等词汇都在时代的风尚中逐渐褪色、剥落，真实的“文革”正面临着消失于民族集体记忆的危机。未曾经历过“文革”的“80后”“90后”们，或者也应该包括在“文革”中还处于懵懂状态的部分“60后”“70后”们，关于“文革”的记忆大多留存于一个任人随意控诉批判的恶的代名词，性质为一场政治动乱、浩劫的官方话语，“‘文革’历史深处的日常生活何如”已全然不知。而他们正是深入清理、反思“文革”历史的主力军，没有关于对象的真实印记，怎样担负起“文革”如何产生、怎样流转？谁该为“文革”的劫难负责？如何把历史的教训转化为民族思想进步的资源？这一系列问题思考和研究的重任，重新镌刻文革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象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作为“活着的历史”的小说，便具有复原事件血肉的功能。贾平凹《古炉》所展示的农村“文革”生活全景图为我们直面“文革”并进行深度反思提供了知识社会学上的契机。

二、日常生活视阈中的生存景观

穿越《古炉》展示的乡村“文革”生活全景图，可以感受到“文革”的政治色彩在乡村世界中基本淡化，村民对于“文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其与生存利益的相关度。不管是“文革”这一运动的主动参与者、被迫卷入者，还是清醒的旁观者都为了求取一己的安稳生活而与“文革”不断纠缠或者虚以委蛇，不管“文革”的风云如何变幻，对升斗小民而言，“活着”才是唯一目标和追求。为此可以顺从、可以反抗甚至从众作恶。在“文革”从无到有、从微澜到骇浪的变动中，古炉村的乡村秩序大乱，发出了死亡的喧哗和骚动。但在这变的常态之中，蕴含着一种恒古不变的情感体验，那就是普通村民过日子求生存的生之坚韧。

大部分的村民以安稳过日子为第一准则，对“文革”采取了主动顺应的态度。霸槽在古炉村“破四旧”发动文革时，村民们认为“这是另一个运动又来了，凡是运动一来，你就要眼儿亮着，顺着走，否则就得倒霉了，这如同大风来了所有的草木都得匍匐，冬天了你能不穿棉衣吗？”，都自觉地上缴与基本生存资料无关的四旧物品，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反对。秃子金是最早跟随霸槽破四旧的积极分子，但看着其他搬运石头的村民能够记上比以往还多的工分时心就慌了，革命的热情顿消。工分与将来的口粮分配挂钩，粮食是农民的基本生存资料，其份量在村民的心理天平上远重于革命。天布、灶火等密谋赶走黄生生，以斩断霸槽发动革命的推手时，发动群众的杀手锏就是派饭。本就贫穷吃不饱的村民当然拒绝给黄生生提供免费的饭食，赶走黄生生便成了大家团结一致的目标。当“文革”火热，而稻田里的料虫成灾时，村民自发到田间挑虫子做农活。两派对峙之时，村中混乱一片，但因农村人靠庄稼生活的朴素观念支撑，磨子还是安排着把豆子、包谷、稻子等收了回来，由于地里堆积的农活依然众多，两派的革命活动就少了很多，大家都抓紧时间干农活，“再和人有仇和地没仇呀！”。总之，这一个又一个日常细节景象的切换，在将叙事向纵深推动时演绎着一个不变的民间信条：生存为王。

蚕婆、狗尿苔以及长宽等一些杂姓人是古炉村“文革”的旁观者，他们一直寻找着众多的借口拒绝参与到红色榔头队和红大刀队的争斗之中。但这种拒绝并不是出自对“文革”残忍本质的清醒认识，而是全面衡量自身处境后，为躲避灾祸、求取安稳生活所做出的委屈之策。狗尿苔在“文革”伊始极为积极，很想跟随霸槽破四旧，然而因其四类分子身份总不能如愿。于是就自觉地游离在两派之外，当两派大字报都点了他的名，骂他是国民党伪军官的孙子，是阶级敌人时，他再也没了往昔的欢实，变得垂头丧气，连门都不愿出。蚕婆为给狗尿苔争取自由生活空间，带着他先后去给霸槽、天布等人磕头，澄清他没有参加任何一派，并不断地拿四类分子的身份作践自己，以换取两派确认狗尿苔不是任何一方的成员。蚕婆劝说狗尿苔要低就委屈自己：“出门在外，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给他，左右脸让他打了，他就不打了。”蚕婆和狗尿苔的自甘边缘和屈辱，目的仅在于保全生命、平安生活。长宽因得秃子金的动员，萌生了参加一个组织的想法，便回家跟妻子戴花商量。他认为在大部分村民都有组织的情况下，自己不参加好像就成了五类分子，有不革命的嫌疑，不如参加某一个派别，以此来做靠山，免得被人欺负。戴花却有更为高明的见解，认为村中的两派之争是朱、夜两个大姓间的宗派斗争，作为杂姓的他们在村中向来不受重视，如今两派为壮大声势皆来拉他们入伙，现在不管是加入哪一方都会得罪了另一方，最终还是会受欺负，两派都不参加则最为安全。双方都把其作为潜在的争取对象，自己的重要性反倒凸显了。夫妻二人在陈述参与不参与派别的理由时，核心依据都是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利益。

村民的求生存本能牵制着“文革”在古炉村的逐步发展与升级。自红大刀队成立以来，古炉村两队造反派之间关于自身优势地位的相争就从未间断，双方势力的增长与消减关键看其是否做了与村民生存有利的事情。譬如，在红大刀队集资重新开始烧窑后，红色榔头队就慌了阵脚，先是叫嚷窑厂是集体财产不能独霸，在红大刀队放出窑厂是生产队的窑厂，谁都可以烧的应对之词后，就想筹集自己的烧窑队伍，但在摆子拒绝之后，无人胜任烧窑职责而作罢。榔头队在眼红红大刀队的同时，不时地思谋着为自己队伍谋取好处的良策，霸槽也一直担心：“红大刀已经控制了瓷窑，如果他们烧出窑，卖了瓷货，为朱姓人家分了钱，那是会涣散姓夜的和杂姓的人心。”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倾斜为两派武斗埋下了火种。霸槽终于逮着机会，同样以现实的生活利益为诱饵煽动榔头队到窑厂揪斗守灯，这样做有一举三得之效：即灭了红大刀队的脸，又可以使瓷货难以烧成，还可以治疥疮。榔头队在第二天清晨上了窑厂，在揪斗守灯时出现了打砸碗坯等过激行为，仓皇逃回村中的冬生向天布和磨子汇报榔头队砸了大家集资烧的窑。这样的消息让为集资烧窑而倾尽所有的朱姓人家大为愤慨，暴怒的磨子喊道：“这是砸咱的锅，挖咱的坟，把咱的娃往河里扔么！到山上去，到窑厂去，谁砸了咱的窑咱就砸谁的狗头！”想到经济利益受损，红大刀队的人马很快就集合武装了起来，往窑厂赶去。双方武斗的序幕就此拉开。

不同派别的成立、相互间的气势之争以及惨烈的武斗都源于夺取更多生存资源，“文革”在村民那里如果与安稳的生存无关，就什么也不是。枪毙一干造反派头头的现场，出现了吃掬着热脑浆的馒头以治病的场景。这一细节的摹写让人不由想起鲁迅笔下华老栓购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画面，极端相似的场景在不同时空中再现，诉说的已不是革命者与群众隔膜的启蒙问题，昭显的仅是村民以“生存”为生活最高宗旨的残忍景观。

三、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合谋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运动，其在1976年就已终结，但关于“文革”的缺席审判、清算和反思则刚刚开始。关于“文革”罪恶的血泪控诉和反思很快便在文学作品里得到了大量的书写，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知青文学”，共同构建了“文革叙事”的第一次高潮。作者作为文革亲历者常以受害者视角切入叙事，使得这一时期的“文革叙事”呈现出同质化、表面化、空洞化的特点，仅以单向度的历史反思和价值否定方式来书写“文革”导致的精神创伤。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等思潮的更迭不断刷新着历史书写的范式，1990年以来“文革”渐渐淡出了文学的主流世界，作家仅以背景的方式将文革作为讲述故事的远景，实现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如李锐的《无风之树》、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新世纪以来，有关“文革叙事”日渐增多，并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叙述视角和情感价值判断也趋向多元、客观。如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和苏童的《河岸》等。但这些作品大多以城市为叙述空间，将“文革”作为展示个体在大历史挤压下的悲惨命运的时代背景。贾平凹的《古炉》则将“文革”作为独立的叙事对象，详细展示农村“文革”日常生活。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这种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书写，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日常化、细碎化“文革叙事”模式的建立，其在“文革书写”的文学序列中具有界标性功能。

“文革”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文革”自身不能被抽象地压缩为“十年浩劫”，因为“文革”不是空洞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华民族绵延征程中的一段生活史。其质地细琐而又厚重。政治性的“文革”事件在日常生活的流转中渐趋生发。唯有重现那段惨痛的生活史，才能真正地还原“文革”原初的“在”。经历过“文革”的贾平凹深谙此理，《古炉》便将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结合了起来。不管是农村“文革”生活全景图的摹写，还是日常生活视阈下生存景观的刻画都灌注着“合谋”的笔法。此处仅以古炉村“文革”演变中的几个关键场景来分析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古炉村偏远而又封闭，中央高层发动 “文革”时根本不会直接动员这一村庄，古炉村“文革”的发动者霸槽对于“文革”信息的获得完全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意外。擅长烧制瓷器的古炉村要将瓷器卖出以改善村中的经济状况，所以有了霸槽开拖拉机到洛镇卖瓷器的经济行为。洛镇街头的学生游行便给了霸槽最初的“文革”洗礼，想参与“文革”的念头在心中萌发。此后霸槽的抢军帽、破四旧、贴大字报等活动均与古炉村日常的细琐生活紧密相连。古炉村的两大造反组织分别为榔头队和红大刀队，其命名完全取自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农具。更能体现日常生活与“文革”合谋的则是双方武斗发生的导火索。红大刀队成员为生计集资烧瓷窑，榔头队在眼红嫉妒时人心浮动。其领导人霸槽为平稳人心，率榔头队夺取窑厂，在混乱中砸毁了瓷窑。他们这一损坏日常安稳生活的行为激怒了红大刀队的成员，武斗成为必然。枪毙造反派众多头目的沙滩上，吃蘸热脑浆馒头以治病场景的出现同样凸显着日常与“文革”叙事的合谋。简而言之，《古炉》在二者的自然合谋中，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贾平凹的这一细琐日常中的乡村“文革书写”，在细致展示僻远山村“文革”得以生成、发展的土壤的同时，也隐含着关于政治与人性的辩证反思，即“国民性”批判和政治性批判的相互支撑。国民性批判以政治性批判为前提，揭示出没有基层政权的各种腐败，人性恶魔的因子就不会被诱发。政治批判也未停留于对文革伤痕的控诉与指责，而是深入历史的纹理，对政权中导致伤痕的负面性因素进行抨击。“国民性”批判作为碎片化的乡村日常生活细节中自然隐含的主题意蕴，对其进一步挖掘，便可发现其政治批判的主题对农民固有品性中狭隘、自私、记仇怨、擅报复等人性恶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农村基层社会中政治经济危机的展示和对农村社会中政权腐败的批判的前提下。就这一双重焦点的关照反思来看，贾平凹的《古炉》开创了“文革”书写的新路径，把对文革的反思从空洞的政治话语批判、虚幻大历史对个体精神挤压的模式化书写中解放出来了，直面“文革”本身，追究造成“文革”劫难的责任人，希求在思想史、政治史的脉络中清理“实有”，真正地将历史的教训转变为前进的资源，在未来的路上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发生。评价一部历史小说优劣的标准在于：“历史观”是否有新突破，文本是否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以此为标尺，《古炉》无疑是一部书写“文革”记忆的优秀历史小说。

农村基层政权日益成为威权政治的替身、成为各种腐败滋生的温床，这对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自由均构成了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抑作为生活和情感主体特征的农村大地，正孕育着反抗的种子，并借着某场运动的风声迅速生长，人性中的魔鬼也会得以释放，失控的政治悲剧、人性悲剧、文明悲剧就会成为必然。历史并不是直线式的前进历程，在四季循环的时光流转中，曾经发生的也许就是现在上演的或者将会出现的，“文革”不能只作为一个恶的代名词被广泛批判，它赖以产生的土壤以及蕴含的政治文化批判为我们思考处理改革三十年后中国社会种种瓶颈问题提供了根性的思想资源。

四、结语

当然，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合谋的写作范式也有着鲜明的审美局限。抽离文革母题，《古炉》核心的创作手法为“法自然的现实主义”。“自然、真实、客观”是这一写作范式内在的审美标准，正如笔者所分析的那样，《古炉》从整体氛围营造到村庄日常摹写均遵从了这一审美规范。但沉入文本的细部进行解读，就会发现这一美学标准在《古炉》中并未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在善人、水皮、黄生生三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存在着不真实、欠客观的局限。

善人被迫从僧返俗，是村民中的异类，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给村人说病。说病之时，主讲伦常人道，援用的话语资源既有儒家、道家又有佛教等，既有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又有西方的忏悔赎罪说，知识体系涉及文化哲学、宗教等，不仅广博而且精通。这样的知识结构如何形成，成为读者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但文本除谈及善人在寺庙中学过善书外，再无他论，问题自然转化成疑问，进而质疑善人的身份和他言说的意义，这样驳杂的哲学和宗教知识对很少受过教育的村民来说，很难理解更遑论接受。比如狗尿苔就多次提及无法理解善人的话语。再者善人还极为善良，志向广博，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呼唤人伦与孝道，不仅同情弱小、而且有众生平等观念，无论是何种人都会尽力为其说病，没有任何人性中的固有阴暗面，真乃一个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渡众生于大道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形象根本无法与上世纪 60年代的封闭山村相贴合，虚构虽是文学书写中无可厚非的技法，但人物同样要符合小说世界的物质发展逻辑。善人形象的虚假性又带来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贾平凹会在文本中安插这样的人物，善人的说教身份寄托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精粹丧失的痛心和期待优良文化回归与重建的渴望。贾平凹在与韩鲁华的对话中谈到善人这一形象时提到：“古人提出的人是以孝为本的，然后演化中国传统的仁义忠孝，这些在‘文化革命’这一段社会形态里已经丧失了，才安排这个人出来，宁愿叫这个人物不丰满，宁愿叫这个人物不停地说教。”[4](68)

与善人绝对的“善”相反，水皮、麻子黑和黄生生则是完全的“恶”。水皮在“文革”前对权力的化身老支书曲意逢迎，对弱小者如狗尿苔则常奚落欺凌，爱用政治话语曲解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语，给人戴政治帽子，充当不光彩的告密者。“文革”开始后为霸槽鞍前马后，做了很多煽风点火的实际工作，山明水秀的村庄变成武斗场，他难辞其咎。麻子黑则是恃强凌弱、逞勇斗狠之徒，为了争夺队长这一“官位”，竟不惜投毒杀人。黄生生是狂热的“文革”信徒，是霸槽走上“文革”道路的领路人和帮凶，因得他的宣传和出谋划策，霸槽在古炉村展开了“文革”运动。简言之，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充斥着邪恶和阴暗，与人性中善的力量完全绝缘。

这样彻底的“善”与“恶”，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大可信度，姑且不论。仅以贾平凹写“人性本真”的审美理想来比照，悖论便自现。贾平凹认为：人性的东西是必然存在的，善与恶一体共生，要想写活一个人，就不能故意矫情地只写其善或恶的某一个方面。[5](67)由是观之，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贾平凹越过叙述人身份，充当说教者和审判者的结果，体现的是一个写作者的良知。善人寄托着美好的理想，期待着仁义礼智信在人心中长存，期待着为理想实现而不屈奋斗、为捍卫信仰而殉道的勇猛之士的出现。水皮、麻子黑和黄生生的邪恶以及他们的凄惨下场则昭示着作家对邪恶的痛恨。但是这违背了“法自然的现实主义” 创作手法所强调的真实和客观，损伤了其美学上的完整性。与《秦腔》中不作任何表态性评判相反，贾平凹在《古炉》中对狗尿苔和蚕婆屈辱低就的生存哲学甚为赞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他创建的“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还存有一定的局限性。要纯熟运用这一范式，并使其具有典范意义，他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

注释：

① 著名学者陈思和称贾平凹的《秦腔》效法自然的人事社会，即今天的社会生活现状。其用大量的日常、琐碎、平庸的生活故事来铺展一个社会的面貌、记录一个时代的声音，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创作范式的诞生。详见陈思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J]。渤海大学学报，2007，(3)。

② 贾平凹：《古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笔者行文所引用的《古炉》文本内容，均出自此这一版本，为行文简洁故，不再逐一标注。

[1]贾平凹.秦腔[M].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2]青峰编.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M].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3]Lefebvre H.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M].London: verso,1991.

[4]贾平凹.韩鲁华.一种历史生命记忆的日常生活还原叙事[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