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溶词学观及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新探

2011-02-09唐碧红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5期

唐碧红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关于曹溶的词学观以及他与浙西词派的关系，学界的分歧集中在曹溶的词论对浙西词派是否有影响上。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曹溶论词宗南宋，对浙西词派宗主朱彝尊的词学观有重要影响；①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曹溶尊北宋，其词论影响顾贞观，而与浙西词派的宗尚相距甚远，难当“浙派先河”之誉。②

笔者认为学者们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曹溶的学生辈朱彝尊、顾贞观对其词学观有不同的解读，而现存曹溶的词论文献太少，后世学者易通过朱、顾二人的观点来推求曹溶词学观。朱、顾在词学上都受过曹溶的影响，在曹溶去世二十年后，两人几乎同时对其词学观作出评价。顾贞观于康熙四十三年为陈聂恒《栩园词弃稿》作序时说：“余受知香岩，而于词尤服膺倦圃。”[1](164)香岩、倦圃即龚鼎孶与曹溶，龚曹是词学同道，顾贞观在京师期间得到龚氏的赏识与提携，曹溶的词学观通过龚氏影响顾贞观。曹顾二人亦有交往，顾贞观词集中有两人交往的记录。③而朱彝尊在写于康熙四十六年的《静惕堂词序》中回忆了他追随曹溶学词的经历，并认为：“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2](1)把曹溶归于浙西词派先驱之列。朱彝尊论词尊南宋姜张的醇雅词风，而顾贞观提倡真性灵，反对雕琢，宗尚北宋，两人词学观存在分歧，朱彝尊多次提到，其《水村琴趣序》云：“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锡山顾典籍，不以为然也。”[3](108)又《啸竹堂集题辞》：“曩与梁汾典籍论词，典籍以拙词近南宋人，意欲尽排姜史诸君。”[4](卷首)顾典籍即顾贞观，对朱彝尊的词论表示“不以为然”，后一则材料指明顾“不以为然”的内容是朱彝尊宗尚的南宋姜史风格。

学者根据两人观点来推求曹溶词学观，容易各执一端。探讨曹溶的词学观以及他与浙西词派的关系，应根据曹溶词论以及他所处的词学环境来探讨问题，笔者比较认同严迪昌先生的看法：

曹溶对朱彝尊的词创作实践起着启导的作用，他确是竹垞的师辈。但影响所及只是朱氏的初期和中期的词创作。所以，曹溶除了为《词综》的编纂提供了丰富资料外，与“浙西六家”的成派事实上没有直接关系。朱彝尊推举曹溶为浙西词风的启变者，带有“追赠”意味。[5](237)

严迪昌先生从创作的角度，注意到了两人前后词风的变化，肯定了曹溶对朱彝尊前中期词作有影响，但对浙西词派成派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曹溶的词学观与顾贞观相近，与朱彝尊的词学观有本质的不同，本文试图从尊体观、新变观以及南北宋之争三方面比较曹溶、朱彝尊与顾贞观词学观的异同。

一、词体观

推尊词体贯穿清词的中兴过程，关于词体地位，曹溶依然坚持“填词于摛文最为末艺”，[6](729)观念趋于保守。相对于尊体，曹溶更着力于维护词温丽蕴藉的审美特质。词发展到明末，词体与诗、曲相混，辨体是清初词学家的重要课题。曹溶强调词体的独立性：“上不牵累唐诗，下不滥侵元曲，词之正位也。”[6](729)词介于诗与曲之间，杜文澜《憩园词话》评价云：“二说(其一为曹溶此论)诗曲并论，皆以不可犯曲为重。余谓诗词分际在疾徐收纵、轻重肥瘦之间，娴于两途，自能体认。至词之与曲，则同源别派，清浊判然。”[7](2859)正位，即词的本来面目，曹溶有更具体的说法：“诗余起于唐人而盛于北宋。诸名家皆以舂容大雅出之，故方幅不入于诗，轻俗不流于曲，此填词之祖也。”[8](515)保持词正位的方法是“以舂容大雅出之”，强调词的审美特性。曹溶还指出诗词有体格之别：“诗尚沉雄，忌纤靡。词喜轻婉，戒浮腻，昔人言之详矣。不知轻婉之变，其流而下也，势若江湖然，浸浸乎几不可挽矣。先生诗词等身，能使轻婉入妙，究不落尖刻一路。”[8](407)曹溶指出词的体性尚“轻婉”，也注意到后人学习“轻婉”的弊端，即所谓“尖刻”，周稚廉云：“《月听词》以温润为则，尽欲去小山、白石之尖刻。”[8](412)又张文虎《万竹楼词钞序》云：“(朱和羲)其师法在姜张二窗，凡世所尚以叫嚣为豪、涂饰为丽、尖刻为巧者，皆所不屑也。”[9](255)可见“尖刻”即不够温润，过于追求纤巧新异而缺乏深厚之旨。词体性“轻婉”而要“舂容大雅”，表明曹溶是反对浮艳之词的。曹溶虽认为词尚轻婉，但对豪放词并不排斥：“豪旷不冒苏辛，秽亵不落周柳者，词之大家也。”[6](729)苏辛、周柳都是宋词的范式，曹溶在风格上并不独尊某一家，评魏学渠《青城词》：“温丽者古人之蕴藉，疏放者后习之轻佻，非漫以周秦、辛陆论也。”[8](340)可以看出，曹溶提倡词要“温丽”，“疏放”是填词的弊端，不能归于辛陆一派。

写于康熙二十四年，即曹溶去世当年的《古今词话序》可以看作是曹溶对自己词学观的总结。这篇序言主要是曹溶对词体的体认：

填词于摛文最为末艺，而染翰若有神工。盖以偷声减字，惟摭流景于目前，而换羽移宫，不留妙理于言外。虽极天分之殊优，加人工之雅缛，究非当行种草，本色真乘也。所贵旨取花明，语能蝉脱，议论便入鬼趣，淹博终成骨董。在俪玉骈金者，向称笨伯。而矜虫斗鹤者，未免伧父。用写曲衷，亟参活句。有若国色天香，生机欲跃。如彼山光潭影，深造匪艰。务令味之者一唱三叹，聆之者动魄惊心。所云意致相诡，无理入妙者，代不数人，人不数句。[6](729)

曹溶在这段话特别注意体会词体的独特性，“摭流景于目前，不留妙理于言外”，突出了词写景抒情上的独到之处，曹溶欣赏自然的、不加雕琢的本色当行之作，反对议论、呈才，反对字句的过分修饰与雕琢，用鲜活的语句写个人心绪，“国色天香，生机欲跃”，强调自然、生动，王国维曾说：“唐五代北宋词，可谓生香真色。”[10](231)

“舂容大雅”、“轻婉”以及“温丽”都是曹溶对词体特质的认识。而“用写曲衷，亟参活句”无疑是曹溶所理解的词体的灵魂所在。从整体上看，曹溶所体认的词体近于向来被认为是当行本色的婉约风格。

在维护词的当行本色上，顾贞观、朱彝尊与曹溶颇为一致，在婉约、豪放的正变两种风格中，顾、朱的词体观都是可以归入婉约风格当中的。顾贞观《古今词选序》云：

温柔而秀润、艳冶而清华，词之正也。雄奇而磊落、激昂而慷慨，词之变也。然工词之家，徒取乎温柔秀润、艳冶清华，而于雄奇磊落、激昂慷慨者概皆弃之，何以尽词之观哉？虽然，执此论者，拟犹有未善焉。夫词调有长短，音有宫商，节有迟促，字有阴阳，此词家尺度不可紊也。今雄奇磊落、激昂慷慨者，任其才之所至，气之所行，而长短、宫商、迟促、阴阳诸律，置焉不问，则是狐其裘而羔其袖也。词之道，又不因是荡然乎？[11](卷首)

顾贞观阐述了对正变论的观点，并着重指出豪放派不注意守词律这个问题，实质上仍是宗尚北宋词。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论，“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12](596)强调词的音乐性是“词别是一家”的最重要因素。周济亦云：“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词本是入乐可歌的音乐文学，顾贞观强调此点，也是试图从强调词律回归词的“正位”，与曹溶主张的“填词之祖”有相通之处。

朱彝尊虽然宗尚南宋，但对稼轩的豪放风格也表示不满，《水调歌头·送钮玉樵宰项城》：“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在《水村琴趣序》中提及词的体性：“夫词自宋元之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3](108)“硬”相对于“软”来说，反对以硬语入词，其实肯定了词的柔软体性，“每与调乖”，“难与谱合”，在词律上也强调与曲律有别。

二、新变观

清初词坛延续明末词风弊病，浮艳之风盛行，词学家要针对明词弊端，在宋词典范之外求新求变。曹溶是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努力创新的词人。其早年词友陈之遴评价曹溶：

秋岳词，从无一蹈袭之语，正不必拟之以周秦，周秦合让一头也。[6](1036)

公(曹溶)乃日夕揣摩，不屑屑于南唐、北宋，而自出机杼，独立营垒，建大将旗鼓而出井陉，望之者皆旗靡辙乱。余亦将退避三舍，愿奉槃匜以从事矣。词名《寓言》，其亦窃庄生之十九乎。[8](181)

陈之遴认为曹溶的词“从无一蹈袭语”“自出机杼，独立营垒”，突出曹溶的新变精神。“不必拟之周秦”“不屑屑于南唐、北宋”，反映出曹溶的词风实近于北宋周邦彦与秦观，但曹溶不满足于模拟，而是追求超越北宋名家，体现了他力图跳出宋词窠臼，开拓词学疆域的努力。顾贞观在《栩园词弃稿》的序言中引述曹溶的观点：“词境易穷，学步古人，以数见不鲜为恨，变而谋新，又虑有伤大雅。子能免此二者，欧秦、辛陆何多让焉？”[1](164)这则材料说明曹溶新变目标旨在超越宋代名家，不落宋词藩篱，明确指出学词一要避免词境数见不鲜，又要避免过分标新立异。

顾贞观引用曹溶的话，显然是赞同此论的。朱彝尊推崇南宋，标举姜张，发前人未发之音，最终自成一派，亦创新之结果。三人都提倡新变，分歧在于词学新变之路中曹溶、顾贞观都提倡词要有真性情，以鲜活的个人情感作为词学复活的灵魂。而朱彝尊则主张从格调上推尊南宋姜张的“清空醇雅”。顾贞观《十名家词序》云：“今人之论词，大概如昔人之论诗，主格者其历下之摹古乎？主趣者其公安之写意乎？迩者竞起而守晚宋四家，何异牧斋之主香山、眉山、渭南、遗山？要其得失，久而自定。余则以南唐二主当苏、李，以晏氏父子当三曹，而虚少陵一席。”[1](145)顾贞观所谓的“主格者”“迩者”即指朱彝尊，顾贞观批评朱彝尊论词独取南宋姜张，本末倒置。而他自己则提倡以真性情入词，上溯词学源头，道出两人本质上的分歧。

曹溶提倡词要抒发真性灵，以自然为宗。词抒发情感较诗曲折深隐，曹溶所认为的“用写曲衷，亟参活句”，突出的是个人的“曲衷”。他在评梁溪词人严绳孙、顾贞观、陈大成时都突出此特点，如评严绳孙词“词以自然为宗，如秋水不事雕琢而动中羽商”，[8](286)顾贞观其人“神姿清澈”，词则“有凌云驾虹之势，无镂冰剪彩之痕”，[8](295)而陈大成“其浑朴婉转处，能真吐性灵，不事雕琢，摆脱缰锁”。[8](55)在评价合肥词人李天馥《容斋诗余》时认为：“其为填词，则清姿朗调，原本秦黄。于冰心铁骨中，饶玉艳珠鲜之致。”“天然之句，冲口而出”，[8](251)强调自然鲜活的本真面目。曹溶的词创作也践行着其词学观，卢前《饮虹簃论清词百家》中论曹溶词：“真男子，痛饮发狂歌。”其词《贺新郎·答横秋见寿，时将行役云中》：“故人相见平安喜。写新词、龙蛇飞动，牢骚心事。刁斗河山今不闭，敢诧封侯万里。笑老子、疏狂未已。范蠡湖边莼菜熟，肯羊裘、敝尽车生耳。痛饮酒，真男子。”这首词写于曹溶即将去山西时，词风近稼轩，是词人真性情的流露。卢前根据此词概括曹溶词的特点，拈出一个“真”字，是十分准确的概括。

顾贞观说 “于词尤服膺倦圃”，服膺的应该就是与其同一论调的性灵说。毛际可在顾贞观与纳兰性德编纂的《今词初集》跋语中指出：“今梁汾、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于铲削浮艳，舒写性灵。”[13](616)顾贞观提倡性灵，追求自然清新之境：“尝见谢康乐春草池塘梦中句，曰：吾于词曾至此境。”(诸洛《弹指词序》)其姐顾贞立在写给顾贞观的词中两次提到此事，《满江红·送梁汾弟北上，适中庭杏花盛开》：“梦草池塘，拟重续、谢庭佳咏。”《满江红·中秋寄梁汾弟》：“愿重来、还补谢家吟，人无恙。”可见此梦是顾贞观词学观的象征性体现。另外，顾贞观的好友纳兰性德《梦江南》引用顾贞观《临江仙·梅》中句“一片冷香唯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入词：“新来好，唱得虎头词。一片冷香惟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标格早梅知。”认为这两句词体现了顾贞观词的标格，“冷”与“清”都与浓郁的脂粉味相距甚远。邹祗谟评价梁溪诸子词云：“笔舌蕴藉，清艳兼长。”[14](188)

针对清初词坛的浮艳之风，朱彝尊提倡南宋醇雅风格。“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3](140)《词综·发凡》：“填词最雅，无过石帚。”[15](8)汪森《词综序》：“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15](8)朱彝尊所提的“雅”的内涵应该包含词格调的高雅，相对于俗艳来说，另外在抒情宽度上也有限制，须含蓄蕴藉，相对于叫嚣豪放而言。因为主张“崇尔雅”，朱彝尊对于词的功能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作于康熙十二年的《红盐词序》云：“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3](105)而在康熙二十三年左右作的《紫云词序》则已改为：“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3](106)此论不仅在“雅”，更强调“歌咏太平”之“正”。又《词苑萃编》引朱彝尊词话：“园次之词选调寓声，各有旨趣，其和平雅丽处，绝似陈西麓。”[16](1936)从有寄托的“离骚变雅之义”到“歌咏太平”之“雅正”，可以说，朱彝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词的“寄情”的功能，强调“和平雅丽”之作，这与曹溶一贯追求的“用写曲衷”的真性情抒发相反。

提倡真性灵，曹溶特别反对词的刻意雕琢。《古今词话》序：“虽极天分之殊优，加人工之雅缛，究非当行种草，本色真乘也。”[6](729)赞赏陈大成、严绳孙“不事雕琢”，[8](55,286)评顾贞观《弹指词》“无镂冰剪彩之痕”，[8](295)评魏学渠《青城词》“非矜字句之妍”。[8](340)基于这种词学精神，曹溶对南宋过于雕琢的习气也进行了批评：“南渡以后，渐事雕绘，元明以来，竞工俚鄙，故虽以高杨诸手为之，而亦间坠时趋。”[8](515)评江士式《梦花窗词》：“即填词余技，亦必上拟元音，无南宋后习气。”[8](526)曹溶这里所指的“习气”就是雕绘之风。而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提到：“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15](6)汪森亦在《词综·序》中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15](2)这里的“工”就是指汪森《词综序》中说的“字琢句炼”。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竹垞《茶烟阁体物集》二卷，纵极工致，终无关于风雅。”[17](180)这种工致的追求，背离曹溶所提倡的性情与自然。又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与其精工尺而少性情不若得性情而未精工尺，故不独姜史轻苏辛，而苏辛亦不愿为姜史也。铤流览近日词家，颇怪其派别之讹，非但无苏辛，亦无周柳，大抵姜史之糟粕耳。”[18](3388)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浙西词派末流少性情的弊端。

顾贞观的词则被评为“极情之至”(杜诏《弹指词序》)，词作为言情之体，他提倡词要比兴，于康熙三十四年作的《柳烟词序》云：“情之柔而语之艳，直仿佛《花间》、《尊前》，要皆能自为之节，令柔者不致于溺，而艳者不失诸浮，含蕴既深，体裁复密，殊有合乎比兴之旨。由是以返，于诗径莫近焉。”④“柔”与“艳”仍然是顾贞观对词体特质的认识，词含蕴深，体裁密，适合比兴手法。顾贞观好友纳兰性德《通志堂集》的《填词》诗也提到比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19](325)纳兰性德的论调，与顾贞观声气相通，“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与朱彝尊的“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的功能论针锋相对，提出要以“忧患作”比兴寄托。顾贞观提出词要比兴，与浙西词派提倡的“句琢字炼”的赋法明显是志趣不合的。

三、南北宋之宗

南北宋之争贯穿有清一代词坛，宋词各种体派始终是清代词人学习的榜样。曹溶、顾贞观与朱彝尊在南北宋的取向上亦有所不同。

从创作上看，曹溶对南北宋各名家风格均有所学习。曹溶早年学词宗北宋，其早年最重要的词友龚鼎孳如此评价：“君词如晏小山，合情景之胜，以曲径于风华者，所云‘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庶乎？”[6](1036)现代学者叶嘉莹也指出：“即以曹氏之《静惕堂词》而言，其词集开端所收的将近百首令词，就几乎可以说全是属于《花间》一派的艳词。”[20](56)贬谪山西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从军的经历，让曹溶词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词风逼近稼轩，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即他自己曾经总结为“屋里青山，至今留晋啸”(《齐天乐·倦圃秋集和沈客子》)的啸歌风格，严迪昌先生以书法上的“无垂不缩”来形容曹溶的“晋啸”风格，[5](257)正如曹溶自己说的“以香艳之句，发豪宕之怀”。[21]晚年，曹溶对南宋姜张一派风格也有学习，《万年欢·答曾青藜兼留别雨文诸子》：“见许柔情旖旎，笑铁板、髯苏粗绝。小红倚、白石吹箫，西湖堪换枯骨。”曹溶与唐梦赉以《万年欢》为词调，以史达祖《万年欢·春思》的韵相和，多达 10首。曹溶与李符的信中也提到：

《六家词》吐艳生香，直入南宋堂奥。不啻视柳七黄九为土苴。不佞近作百余首，颇觉与姜史辛刘为一器。仓卒未能录寄，得为我摘其深瑕。[21]

这里提到《六家词》，此尺牍当写在《浙西六家词》编成之后，从这段话看，曹溶肯定了《浙西六家词》学南宋的水平，同时表示自己对南宋词也有所规摹。康熙十八年后，浙西词派已经大张旗鼓地标举南宋，应该说曹溶学习南宋姜张风格，是受时风影响所致，因此不能认为浙西词派词学观是受曹溶影响。

从词论上看，曹溶晚年的词学观仍然倾向推崇北宋。标志浙西词派成派的《词综》的编成，汪森的贡献很大，在《词综序》中汪森也大力鼓吹南宋词：“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平、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15](2)但是曹溶对汪森《碧巢词》的评价却颇堪玩味：

诗余起于唐人而盛于北宋，诸名家皆以舂容大雅出之，故方幅不入于诗，轻俗不流于曲，此填词之祖也。南渡之后，渐事雕绘，元明以来，竞工俚鄙，虽以高杨诸名手为之，而亦间坠时趋。至今日而海内诸君子阐秦柳之宗风，发晏欧之光艳，词学号称绝盛矣。晋贤宿擅时名，学殖富而才思宏，其《月河》、《桐扣》诸词，皆步武北朝，不坠南渡以后习气。而《词综》一选，脍炙人口，允足鼓吹骚坛，笙簧艺苑。[8](515)

《词综》刻成于康熙十七年，此词论则写于《词综》编成之后，当时正是浙西词派在京师声名大噪之时，曹溶与朱彝尊、李良年兄弟等浙西词派成员交往密切，不可能不了解，但在其时，曹溶评价汪森词集时旗帜鲜明地推崇北宋，反对学习南渡后词，与浙西词派的宗旨是相左的。另外，孙克强在《清代词学批评史论》总结清人推崇北宋词的认识：一曰尊古，二曰自然，三曰情真。[22](10−14)曹溶论词着重于辨体，提倡自然、真性情，旨在推崇北宋词。

与崇尚“性灵”的词学追求相一致，顾贞观学词亦倾向于北宋，况周颐的《绝妙近词跋》论顾贞观选词宗旨：“北宋宗风，兹焉未坠。”姜宸英也认为：“梁溪圆美清淡，以北宋为宗。”[23](709)顾贞观作为梁溪词人群的代表，词以北宋为宗。

与主醇雅的词学主张相对应，朱彝尊以南宋姜张作为规摹的榜样，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朱彝尊并不是一开始就标举醇雅的，他前后期的词学观变化较大。

朱彝尊早年学词深受曹溶的影响。曹溶与朱彝尊有姻亲关系，曹溶的诗词集经过其外孙、亦即朱彝尊的从孙朱丕戭的整理才得到刊行。朱彝尊比曹小十一岁，他最初以学生身份追随曹溶，入其幕府多年，并随其游历。在词创作实践上，曹溶对朱彝尊有影响的主要是朱彝尊早期结集的《静志居琴趣》与《江湖载酒集》。曹溶有词《凤凰台上忆吹箫·题朱竹垞词集》：

烧烛鸿天，惜花鸡塞，马卿偏好伤春。正翠钿盈袖，弱絮随轮。无限柔肠宛转，秋雨夜，梦想朱唇。抽银管，湘帘乍卷，宝鸭横陈。真真。此番瘦也，酒醒后新词，只索休频。待绣帆高挂，迟日江滨。齐列瑶筝檀板，携妙妓、徐步香尘。归难定，寒宵坐来，一对愁人。

这首词收入朱彝尊《曝书亭集》时题为《凤凰台上忆吹箫·题朱十〈静志居琴趣〉后》，《静志居琴趣》刊于康熙六年，前三句点明词集是穷困潦倒又才华横溢的朱彝尊在山西时期写的，“酒醒后新词，只索休频”，应是化用柳永《雨霖铃》里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句，朱彝尊的《凤凰台上忆吹箫·答曹秋岳侍郎》中也有“谱晓风词句，柳七空惭”句，可见朱彝尊早期的词风倾向于学北宋。《四库全书总目》云：“惟原本有《风怀》二百韵诗及《静志居琴趣》长短句，皆流宕艳冶，不止陶潜之赋闲情。夫绮语难除，词人常态。”[24](1523)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惟《静志居琴趣》一卷，尽扫陈言，独出机杼，艳词有此，匪独晏欧所不能，即李后主牛松卿亦未尝梦见。”[17]可见朱彝尊早年受曹溶影响，《静志居琴趣》以学北宋词为主。

康熙六年后，朱彝尊与曹溶分途，朱彝尊北上京师，而曹溶则长期里居。朱彝尊后期的词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江湖载酒集》编成于康熙十一年，其《解佩令·自题词集》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此时已经有标举南宋的意识。而曹尔堪在《江湖载酒集序》中对词集的解读却与朱氏标榜的不一致：“顷与锡鬯同客邛沟，出示近词一帙，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盛年绮笔，造而益深，固宜其无所不有也。”[25](170-171)曹尔堪认为朱词“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有闺中逸调，亦有塞上羽音，这种创作风格，正与曹溶此时期的词相仿。

康熙十七年前后刊刻的《浙西六家词》中《江湖载酒集》较康熙十一年刊刻的改动较大，不仅收录了后期创作的大量的咏物词，序言亦改成浙西词派主将之一李符所作：

集中虽多艳曲，然皆一归雅正，不若屯田乐章徒以香泽为工者，从来托旨遥深，非假闺阁裙裾，不足以写我情。高唐洛神，婉而多风，亦何伤于文人之笔，而况于词乎？词而艳能如竹垞，斯可矣。予恐不知竹垞者，狃于法秀劝淫之语，或不能以无疑，故并道之如此。[26](3)

李符序为词集中的“艳曲”开解，以“雅正”规之，将柳永作为批判的对象，提出了浙西词派核心词论雅正说，说明《浙西六家词》中的《江湖载酒集》已经注入朱氏明确的词学主张。

另外，在朱彝尊晚年手订《曝书亭集》时，删除了写给曹溶的《三部乐·题曹侍郎〈记愁集〉》与《凤凰台上忆吹箫·答曹秋岳侍郎》这两首词。[27](707)删除的原因，应是词中留有朱彝尊当年赞赏认同北宋词风的观点，《三部乐·题曹侍郎〈记愁集〉》：“绣虎惊才，看老去填词，惜香还又。银筝低按，绝胜当年秦柳。”《凤凰台上忆吹箫·答曹秋岳侍郎》：“难堪。东阳瘦尽，任遍揽筝琶，曲巷谁探。谱晓风词句，柳七空惭。”这些观点与朱彝尊后期的词学观不一致，有意删除这类作品，应该是其中的说法与后期词学观相左所致。

因此，朱彝尊后期所提倡的词论与前期的词论并不一致，后期的词学见解与曹溶分途，最终志趣不同，曹溶的词学观对以朱彝尊为宗主的浙西词派影响甚微。

不过，曹溶的词学地位并不因为非“浙派先河”而有所降低。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论道：“曹溶词以其自具的风格面貌在清初卓然为一名家，他其实并不赖浙派的兴盛来推尊抬举的。”[5](237)其实曹溶的词学地位，在当时已经确定，蒋景祁在《刻瑶华集述》中云：“钱尚书牧斋、吴祭酒梅村、陈黄门大樽、龚宗伯芝麓、曹侍郎秋岳、宋宗丞文辕、李舍人舒章，一时唱和，特绝千古。”[28](7)将曹溶置于清初词坛第一代名家之列；顾贞观在《栩园词弃稿序》中：“自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岩、倦圃，领袖一时。”[1](164)将曹溶定为推动词学发展的“辇毂诸公”之一，曹溶对词坛的实际影响是在京师为官期间。因此，对于曹溶的词学地位，严先生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

注释：

① 认为曹溶对浙西词派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有：卢前《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吴梅《词学通论》、龙榆生《中国韵文史》；曹秀兰论文《论曹溶的词学观及其意义——兼谈曹溶对张炎词论的继承和发展》、陈雪军论文《论曹溶的词学观及其在浙西词派中的地位》、潘务正《论曹溶对朱彝尊词学创作的影响——兼论其在浙西词派中的地位》以及陈水云的专著《清代清中期词学思想研究》、孙克强的专著《清代词学》。

② 认为曹溶对浙西词派无直接影响的研究成果：严迪昌《清词史》、李康化《顾贞观词学思想论衡》、刘萱《曹溶“浙派先河”辨》。

③ 顾贞观《弹指词》的《梅影》小序：金校书临别为余写照，曹秋岳先生属赋长调记之。是夜积雪推檐，拥炉沉醉，词成后都不知为何语。先生名之曰《梅影》，因图中有照水一枝也。

④ 参见李康化《顾贞观词学思想论衡》一文，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第77页。

[1]况周颐.蕙风词话[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2]曹溶.静惕堂词[M].陈乃乾.清名家词.上海: 上海书店,1982.

[3]朱彝尊.曝书亭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3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王锡.啸竹堂集[M].乾隆二十二年重刻《啸竹堂诗赋全集》本.

[5]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6]沈雄.古今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 1册.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7]杜文澜.憩园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 3册.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8]聂先.百家词钞[M].续修四库全书: 1721−1722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9]张文虎.舒艺室杂著[M].续修四库全书: 1535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