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贞伟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武汉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其发表的《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目前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等重要讲话，以及其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的建设实践，丰富和完善了关于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有关理论。这些思想与实践，对建国后调动社会各阶层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对新民主主义政权本质认识的深化

论及新民主主义政权，不得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一简要历史的回顾，以便更好的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进行系统、整体的认识，从历史脉络中窥探其发展的步伐。

(一)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

第一，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前提，要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必须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这是被中国革命与实践所证明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精深睿智的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经典著作中：在《五四运动》中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发生转变，从革命前途上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从革命的动力上进一步阐述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中国民族革命性质的区别，提出革命的对象、主体、动力和目的等；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三大法宝”的问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明确区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提出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具体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明确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问题，以及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地革命的总路线。

第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新民主主义政治时，指出：新民主主义“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677)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2](1056)“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2](1057)“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2](1061−1062)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3](1272)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3](1437)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6.30)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次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3](1475)“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3](1478−1462)

(二)董必武对新民主主义政权认识的深化

董必武在革命和实践中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有关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理论进行了认识上的深化。1948年10月16日，董必武在人民政权研究会上作了有关《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讲话，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含义、政权机构、政权形式等方面，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建国初期民主政权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于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在《旧司法工作人员改造问题》一文中，董必武提出，“从苏联十月革命后，世界上才有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的国家，才有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国家”，“现在我们把这少数人的政权推翻了，建立了我们人民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是一种联合专政的政权”。[4](279)“革命者所以重视政权，因为他们只有夺取了政权，才能开始自己的政治主张”，[4](294)“尽管政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具有这一个特点：即由掌握政权的阶级强制其他的阶级依照统治者的意志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人民专政的国家”。[4](295)“我们是四个民主阶级联合起来，对反革命阶级实行专政”，“这就是说，就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就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就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诸基本点来看，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4](296)“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什么人掌握政权，执行什么政策呢？就中国来看，我们肯定地说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主爱国人士共同组成的人民民主专政”，[4](214)“对什么人专政？对反动阶级专政，对反人民的反动派专政。对什么人民主？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主爱国人士实行民主”，[4](215)此外，还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与旧民主主义政权进行了区别：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站到国家的领导地位”。[4](216)

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机构，“有人民代表大会，有军队，有法院，有政府，政府内有民政、教育、财政、农林等机构”，“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4](218)人民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式，“所以用人民代表大会，是能够包括广大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权形式”。[4](219)

董必武在对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政权建设相关理论进行内化的同时，结合华北人民政府建设的实践，对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过程中，注重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组建了新中国的民主政权。

二、联合政府本身就是最好的统一战线形式

1949年12月，董必武在率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在中共南京市委组织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明确提出；“不懂得很好地建立统一战线，党的质量也就不能算高。”“联合政府本身就是最好的统一战线形式。”[4](255)这一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并在理论与实践上将二者有机结合，为新中国民主政权的建立，为多党合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一)革命胜利后在政权机构中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董必武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其政治作用与经济功能的视角，主张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这个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者注)取得胜利后，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可能……所以对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要很好地处理，不能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而统一战线就是孤立敌人扩大我们自己力量的政策。”[4](256)并进一步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后，统一战线的对象：“工人阶级，由于它是我们党的基本队伍，因此就不列在统一战线的对象中。”[4](257)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统战对象，但这些阶级对敌人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今后，我们想在经济上把生产力提高一步，就需要尽可能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对国民经济的牵挂却不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仍然需要，必须建立，以便孤立敌人，扩大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开明士绅是个别的……但是争取了这一小部分，同样可以削弱地主阶级的力量。”[4](257)

在论及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时，董必武提出“不能将思想意识问题放在第一位去考虑”，[4](261)并以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历程为例，对各民主党派就召开政协会议不同态度进行了分析，最终是经过共产党的宣传，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才达成共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践，使各民主党派逐步深入了解，并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领导。“人民政协不但是政治上的大成功，也是组织上的大成功”。[4](262)

纠正对统一战线认识上的偏差。针对有些人“看到一部分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工作(中央人民政府中有十五个部门的负责人是非党员)，他们的地位相应地高了，吃的、穿的，都比我们的同志好，因此廉洁想不开”，认为“这些人麻烦得很”，认为“我们打了这样久的仗，为什么现在反而把人家捧得这样高”[4](263−264)等观点，董必武从建立统一战线伟大意义的高度，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且对使用旧人员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使用旧人员，不单纯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而且要把他们作为我们干部的后备军来看待，很好地对待他们，给他们做事的机会，给他们一些希望，使他们能表现才能”。[4](265)通过纠正对统一战线中的错误认识，廓清迷误，解决了政权机构中统一战线建立的思想障碍。

(二)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权机关，董必武认为：“我们的政权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政府。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它是最民主的，能包括一切人民群众的组织。”“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所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4](297)人民代表会议的萌芽是各界人民座谈会。“人民代表会议如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就不能选举人民政府，就不能成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委派的形式总不如选举的形式使人民感觉更为亲切。”[4](300)因此，要开好人民代表会议，选好人民代表。“把各界人民座谈会加以扩充，就成为建议性质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种建议性质的代表会议，既易于召开，又便于联系各阶层人民群众。”[4](301)

纠正对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错误认识。就“群众觉悟不够”、“怕坏分子当了代表”、“干部条件不够”、“太麻烦”、“人民代表会议不起作用，可有可无”、“人民代表会议不如干部会顶事”、“干部是否比代表差”、“人民代表会议仅为联系群众、动员人民完成政府布置工作任务的工作方式”、“对领导机关负责抑对人民负责”、“谁是主人，谁是长工”、“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4](301−305)等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澄清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民众对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错误认识，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权机关建设中坚持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三)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

正确处理党与政权的关系，实际就是要处理好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党、政府与政协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它成为政权机关的领导党。”“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的工作，使政权机关接受党的政策，来实现领导的”，“但它并不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发号施令”，“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命令都是党的创意，许多重要的文告都是先由党拟定初稿，然后经过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它的常委会讨论，再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或政务院讨论通过。”[4](307−309)

三、政权机构中坚持统一战线的历史意义

董必武政权机构中坚持统一战线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贯政治主张的体现，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有关民主政权与统一战线的理论，为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政治保障，并形成了新时期多党合作的雏形。

(一)落实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治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不同的革命形势与革命阶段，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革命彻底取得胜利，创造了政治条件。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组建联合政府的号召，彻底使“中间道路”派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政权机构中坚持统一战线的思想，从理论与实践上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治主张，有利于各革命阶级、阶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消除疑虑，积极参与到新中国政权的建设中来。

(二)为三大改造的进行提供了政治基础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性的共同纲领，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选举出它的全国委员会来执行它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在建国初的五年中，胜利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授朝，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恢复国民经济等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伟大成就，是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努力分不开的。”[4](369)这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保障。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联合政权中的各阶级已经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5]而“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651)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必然趋势，“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6](368)

(三)为新时期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平台

中国共产党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联盟的雏形；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建立的“三三制”政权，体现了民主政权的多阶级性、多党派性和统一战线性；华北人民政府其政权结构是以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并包容多党多派的多元成分而组成。“这涉及到一个处于核心的党与处于非领导地位的多党多派如何在政权的框架中合作共事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要回答我国特色政党制度所要体现的关于执政党和非执政党在政权框架中的关系问题。”[7](68)但这些都是局部执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包容多党派的政权，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命题。董必武在政权机构建设中坚持统一战线的思想，实际上是为新时期坚持多党合作提供了一种范式，开辟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新起点。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4]董必武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J].人民日报,1949-09-30.

[6]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M].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杨爱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M].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