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耿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广东广州，510403)

汉娜·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因理论思想深邃、理论逻辑独特、理论目标完美而显得独特和富有原创性。周围亲人、朋友的熏陶，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理论研究的使然，促使阿伦特开始关注并逐渐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尽管阿伦特认同马克思的某些政治自由理论，并借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词汇，表面上同马克思理论存在着很多类似之处，但她的所有评述都围绕着她自己的“政治”构想而展开，对马克思的解释存在着诸多的牵强附会，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没有在本质层面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一、理论基础比较

政治理论家们对“劳动”概念的界定具有极大的差别，从蔑视“劳动”到重视“劳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马克思非常重视“劳动”，认为劳动的出现是自然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1](258)因此，劳动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阿伦特也十分重视“劳动”，把它定位为人类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并由此推导出其他人类活动类型，形成独特的行动理论，最终成为她整个政治理论思想的基础。虽然马克思和阿伦特都重视“劳动”，但他们对于“劳动”的理解，却有着质的差别。

(一) 阿伦特对“劳动”的自然属性分析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在现实中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一种生物功能和生理条件。“每个人的自然成长、新陈代谢及其最终的死亡，都受到劳动的制约，劳动控制着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可以说劳动是人的生命本身。”[2](1)更进一步而言，“劳动不仅确保了单个人的生存，而且维持着整个类的生命的延续”。[2](2)人类要维持生命和种属的延续，必须借助劳动这种生物本能的活动来获取生命必需品。劳动所产生的产品存续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被消耗掉，为了人类本能生命的延续，势必要求劳动要不断地重新生产。因此，劳动是一种循环和重复的活动，是一种自己再生产的方式，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

尽管在人类生活中劳动必不可少，劳动过程中蕴含着生命机能及种属的延续，但人类在劳动的封闭式循环之中会不断迷失自我，走向异化，最终返回到已被剥夺了参与世界事务权利的人自身，完全丢失了人类活动追求的终极目标、人之为人的意义：“那些仅仅劳动着的人们不懂得‘其目的何在’，而工作着的人尽管懂得其目的何在，却不知道‘其意义何在’。”[3](191)这种意义的丢失不仅是在体现在古代奴隶身上，在近现代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展现。近代大机器生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原先只是维持生命的产品出现大量盈余，人们形成了积累财富以应付消费需要的目的。至此，人类劳动所得的产品立即被消耗的状况逐渐被实现财富积累的新现象所取代，形成一种消费社会。表面上，机械化和自动化强化和延伸了人类的能力，使原来充满辛劳和痛苦的劳动变得轻松，更容易获取生活必需品。实质上，蕴涵在劳动本性中的必然性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是加强，只不过是更加隐蔽而已；因为这种通过机器的人类活动外表层面显示为一种制作活动，但它的必然趋势更接近于劳动活动，人们只要跟随机器，不断反复而又千篇一律的机械操作就能达到要求。也就是说，这只是在量的层面减轻人类的劳动强度、缓解人们对必需品的依赖程度而已，并不能改变这些生产者实施劳动的性质；这些生产者不可能由此而转变成为具有“制作”性质的工艺者。可见，人类生活的必需性严格限制着劳动，人的生存性被认为具有最值得人类去追求的终极意义，作为必需物品生产和消费的劳动被置于最高的位置；只有在满足了生命需要的要求之后才可能从事“自由”活动，而真正表达人类自由性的存在被推到边缘。至此，劳动所表达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人类最不自由的活动。

(二) 马克思劳动理论中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劳动在古希腊时期被看成是生物的本能活动，在中世纪时期开始被提升到较高的地位，在近代的经济活动中被高度重视，但也只是停留在经济层面。黑格尔将劳动引入哲学中，赋予了“劳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内涵，不自觉地表达出了劳动概念中所包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的内容。然而，黑格尔把劳动置身于绝对逻辑中，将其阐释为一种纯粹抽象的精神活动：“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活动。”[4](163)

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既在内容和方法上继承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合理成分，又在本质上重新赋予劳动的现实内涵。马克思把劳动置放到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使这个抽象概念拥有具体、现实的内涵：“‘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真实的东西。”[5](42)他从现实的人的感性物质劳动这一经验事实出发，强调劳动是具体的、历史变化的，它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正是借助人类劳动，马克思考察了生产力、分工和所有制发展的历史，指出分工即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产生了私有财产。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更，从而出现了不同的国家、法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以往人类劳动发展的结果，它同以往的劳动既有历史的联系，又显示出自身的特点。只有深入剖析现代市民社会，认清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社会本质，才能具体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最后，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市民社会，深入探究市场流通中的商品价值，区分了凝聚在商品中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的理论，由此挖掘了劳动力商品所蕴涵的秘密，阐明了现代社会生产是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的虚假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寻求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可见，马克思关心的劳动不是动物式的、直接生命的活动，而是特定的人的活动，是一种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人类活动。

二、理论领域区分比较

从哲学层面来看，空间领域既是人类活动必然性的基本保障，又为人类活动的自由诉求提供条件。它不仅关乎人类的生存，更涉及到人类的自由。阿伦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划分了人类活动空间领域，以此区分人类被限制的必然性和展现自我的自由活动；马克思理论中也蕴涵着人类活动的空间领域，并强调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尽管两位思想家在这方面的理论有相似之处，都形成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在空间领域的划分方式上，具有明显的不同。

(一) 阿伦特对空间领域的绝对化、静态的划分

以人类活动自由为基础，阿伦特划分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并指出在这两个领域中存在着由近现代发展而产生的社会领域。私人领域是人们在极端匮乏和需求的驱使下集合起来一起生活而形成的领域，仅是维持着人类的生存和种的延续，表征着明显的必然性；公共领域是人类自由行动而形成的领域，内在表达着展现自我、摆脱必然性束缚的特征。这两个领域没有交集，彼此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尽管私人领域为人类走向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房子，那么他就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因为他没有适合自己的立足之地”；[2](23)然而，“从历史上来看，城市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兴起很有可能是以牺牲家庭和家族的私有领域为代价的”。[2](23)它们不能相互僭越，否则，不仅会破坏公共领域，同时也会破坏私人领域。社会领域的出现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既有与私人领域相同的诸多特征，也有与公共领域极为貌似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存在与两个领域不同的显著特征。社会领域具有公共性的外表，但在外表底下的深处，仍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彼此相互依赖的一种形式：经济发展成为人类事务的核心，原先被封闭在私人领域的经济问题成为公众场合关心的事情。表面上，社会领域是一个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桥梁，但从自由的角度而言，它仍然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阿伦特这种以自由为标准的人类活动领域划分，已然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把国家和‘公民社会’完全视之为一，而对包含同国家紧张对立关系的社会，则几乎没有考虑”[6](142)的做法；然而，她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内含政治活动的公共领域与内含经济、财富、道德情感等活动的社会领域、私人领域绝对分开，以静态而又极其严格的方式给各个领域划定范围，并对号入座。阿伦特这种吹毛求疵的划分，致使现代社会中的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不断侵入公共领域，造成公共领域极为脆弱，也使她的理论显得只有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不具备现实性。

(二) 马克思对空间领域动态划分的逻辑分析

同样出于对人类自由的追求和人类活动空间的探索，马克思采取了动态的划分方式，将人类活动空间领域科学地划分为自然空间领域、社会空间领域和历史空间领域。首先，自然空间领域为人类的生存和种的繁衍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当人类能自觉区分出自然界时，便开始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活动空间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人类必须对自身有用的自然物实施占有，满足自身的需要，以保证人类生命的维持和延续。同时，人类不可能任所欲为，一切活动都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尽管人类源于自然，是自然界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的阶段，但人类不等同于自然界本身，也不同于共同生活在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人类在对自然界实施行为活动时，是有意识的、有目的性的，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相对比而言，动物无法像人类一样，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动物所实施的活动仅仅是本能行为，只能获取自然界中现成物品，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其次，社会空间领域为人类活动的展开提供条件并予以见证。劳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人类社会同时产生，人类活动的社会空间领域也相应形成。一方面，社会空间领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532)另一方面，社会空间领域又将人类活动本身容纳于其中，并为人类活动创造和提供条件。在这一空间领域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内容。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在其中开展活动；也正是这些人类的活动，展现出了人类的社会关系；脱离了人类本身，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不再具有“社会的”性质。最后，历史空间领域表征着人类活动的过去与未来。人类活动的过去与未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并产生了关于人类活动的历史空间领域。历史过程的形成和历史空间领域的产生，根源于人类活动的动态性：“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5](486)相对而言，前面所论及的自然空间领域和社会空间领域，充其量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横截面，是一种静态的表现。正因为这种动态的根源性特征，历史空间领域并不仅仅记载着人类活动的轨迹，还承载着对于人类活动目的的追求：“‘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118−119)

马克思划分的三个空间领域既分离又统一，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框架。自然空间领域与社会空间领域紧密衔接，相互推动发展；而历史空间领域更是与前两个空间领域结合在一起：从静态横向的角度看，自然空间领域与社会空间领域都包含着历史空间领域的内容；而从动态纵向的角度看，自然空间领域和社会空领域间最终都将在自身的发展中归于历史空间领域之中。三个空间领域的存在与划分，都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人类活动，它们也随之消失。

三、理论走向比较

阿伦特从理论基础的界定到人类活动领域的区分，并从对行动的研究逐步转向对沉思的思考的一系列理论研究，旨在寻求使人类走出极权主义的途径，实现理想的政治自由。与阿伦特类似，马克思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一直关心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然而，两位思想家对历史的不同理解与把握，致使他们的理论走向截然不同：阿伦特全力寻求古希腊、古罗马等古典内容与形式，逐渐走向空想的状况；马克思根据历史发展的进程，寻求一种可能性的自由历史之途，使人类逐渐通往新社会形态的科学归宿。

(一) 阿伦特政治自由理论的空想走向

公民参与的政治自由依赖于一种公民政治文化给予支撑，这种文化理念从内在深处对公民的性质予以定位：公民们不仅拥有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且兼有行动作用和能力，能在民主共同体事务发挥积极作用。在文化理念的熏陶下，公民们“走到一起，并通过承诺、立约和相互誓愿来缔结契约”，[8](167)形成一个复数的人聚集的空间，人们在其中既可以表达自身的意见，又可以倾听别人的意见，甚至可以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和自我选择的过程，促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这是阿伦特心目中理想的真正政治状态，但在现实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却很难实现。阿伦特认为，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将会处在多元选择的十字路口：或者继续革命的政治自由目标，或者取消公共空间，转向解决社会问题；而对于多数革命来说，往往选择了后者，致使人们的真正自由也随之消失。

为真正实现人类的政治自由，阿伦特立意要为创建公共领域和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新的发展方向，建立一个“与他人共在的世界”，成为一个政治联合体。她在真正革命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合乎目的的政治制度，最终把自身的政治共和主义理想寄托在“议事会制度”上。这一制度“意欲让每位公民都直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只要它们一天不死，毫无疑问‘每个个人都会发现自己的行动范围，可以说亲眼目睹自己对平日事件的贡献’”。[8](247)“议事会制度”下，由人们在自由平等的行动中形成公共领域，产生有别于一种上下级支配关系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讨论、为公共福祉发表个体意见，而不需要借助某一团队或政党，也不需要借助投票选举；在讨论之后，人们选出代表进入上一层级，与该层级的其他代表一起讨论，直至国家层面的最高级别，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来确立新的政治制度，从而形成与现代政治有着本质区别的理念和制度，实现真正政治诉求。阿伦特这种主观想象的确用心良苦，旨在保证参与到公共领域中的人们能实现政治自由。然而，她的主张明显脱离了社会现实：多数人积极参与基层政治，并和上级成员仅仅是保持信任关系，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中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最终政府还是掌握在政治活动家造出的精英手里。尽管阿伦特并非要回到古希腊城邦、古罗马等时期的政治模式，只是寻求其中部分关键的政治内容而已，但她政治自由理论的实质仍旧在于追求一种城邦式的小国生活，精英式的政治生活，这样的理论走向也决定了她的理想最终成为一种空想。

(二) 马克思通往新社会形态的科学归宿

马克思很早就由对理性的推崇转向对现实的关注，并不断探索现实社会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发展过程，形成他的政治理论思想的主题。在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蕴涵着马克思对现实的人、人类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社会走向层层深入的科学理论分析。

第一，“现实的人”。马克思摆脱了以往思想家们关于抽象的人的理论局限，指出“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9](73)这些“现实的个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他们处于具体时空中，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物质生活，与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同时呈现出来，在实践活动中相互生成。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继续探索人的现实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56)马克思以实践性的思维方式思考人的政治性生存的哲学自觉意识，采用与以往思想家们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哲学根本问题，从而实现具体的、真实的人的彻底解放。

第二，历史视阈中的人类社会关系。在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后，马克思进一步将人定位在生产关系中。马克思认为人们所处的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并非永恒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作为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资本逐渐呈现出自身贪婪的本性，不断地扩张，客观上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然而，资本所追求的东西只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般财富，资本家和工人都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具人”。正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性的认识和关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马克思重新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想，寻求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道路和理想的社会形态。

第三，自由人联合体。为实现这种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努力追寻切合实际的路径：首先祛除“分工”对人的禁锢。“分工”对人的发展有着明显的限制：“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7]只有祛除“分工”的压迫，才能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条件。接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废弃使人异化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扩张本性使人异化，而这种异化源自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通过以上途径消除资本主义异化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后，每个个人都能自由享有政治权益、参与政治事务、追求政治价值、完善政治人格，以自觉的政治性生存方式，努力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阿伦特重视马克思，但严重误解了马克思。尽管阿伦特与马克思一样，都注意到现代历史本身的困境，但她所忽视的是历史存在的深度。在人类活动类型、领域的划分方法上，她采取了绝对化、静态的方式；在理论价值取向层面，她偏向关注远逝的古典时期，并以之为标准；这使她的理论走向显得不现实。马克思依据劳动这一理论基础，改变以往思想家们对劳动的看法，实现理论与行动间的跨越；同时，马克思通过动态划分人类活动的空间领域，在历史的视阈中探析人类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走向。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 汉娜·阿伦特传[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 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 1979.

[6]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M].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8]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