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芹

略论胡乔木的文学艺术修养

李秀芹

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先生最近撰文谈胡乔木说：“我记得1940年前后，延安《中国青年》杂志上登过他一首诗，中有‘雨后的繁花，笑满了春山’这么明丽生动的句子，一吟及此，就会令人感到绚烂美丽，生意盎然。”这说明不到而立之年的胡乔木已经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公认为典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毛泽东在讲话前备有一份提纲，讲话时有速记员做记录。胡乔木说：“我根据记录做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这充分表明胡乔木的文学艺术素养在其秘书工作中大有用武之地。

（一）

胡乔木深厚文学艺术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具有很高的文艺鉴赏水平。他曾评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赞赏郭小川的诗作《厦门风姿》，推崇陈祖芬的报告文学《共产党人》等，他能给名家之作《唐诗百话》纠谬、与宋词研究专家商榷学术。他认为聂绀弩著《散宜生诗》是“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他说高尔基的代表作是《克里·萨木金的一生》，而不是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母亲》；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却更伟大；美国的爱伦坡、中国的温庭筠，都是极具风格的，但他们并不是文学大家。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写诗评论当代名作家王蒙的一些文学作品“走笔生奇气，溯流得古源”、“甘辛飞七彩，歌哭跳繁弦”。王蒙不无钦佩地感叹道：胡乔木是懂得文学艺术的“内行”。总之，一部《胡乔木谈文学艺术》，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他在60年间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发展的批评；对众多文学艺术家及其作品风格流派的赏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胡乔木深厚文学艺术修养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诗歌形式做过长期探索，对诗词创作进行过有益尝试，并最终在生前出版了他的诗词集《人比月光更美丽》。早在1946年9月7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发表《诗三首》时，他附注说：“十字调的读法：三个字一顿，再三个字一顿，最后四个字一顿。其唱法则有种种。”37年之后，他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的《诗四首》时，又附记说：“近年写了几首新诗，每行都是四拍或四顿，觉得比较顺手。我并不反对其他的体裁，而且也想试试，如果能试成的话。”可见其探索可谓“吾道一以贯之”。他发表过《谈诗》、《诗歌的形式问题》、《新诗要在继承自己的传统中提高》、《诗歌的平仄问题》等学术文章，明确提出：

要把新诗诗体确定下来。体裁和形式可以多样，但诗总要有一定的约束，要节奏整齐。以汉语口语的每两三个字自然地形成一顿，以若干顿为一行，每节按各行顿数的同异形成不同的节奏，加上适当的韵式，形成全诗的格律。

胡乔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新诗《挑野菜》，被誉为“真正的珍珠般的诗篇”。全诗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勃发着少男少女的青春活力和纯真爱情，跳动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时代脉搏。1940年他发表的新诗《人比月光更美丽》，以想象中的夫妻团圆寄托相思，写尽了丈夫对爱妻的眷恋、赞美，表达了崇高的人性之美。20世纪80年代前期，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丰收期，收入其诗词集的31首新诗，有25首是在这期间创作的。其中，有22首鲜明地体现出他所主张的“新格律诗”的特点。我国著名学者、古希腊文学研究专家罗念生称赞他的新诗“为近年仅见的佳作”，“情感浓郁，思想深邃，音调铿锵，形式完美”。

（二）

胡乔木深厚文学艺术素养的形成，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良好的早期教育，为他的文学艺术修养奠定了基础。其父胡启东乃清末秀才、诗人，长五古、擅七律，有诗作《寓穗集》、《鞍湖诗存》传世。胡乔木自幼喜爱文史，因擅长诗文而有“神童”之誉，显然是受家教的熏陶。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乔木的文学艺术修养与其就读的扬州中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很有关系，因为当年它们都是全国最著名的学校，良师荟萃，育才有方。他读书的中学，图书馆藏书丰富，而且还在每个教室里设有图书分柜，让学生自由取阅，这让他在课余有了遍读鲁迅、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新文学名家作品的机会，胡乔木12岁时在《新青年》杂志读到朱自清的诗《赠友》，随后又读到其散文集《背影》，留下了深刻印象，受益良多。因而还在中学时代，他就在《校刊》上发表文艺评论《近代文艺观测》、小说《逸》、散文诗《别辞》了。

胡乔木在学生时代还得到西洋文学艺术的滋养。那时他将朱湘、徐志摩与郭沫若、周作人的译诗做过比较后，很佩服后者的译笔，转学到浙江大学后，他用五古、长短句形式汉译的《西蒙士诗抄》典雅、清新，已颇见功力。

其二，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胡乔木天资聪明、勤奋用功、求知欲旺盛、思想活跃、爱读各种书刊所致。博览名家名作，关心中外文艺发展动态，孕育成他那宽广开放的文艺视野。他收藏的三万册图书中，“古典诗词、中外文学名著、现代诗歌等方面的书”占了相当的数量，而且他对这些读过的书“尤为博闻强记”。他还十分注意从文艺杂志中获取中外文学艺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仅订阅的相关刊物就有《文学遗产》、《中国戏曲》、《曲艺》、《译林》、《苏联文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人民文学》、《大众电影》等十余种。当年上海福州路旧书店资料管理员孔海珠女士回忆胡乔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沪淘书的情形时说：“胡乔木在资料室看书的时候，曾推荐梁遇春的两本散文作品写得好，他非常赞赏。”“有一次，他特意对我说，《剧本丛刊》是有价值的，是你父亲主编的！我听了不知怎么回答，回去告诉了父亲。父亲很高兴，说他慧眼识‘英雄’。”可见胡乔木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正是在孜孜矻矻地研读中逐渐孕育而成的。

其三，毛泽东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在宋词作家中最崇尚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和辛弃疾。他自己就说过,“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稼轩长短句》更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受毛泽东的影响，胡乔木也偏爱苏辛，自称是“苏辛之徒”，《宋词选》是胡乔木外出时随身必带之物。他修改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时，在文章说到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选集》四卷特别兴奋的地方，随手加了一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意气，油然而起”。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毛泽东心态的理解之深，而且说明他对辛弃疾的词的运用也已经炉火纯青。

胡乔木做毛泽东秘书不久，碰到三件与作家有关的事。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萧军在一次发言中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胡乔木当场站起来反驳萧军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这让毛泽东十分高兴，以至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二是在毛泽东召集《解放日报》编辑讨论改版问题的一次会议上，贺龙、王震都当面尖锐地批评丁玲发表的《三八节有感》，胡乔木感到批评得太重了，便跟毛泽东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胡乔木：“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三是毛泽东看了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的《野百合花》一组杂文后，委托胡乔木给王写了一封信，指出杂文中宣扬平均主义的观点，对同志进行批评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团结的。毛泽东对胡乔木的一称赞、二批评、三委托，可以说毛泽东对胡乔木文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重大影响。

（三）

秘书人员为什么一定要有文学艺术修养呢？这首先是由秘书工作的从属性决定的。中共无论在全国执政前还是执政后，都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陕甘宁边区就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延安鲁迅文学院”等。毛泽东对此评论说：“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他在《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的词中写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笔杆子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在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斗争中，需要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再次风趣地阐明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既不轻视枪杆子，又很重视笔杆子的基本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期批转文化部、文联党组的《文艺八条》等；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在电影《创业》编剧张天民的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对文学艺术工作同样十分重视。显而易见，处于党的中枢机关的秘书人员，如果缺乏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如何能辅助领导同志很好地完成中共所担负的政治使命呢？

此外，毛泽东本人具有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若不懂文学艺术，是难以胜任他的秘书的。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评价他：“知识渊博，能与学者论学。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是一位戏曲鉴赏家。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著名诗人柳亚子称赞道：“毛润之沁园春一阙，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毛泽东提出过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评点的中国古典诗词曲赋文多达两千首（篇）之上，涉及作者有五百人之多；他读《红楼梦》的视角，与恩格斯鉴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列宁评论托尔斯泰其人其作当属不二法门，体现出极高的文学艺术鉴赏水平。毛泽东潜心研读历代诗话词话，提出了诗要用形象思维、以新诗为主但不废旧体的美学见解。他一生戎马倥偬，却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一部《毛泽东诗词集》更奠定了他卓绝古今、享誉中外的诗家地位。胡乔木说，毛主席的诗词将比他的一些文章更能传诸后世。可见他对毛泽东文学造诣的评价之高。

胡乔木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给毛泽东做秘书才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毛泽东将七律《送瘟神》抄给胡乔木征求意见。胡乔木回信说：“坐地日行三万里，也可考虑索性改为坐地日行八万里。一，这可以算是拗体，唐宋诗中常见。二，按北京音八是阴平，读如巴。”毛泽东欣然采纳了这个意见。正因为胡乔木懂诗，所以毛泽东将新作七律《到韶山》和《登庐山》首先抄给胡乔木，请他“予斟酌，提意见，书面交我，以便修正”。此外，胡乔木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对他创造性地开展分管的工作，有力地配合毛泽东的政策思想也不无助益。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他指示文艺部负责同志，在副刊版面上对学术和文艺理论问题要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只有一种声音；要组织有文学色彩的短论、杂文、散文、小品、速写等，并亲自为副刊物色作者、修改来稿。这样就把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双百”方针通过具体的组稿和编辑落到了实处。所以毛泽东对那段时间的《人民日报》是很满意的。

综上所述，秘书务必懂得文学艺术，这是秘书工作的一条规律，已被胡乔木的秘书实践所证明。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年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