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娜

【摘要】“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依政治而生,远离商业压力,据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此时达到历史最高潮。这股改编浪潮既产生了许多具体文本,也形成了一定的改编理论。究其原因,除了改编是电影自身规律的要求外,更多的成因来自于“十七年”特殊而迥异的社会政治环境。本文从社会历史、政治环境、创作者个人素养以及电影自身规律的角度来关注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十七年”;电影;改编

“十七年”既是中国获得新生的开端,也是中国新旧电影的转折点。新中国带来的荣誉感,以及新时期建立主流价值体系的急迫感,呼唤一种强而有力的大众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宣传载体的出现。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直接吸取了列宁关于电影的观念,即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于是,“十七年”电影完全被政治绑架。这种艺术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虽然带给电影行业一定的繁荣,但更多的是电影在主题思想、表达方式、类型、人物塑造、结构上的同质化和程式化。在“十七年”电影类型中,大量改编电影的出现成为这个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不仅出现了《祝福》《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红旗谱》等一系列改编片而且形成了关于电影改编的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这一时期改编片的政治目的高于商业利益和艺术追求,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指引下,改编片出现了整齐划一的趋向——“内容基本上都是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讴歌革命斗争生活,表现手段基本是现实主义手法。”①一方面政治目的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广大电影创作者大胆创新勇于开拓,这种悖论使“十七年”电影中的改编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追溯“十七年”电影时期改编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改编传统的积累

脱胎于“影戏”传统的中国电影,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了大量的改编,既有《庄子试妻》《玉梨魂》等取材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也有改编自文明戏的《黑籍冤魂》《弃妇》等。此外,还有从外国小说改编而来的影片,如侯曜根据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改编而成的《一串珍珠》,和从外国侦探小说改编而来的《红粉骷髅》。前期中国电影的技法很多都是从舞台剧和文明戏转嫁而来,其中就包括无剧本的即兴拍摄。早期中国电影缺乏规范剧本创作的原始积累,于是当20年代电影取得比较快的发展时,题材的缺乏和专业编剧的匮乏成为当时电影发展的一大瓶颈。也因为许多最早涉足电影的人都是从文学和戏剧界进入电影业的,在题材不足的情况下,他们自觉地将文学与戏剧的一些题材带入电影,所以改编成为那个时代电影剧本的来源途径之一。三十年代,有出于商业目的改编的《啼笑姻缘》,也有迎合党领导电影需求而改编的《春蚕》,还有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委婉地抒发自己爱国情怀而改编的《家》《春》《秋》等。所以我们说,改编电影在“十七年”时期出现蓬勃发展的高峰,首先它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这种创作方式经过长期积累后,实现由量变到质变蜕化的正常反映。

二、国家政策的引导

新中国的成立带给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的巨变也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无论是电影事业的管理还是生产放映环节,新中国的成立都给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对人民电影事业作出了指示,明确规定了当时电影工作的方针和选取电影剧本的标准,“电影剧本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而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的就可以。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影片,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至于艺术标准,也应从大处着眼,不应流于细节的苛求。”②虽然党放宽了电影剧本选择的标准,但当时的创作情况是“建国以来,电影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接着,就发生了所谓的‘剧本荒,在每年召开的制片厂厂长会议上,厂长们都提出了‘给我们编剧的要求。”③于是,在专业编剧不足,同时政策对新电影创作的约束也比较小的情况下,一大批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适时而生,如《白毛女》《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龙须沟》等都被顺利地搬上银幕。

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快就注意到建国初期电影发展过快和控制不严带来的诸多问题,在开端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以及随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许多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被牵连,电影创作都进入了瘫痪状态,“1951年,除了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再没有一部影片投入生产。”④对电影《武训传》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使“电影人遇到了不知所措的惶恐境地,如何为新中国电影创作提供适宜的表现内容和恰当的表现形式,是他们一时难以明确认识的难题。”⑤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建党四十周年,党对电影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央的号召下,许多电影工作者深埋心底的创作热情再次得到鼓励,他们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创作中。但他们仍然没有完全从“不求艺术有功,只求政治无过”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选择了一条更保守更稳当的路线——将大量“对社会的认识深度、对民众心理的了解程度及艺术概括力、感染力都达到相当高度”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他们走上一条浩浩荡荡的改编之路。1956年由夏衍改编,桑弧导演,鲁迅的《祝福》首先被电影化,接着是《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林家铺子》《青春之歌》《风暴》及《万水千山》等,60年代《革命家庭》《洪湖赤卫队》《林海雪原》《红旗谱》和《红日》也被同时搬上银幕。

作为改编工作的集大成者,夏衍在多次和电影创作者的座谈会上强调中国当时的创作现实:“我们的电影事业正在迅速发展,今后每年要拍许多部影片,单靠少数(下转第283页)(上接第282页)专业编剧,已经是很不够了。”⑥他进一步提出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培养一批专业的电影剧作家,一方面的确要花一些力气,培养一些能够改编的作家。在他的带动下,改编不仅仅成为一种创作方式而且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电影改编理论。

三、创作者的素养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电影事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建国初期领导人对电影业的重视也让电影人颇为欣慰。民族的新生、国家的胜利、个体价值的回归带给了文艺工作者巨大的创作动力,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创作中。“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也是相当艰苦的劳动。它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忠实原著,但也要力求比原著有所提高,有所革新,有所丰富。”⑦夏衍在谈改编时一再强调,“改编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对已有定评的名著的改编。”⑧回眸“十七年”电影的改编片,全部来源于经典名著,电影工作者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创作魄力就是来自于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巨大激情。新中国的电影创作队伍是由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的进步电影工作者汇合而成的。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经过十多年的电影创作实践已经可以熟练地掌握电影的艺术形式。而来自国统区的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也“经过‘运动和‘思想改造,已经熟悉了新的生活和新的表现对象,掌握了新的创作方法和原则”。⑨正是这两股力量相互补充、借鉴,使其在世界观、价值观、电影技巧和社会生活和历史生活都具备的前提下,将“十七年”电影中的改编浪潮推向一个高峰。电影工作者们在多年的艺术积累和实践经验后,对于政治意识与艺术尺度、人物个性与政治共性渐渐形成成熟的认识,改编片的最高成就在1959年开始出现了。

四、电影自身的规律

改编不是中国电影的特有现象,而是全世界电影的共同特征。改编兴起的直接原因是“题材荒”的出现。与文学资源相比,电影作为一种更现代更年轻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思想、主题、叙事艺术等方面还必须向文学创作学习。鉴于其深刻的内涵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文学作品历来是电影创作者非常看重的题材与灵感的源泉之一。尤其是前苏联、美国和日本,这种改编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在电影诞生之初,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总是出于一种商业化的功利目的,中国早期的一些改编片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如《啼笑因缘》《火烧红莲寺》等。

同时,这种改编也是电影发展过程中一条自觉的规律。综观世界电影史,每个国家在电影业刚刚起步阶段尤其是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改编都是电影剧本来源的主要方式之一。虽然“十七年”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电影的典型时期,并不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社会环境最为和谐的时期,但电影生存的整体环境较新中国成立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那个时代而言,中国电影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无论创作者的精神状态还是社会政治环境以及艺术创作者们的经验积累都已经踏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于是,改编片在“十七年”大规模地涌现就不足为奇。

总而言之,虽然“十七年” 电影中的改编片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诸如《青春之歌》《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早春二月》等一系列优秀的文本。但完全脱离了商业压力,由于创作者们迎合政治的功利创作心态、外部对我国的文化封锁,以及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本体的认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呈现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促使电影繁荣的主要因素是政治。

参考文献

[1]王晓玉.《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4][9]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55年。

[3][8]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5]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7]夏衍.《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