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思名

[摘要]中韩两国源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存在很大差异。首先，在叙事手法上，中国力求还原真实事件，以白描的方式塑造人物和情节，并不刻意展现事件本身蕴含的戏剧性、冲突性，而韩国则更多地强调这种冲突性。其次，在对影片类型的划分上，中国的改编并不对影片进行明确的类型化划分，而韩国则是倾向于在预先设定的类型框架中讲述。再次，在叙事立场上，中国影片更多地从国家立场出发，而韩国则强调个体叙述。这种观念的不同与碰撞，将会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关键词]真实事件；改编；个体叙述；还原事实

真实事件是影视创作的重要资源之一，以它为基础的影片能够很快在观众当中引起共鸣。中韩两国在电影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两国都有很成功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在改编观念上，两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碰撞，将有利于真实事件改编影片的发展。

一、对待真实事件蕴含的冲突性态度不同

真实事件或重大新闻事件在改编成电影时，因为承载媒介的不同、表达方式的不同，或多或少会在个别情节或手法上采用一些虚构，但这并不会改变事件的内核。对于事件基本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局）一般不会虚构，但不排除一些因为时间久远或是记述人的模糊带来的不确定。在影片重构事件过程中，编剧无法还原人物心理，甚至是行为动作都无法重现，就会加入大量外在解读。电影的真实事件与新闻中的构建真实完全不同，新闻是尽可能地使报道降低偏见，而电影则是丰富观众的体验。“真实电影”这个概念最早是在纪录片中流行的创作潮流，排斥虚构，甚至没有剧本；也有观点认为，真实就是要像现实主义一样，反映社会问题，这与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都有所不同。

真实事件电影改编，首先要进行的是事件的选取。在事件选取过程中，中韩两国存在较大的差异。韩国影片更侧重选择那些冲突性强、有戏剧性的事件，并且将这种冲突性进行深度开发。很多观众都被影片《孩子们》所震撼。影片对孩子们遭遇悲惨不幸和冰冷绝望氛围的渲染，让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影片根据5名小学生一起去捉青蛙遇害这个案件改编。遇难孩子的尸体在11年后才被发现，凶手一直逍遥法外。这个案件被称为韩国“三大未解悬案之一”，故事题材充满了冲突性，而孩童问题又很容易触动人们的神经。类似的改编电影还有《举报者》《杀人回忆》《熔炉》等。这些事件大都讲述的是犯罪、儿童失踪等社会热点问题，事件本身有很强的冲突性，人们对事件的讨论和理解也具有戏剧性。

中国对真实事件的选编态度则有所不同。电影情节的戏剧化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选取那些冲突性强的事件是一种共识，但在改编过程中，中国更倾向于淡化这些冲突。这些尖锐的冲突有很多不符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观众的审美期待。像影片《亲爱的》讲述儿童拐卖事件，但影片侧重的是对是非的分辨和对亲情的讲述，并没有强烈的冲突感，没有去渲染人贩子和失去孩子的家庭之间存在的冲突。再如，《解救吾先生》也是根据震惊一时的真实绑架案改编的，最终结果是人质得到解救，正面展示警匪之间的较量。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韩国在事件的选取和改编中的侧重点与中国不同。韩国更多地刻画弱势群体的无助和受害者的悲剧；而中国影片则展现事件的是非曲直。韩国影片有一类是大篇幅描述受害者以及社会各种力量对事件的态度，并对此进行反思，由此形成了韩国独特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类型。中国影片《盲井》的原型是团伙杀人伪造矿难进行诈赔，直击人性深处的罪恶。另外，中国还有一些取材地震、台风等重大事件的影片，但更多的是以恢宏的叙事进行价值引导，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传递正能量，影片主要发挥社会教化功用，像《决战汶川》《第一书记》等。尽管这些电影没有深刻的戏剧冲突，但也能够以真实的触觉打动人心。

二、对待影片类型的观点不同

类型电影是指根据选取题材和应用技巧的不同而划分的影片形态。一般而言，根据我们选取的叙事题材很容易给影片划分一个类型，例如犯罪片、科幻片等。类型电影的诞生实质上是为电影制作提供了一种更便捷的范式。随着大众对电影娱乐消费需求的增长，市场的扩大，电影不再是一门单纯的艺术，市场成为左右电影发展的重要因素。投资人追求高票房，力求降低风险。在总结以往电影经验的基础上，制作者确定了一些观众感兴趣的题材或是更喜欢的表达技巧，于是划定了若干电影类型。后期的人们运用这种范式，即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观众的需求，降低制作成本，保障收益。因此，在对改编于真实事件的影片的态度上，韩国倾向于选择一种类型结构，在固有的框架中进行再创作。中国的改编则偏向艺术片创作，不会刻意划定影片类型，叙事模式灵活多变。

一般而言，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大都取材于社会热点问题，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的电影都可以归为社会问题片，但是社会问题片的划分并不是很明确，因此，韩国在实际操作中会对其进行细化。在社会问题片中再加入一个具体的类型，例如，《韩公主》根据韩国校园暴力事件改编，反映校园暴力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部青春成长类型影片，揭示了主人公面临的残酷青春。在遭受侵害和暴力的阴影下努力成长的韩公主，最终还是没能摆脱不幸的命运。而像《熔炉》《孩子们》这样的社会问题影片，并没有蕴含青春成长类型的素材，但是也不能划归为其他的类型当中。如果说是犯罪片，那么又没有明确的作案过程，没有警匪的斗争。只是通过不同人物展现各类人群的无力感，揭示在社会丑恶力量面前的人的痛苦与无助。这一系列以嫌疑人的加害事件为出发点，以全面展示事件背后受害者家人、社会群体反映为主的影片，构成了韩国这一类电影独特的叙事逻辑。这种类型可以说是韩国独有的模式。

中国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在近几年也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在对类型的界定上，却没有韩国那么清晰。例如，《失孤》《亲爱的》都是以儿童失踪为题材，然而却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情感和明确的善恶态度。故事都是父母历经千辛万苦寻找丢失的孩子，在寻亲路上，又经历了各种事件。然而故事的表达却淡化了冲突，以寻找为主线。失去孩子的父母的痛苦、内心的挣扎都使用了远景，让我们无法深入探究那种痛苦。中国的真实事件改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影片社会背景广阔，人物塑造生动。不像韩国集中于这一个事件的描述。因此，要将国内的真实事件改编影片进行类型划分，恐怕没有专业的界定，如果非要归为一个类型，恐怕就是比较宽泛的社会片。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类取材较多的真实事件就是刑事案件。影片《大事件》就是以抢劫杀人案为原型。导演在改编时，选择警匪片或惊悚片的模式叙事，重点表现警匪斗争场面，往往表达正义战胜邪恶，展现警察的高大形象。但这种影片也不能单纯地划分为警匪片，因为缺乏悬念设置，对于犯罪场面也是一笔带过。《解救吾先生》是根据一起绑架案改编的，与传统不同的是，它更为鲜明地展现了警匪片的特质，对于作案过程、绑匪形象甚至心理都有比较细致的刻画，警察与绑匪斗智斗勇的过程也展现得相对均衡。

由此可见，中国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影片还没有明确的类型，或者说由于作品数量的限制，还很难做出更细致的划分，只能暂且归为社会问题类。因此，中国导演在拍摄中也没有采用一种固定范式，叙事方式更为自由。而韩国导演更倾向于选择既成的某种类型加以改编。随着电影商业化的发展，中国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影片越来越多，也许将来中国的此类影片也会形成固定的模式，更便于操作。

三、叙事立场不同

电影的叙述角度包括了叙述立场，主要是指创作者从什么角度，站在谁的立场讲述故事。在对真实事件进行改编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二次解读。这就必然会有一种价值观念的指向。观众在欣赏影片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种心理体验，而创作者不可能完全无意识地任由观众解读。创作者更希望的是观众在无意识中接受他们对事件的重构。因此，创作者在改编事件时，就会选取一个站位，选择一个视角。这种立场的不同没有对错之分，但对故事的价值引导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受众对影片的解读。

在对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影片重新构建意义的过程中，韩国与中国的叙事立场截然不同。真实事件往往源自社会热点，引发人们极大的关注和议论。而人们的看法又是多样的，如何客观公正就需要制作者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尽管中国的叙事方式是个人化的，但是叙事立场却是偏重从国家立场出发；韩国的叙事方式是类型化的，但叙事立场却偏向个体化。

中国一些影片，尤其是以重大突发事件为基本的影片，例如《决战汶川》《杜鹃花开》等，以积极正面的形式传播社会正能量。这些影片承载了社会的价值导向，能够增强公众的社会责任感，是影片社会功能的体现。当然，这种国家立场的影片以真实的灾难现场感动了人们，却也因为一些过于直白的宣传而削弱了影片的观赏性。这类影片可以归为社会政治类影片。《第一书记》记录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在工作岗位呕心沥血，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有无数观众为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书记流下了泪水。这种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应当存在，也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影片并不完全是从国家立场出发，也有个人化角度的影片。像《失孤》这种影片，导演的个人色彩还是比较重的，不过其中仍不乏国家视角的表述。例如，警察的几次出现不是用警车帮助开道，就是在火车上解救被拐儿童，均以正面形象出现。这样的叙述立场，符合群众对警察形象的期待，也展现了国家赋予警察的正义形象。如果中国的警察形象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以一种负面的形象展现，恐怕会颠覆人们对警察这个角色一直以来的期待，与观众产生审美的心理距离。因此，创作者选择立场时，也要考虑观众的审美需求。

韩国影片中，叙事立场偏个性化。警察等社会管理者以一种被动的姿态出现在民众视线中。警察在社会中，是提供公共事务的管理者，面对事件，警察的态度往往或是傲慢，或是冷漠，或是敷衍，甚至有些警察因为个人的行为成为加害者的帮凶。他们这种不作为的姿态成为导演批判的对象。影片《妈妈，别哭》当中，女儿受侵害，加害者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最终导致女儿自杀。妈妈失去生活支撑，不再相信法律，企图用自己的力量为女儿报仇。如果执法者对受害者不是那么冷漠，受害者也许就不会死亡；如果警察能够及时惩处加害人，那些少年也就不会那么嚣张，甚至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警察的冷漠，青少年对个人行为的无知，酿成了社会的悲剧，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是引人深思的问题。因此，韩国影片的叙事立场更加个人化，导演置身于普通的民众当中，对事件加以解析和批判，以个性化的表达直击社会的丑陋和人性的卑劣，引人思考。

这种叙事立场的差异，是由社会制度和受众的接受程度决定的。符合一个社会需求的叙事立场才能够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从而使影片有更广阔的市场。

四、结语

中国与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观念有诸多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两国的体制不同决定了影片表达立场不同。其次，中国真实事件改编影片的发展程度与韩国不同，还未形成典型的类型化影片，使导演在叙事方式上更为自主化。再次，对于事件的冲突性、戏剧性的淡化或是深度挖掘的不同既受社会影响，也与导演个性化取舍分不开。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两国电影文化交流的深入、融合的加深，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李春.韩国近年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特点与启示[J].当代电影，2015（05）.

[2] 王齐超.韩国电影中的身份和国家认知研究——以韩国电影《朝韩梦之队》为研究案例[J].当代韩国，2015（03）.

[3] 叶志良.当代中国电影改编的文化阐释[J].当代电影，2007（01）.

[4] 李军.中国改编电影中的文学叙事传统[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