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成君

《伤逝》中子君悲剧的主观性因素探寻

杜成君

分析了鲁迅小说《伤逝》主人公子君思想中的国民性弱点。认为她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依从性，爱慕虚荣，死要面子，而且丧失了生活的进取心和斗志。社会压力造成的生活艰难是子君悲剧的外因，子君身上的国民性与封建性是造成其悲剧的内因。

《伤逝》；子君；婚姻悲剧；国民性弱点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它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和社会内容的广泛性、现实性是以往任何一部爱情题材小说不可比拟的。在《伤逝》的两个主要人物中，子君是鲁迅特别倾注心血描写的人物。

子君已不同于《祝福》中的祥林嫂，她是被“五四”时代精神惊醒，首先走上个性解放道路的新女性。在子君身上体现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鲜明特色：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和封建势力的嘲笑，也不计较涓生的穷苦，大胆地和他恋爱、结婚。子君的这一举动是她不同于当时其他一般女性的独特之处，也正是鲁迅所要肯定的。但结婚只有半年，涓生就因子君思想、性格上的变化以及家庭经济上的困窘和她产生了感情上的裂痕，最后竟宣布不爱她了。子君不得不回到旧家庭中去，不久便抑郁而死。

造成子君和涓生悲剧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看，社会的压力造成的生活艰难，是悲剧的外因；子君和涓生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中的种种弱点，譬如涓生的个人至上主义，子君的不思进取，子君身上的国民性与封建性，则是造成他们的悲剧的内因，也是造成子君死亡、涓生“悔恨和悲哀”的主要原因。这里所谓国民性，是指冷漠、愚昧、麻木、势利的特性；封建性是指女性的三从四德的人权及经济权的非独立性。子君悲剧意义的深广性正与子君自身的国民性、封建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尤其值得人们思考。

子君的人生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在家时，不自由（从属于父母）；（2）与涓生同居，暂时自由（实质上是从丈夫）；（3）被涓生抛弃后，不自由（重新属于父母）。子君的个性解放思想，表面看是鲜明的、彻底的。但是，她身上还有另一面，就是千百年来的封建桎梏及国民性弱点的积淀在妇女身上的种种表现也隐含在子君身上，如三从四德、麻木不思进取、虚荣要面子等。

首先，表现在封建社会妇女的依从性。

子君虽然没有表现出从父从子，但她是不折不扣的从夫。子君和涓生冲破封建势力的包围而建立起爱情关系，实属不易。但当两人真正结合后，子君仿佛失去了先前所有的追求精神，一味的倾注于全力干家务，又要喂阿随，饲油鸡，“终日汗流满面”，两只手也粗糙起来，还不时与小官太太暗斗。可见她已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主妇，竟然连和涓生谈天的工夫都没有，更不要说读书与散步了。这说明一个女子一旦嫁了一个如意的丈夫，就是平生最大的幸福，就永远可以拽着丈夫的衣角走路。子君婚后倾注全力操持家务，对家务做得很认真很虔诚，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心安理得把它视为妻子应尽的义务。虽然子君在做这些的时候在心理上仍与涓生保持平等，但她最终还是成了悲剧的主角。出嫁从夫，这是中国妇女代代相传的“老例”，也是我们“封建大国”几千年的“国粹”之一［1］。虽然“五四”以后，子君式的女性也有机会进了所谓的洋学堂，也受到了一点洋教育，但这点儿洋知识是少得可怜的，这点儿洋思想也是很有限的。从子君在会馆听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易卜生、谈雪莱时只是含笑默默点头，即可见出她对这些还不怎么了解，并且也没有自已独立的见解。因为那时候在中国所开设的洋学堂，特别是为女子所开办的洋学校是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的，教育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这些女子冲出封建家庭，争取个性解放，谋求平等与自由。如果说有希望的话，也不过是希望她们在旧有的思想基础上更加贤妻良母化。所以，她们思想上根本谈不上独立。

其次，子君只知回忆过去，却不思现在，更不考虑未来，最为可悲的是麻木，丧失了生活的进取心和斗志。

中国国民历来有叙旧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忆旧。子君也同样是怀旧的。每当她忙完家务坐下来时，不是想现在，也不是在思考未来，而是深深地陷入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之中。如果一个人在她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回忆，那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子君恐怕就是如此。无怪乎虽然她日夜操劳，涓生却反而越来越厌烦她了。因为此时涓生对子君已由原来的希望到如今的失望，了解她除了怀旧之外，并不知道爱情还应有所附的。她也许并不知道他们当初的爱情是附在个性解放思想基础上的，而如今他们虽然已经结合，但人生的路是不可以停下来的，停止就意味着精神的死亡。

另外，子君还爱慕虚荣，死要面子。

涓生失业后，两个人的生活已经十分艰难。涓生每天奔忙，“吃了筹钱”，“筹来吃饭”。可子君呢，还是喜欢用饭“喂阿随，饲油鸡”，甚至拿“连自已也不轻易吃的羊肉”去喂阿随。子君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怕小官太太见笑。子君的这种不顾实际死要面子的心理，也是国民性的一种劣根性。这种劣根性不但子君有，我们的老祖宗有，既便我们现在的国人也还有，如为了讲究排场，或者以示大度，叫了一大桌酒席，却只吃些许，便扬长而去。子君的养阿随、饲油鸡，就是要与房东太太比一比，一旦养不起了，便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所以神色才非常的凄惨。

从子君婚后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她当初的宣言在其心目中就不是全方位的，而且仅指爱情婚姻而言。“他们”也只是子君心目中所理解的“他们”，即她认为有权干涉她的婚姻的胞叔和父亲。殊不知，在当时名义上无权干涉他们婚姻自主，而实际上掌握着他们婚姻命运的强大的封建势力到处都在：“鲇鱼须的老东西”，“擦雪花膏的小东西”，还有窥视，以及在路上、在公园里那些明目张胆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等等。

子君的悲剧不仅是爱情悲剧，也是她的人生悲剧，更重要的是一场社会悲剧。她的人生无非就是恋爱、结婚、当妻子、料理家务。一个在个性解放方面表现得非常勇敢的女性，何以堕入了平庸？其中原因除了她个人思想中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中国女性身上特有的具有历史渊源的国民性的种种弱点。

子君的悲剧，是从她发出宣言时就注定了的。因为说这句话的子君她没有明白：一个人，首先他是社会的一名成员，离开了社会，他就无法生存。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的女性，怎么能真正做到“我是我自已的”呢？她也不懂得，“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那是在消灭私有制之后。

她不懂得，“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她只知像娜拉那样离家出走，却没有去想“娜拉走后怎样”。更不知道，她离开家庭以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走后怎样》）。因此，她的自由是很有限的。她从旧的家庭中勇敢地走出，在新的家庭却落入了依附丈夫的不自由的境地。可她却不自觉，把扯着丈夫的衣角走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而且把这种生活视为幸福。一旦夫妻不能共度危难，其悲剧也就是必然的了。

出走后的子君，没有走堕落的路，只好沿着原路返回，再从属于父母。但看来境况却与先前大不一样了。因为没过多久，她便死去了。

鲁迅创造了子君这样一个女知识青年的悲剧形象，描写了她悲剧的发展过程，这在鲁迅的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通过这个形象鲁迅是想说明：女知识青年要求得真正的爱情幸福，光冲出封建家庭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克服自身弱点，投身于社会洪流，从根本上变更旧制度［2］。子君没能如此，这是鲁迅着重表现的。同样的社会条件，如果没有主观原因，也不一定能演变成悲剧。

由此可见，妇女问题不可能是孤立的。这也正是“五四”高潮时期和“五四”退潮以后鲁迅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探索，在“寂寞”的“新文苑”与 “平安”了的“旧战场”之间彷徨却仍“荷戟”的情况下，是在明知“路漫漫其修远兮”却仍将“上下而求索”的“韧”的战斗精神鼓舞下得出来的结论［3］。

如果说读完《阿Q正传》我们会与作者具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感，读完《祝福》我们会“哀其不幸，悲其不争”，而当我们读完《伤逝》，则会“哀其不幸，惜其不争”。从阿Q、祥林嫂、子君的身上，我们都可以找到中国国民封建劣根性的影子，虽然表现形式不一，程度不同，但究其本质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暴露和改造中国国民封建劣根性的努力是贯穿于鲁迅的文学创作始终的。

[1]林贤治.鲁迅画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35.

[2]钱理群.鲁迅文集精读本[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87.

[3]林志浩.鲁迅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53.

I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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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11-0113-02

杜成君（1971-），男，黑龙江青冈人，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黑龙江鹤岗154107）文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201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