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初

试论杜威的经验方法

刘华初

杜威的经验方法是对传统哲学追求确定性和静观知识的一种反动。他竭力弥合传统认识论的二元对立，批评由此而导致的知识与行动的分离。经验方法就是倡导理性与实践的结合，在连续性的基础上，以整体观来处理人的理智与外在自然和事物的关系。经验方法还是杜威崇尚科学、揭示科学的实验方法的根本哲学基础。遵循经验的方法将使我们可以直面日常经验、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圆满经验的人类社会生活。

杜威；经验方法；科学；实用主义；真理

古希腊哲学家赋予“哲学”这门“科学”（episteme）“方法”重于“结论”的特征［1］。从哲学史上看，方法主义通常蕰含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立场，即主客之分。凡是以认识论为中心，持主客二分的哲学都倚重方法，认为主体可以通过可靠有效的方法来通达“客观对象”，或者形成表象。客体或对象是通过方法定义的，只有符合方法条件的才能成为对象。但是，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却很不相同。杜威的基于自然主义的经验方法，是通过经验来达到与深入自然，并充实和扩展世界的意义。经验的方法也不局限于物理学、心理学等狭义实证科学的应用，而可推广开来作为一种联通我们认识世界和价值批判的方法。

杜威认为知识就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外在于我们人类生活的客观存在。当事物被界说为工具时，它们的价值和有效性在于由它们产生的东西；后果，而不是先在条件，提供了它的意义和真实性。已有的真理可以具有实践上或道德上的确切性，但是在逻辑上它们从没有丧失过一种假设的性质。它们是真正的假如：假如某些其他事物后来呈现出来，而且当后来的这些事物发生时，它们又进一步提示出更多的可能性。怀疑—探究—发现，这个操作过程是重复发生着的。虽然科学在实践中所关心的乃是偶然的事件，而它的方法乃是形成假设［2］100。

方法至上的观点对中国人来说有着文化的亲缘性。在杜威访问中国期间，主张多研究些方法、少谈些主义的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即使李大钊的反驳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也没有扔掉方法，而是主张理论与方法的结合。当然，他们的争论并不是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政治主张的不同所致。在那个特别的历史时期，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不是哲学主张能够承担的，用宏大范畴的哲学的不同见解来争论短时段的时政问题，不是导致错位、错误的理解，就是将哲学变成政治立场的辩护工具。

杜威经验的方法就是科学的实验的方法。杜威的哲学既是一种生活经验的哲学，又是科学的经验方法。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生活哲学，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和丰富我们现实的人生经验，“引起和提高对于具体人类经验及其潜能性的尊重”［2］27。他关注的是此生活世界的人类的经验。他对理智主义的反感一以贯之，虽然在晚年有所转变，“收回先前对认识论的偏激看法”。他在《经验与自然》中谴责静观的认识论和思辨活动，认为它们代替不了实践的行动本身。不过，似乎认识论哲学家也并没有说认识本身就是行动，而只是说对认识本身的考察，更没有说认识就排除了行动环节，否则，不生产粮食的他们吃什么呢？认识到过度的关切于此在的世界会导致急功近利的倾向，而总是碰壁的实践遭遇和来自各个方面的不断批评显示出了问题的存在。

生活是重要的，对生活有所思考也是重要的，对生活所涉及到的各种要素进行深度反思对于人类精神来说更是不可缺失的。从荷马到赫西俄德，从伊索到梭伦，前哲学诗人不仅仅是过一种生活，他们从更广泛而复杂的经验中产生的探索和不满足于现状的精神，为黄金时代铺上了思想的石路。

如果一门学问中的基本观念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则说明它很不成熟。如果一种类似的哲学观念在不同的时代反复以类似的形态出现，也说明这门学问不成熟，而且说明这个派别没有成长或者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哲学不是流行时装。哲学一系列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给它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伴随着科技和商业经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膨胀发展，使得以哲学为基础核心的文化日益式微。“二战之后，文化中哲学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哲学不再是精神生活的概要的综合者，也不再有许多公共的功能。”［3］147许多不同专业的学生声称他们不再读哲学，即使读也不能理解现在的哲学在说什么。许多系保留着方法论家或者理论家的位置，但他们从事着他们自己的与哲学家们互不达界的“哲学”，他们对学术专业之间的差别毫不在意［3］149。

杜威敏感地觉察到知识与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之间的工具－目的联系。他把知识与理智看作为人生价值服务的工具，而科学和基于科学的技术是一种调整和系统化了的理智的知识和方法。这一点表明，杜威是现代哲学家中为科学辩护的少数派。杜威看到了科学可以被善意地用来丰富和解放个人的生活和精神的潜能，他急切地努力想把科学的实验方法引进哲学，推广到人类生活的伦理领域和社会领域，实现圆满的善。

哲学理论的最终追求与人类政治生活一样，同一是它的逻辑必然，不管有多么曲折，因为共同理智是同一的，实在世界也是同一的，人类并没有站在每人一个的不同地球上。理论伦理学也是追求和谐的同一，人类追求同一的终极目的是由人类存在的本质同一决定的。而理性可以解释的科学所支撑的技术和实践哲学所支撑的所有的艺术的追求一定是多元的，基于理论哲学或可以被哲学所解释的、同时基于理性和感官体验而又奔放的多样化表现是它的价值表达，就算是原本一样的，也要创造出多样性。就现在来说，一统的基础的确不牢靠，但并不是越来越不牢靠。哲学虽然还不是建立在坚定岩石上的大厦，但也绝不是飘荡在海洋上随时就要沉没的小船。我们还可以依赖科技工具、心理学、心灵和脑学等的帮助，越来越多地了解我们需要了解的事实。过于苛刻的自我要求和一步到位的企望超越了时下“基础数据”的支持，于是就自暴自弃，这是焦虑和短视的表现！哲学研究如能有效借鉴数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理解宽容的批判代替否定式的批判，将会极大地改观哲学。

达尔曾说，美国宪法之所以生存下来，是因为不断的调整以符合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实际状况证明，利益和义务的分配出现错误时，宪法体制可以因应实际而改变，从而使得权利、义务与对权力的社会制衡保持一致。同样的是，“美国体制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通过发展，它得以继续生存下来。美国的体制从贵族政治发展到大众民主，并且继续延续下来，是通过奴隶制、内战、南北之间暂时的、艰难的和解、黑人受到压迫及其断断续续的解放”［4］。这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在政治体制的变迁中动态运用的现实写照。

实用主义一开始并不是针对哲学的基础、理论哲学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而是针对方法论的探讨。所以，皮尔士和詹姆斯都主要是在方法论上来研究哲学所谈论的问题，澄清概念。对于他们来说，方法当然是行动的方法，而不只是静观式认识的方法，是知行不分的。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不是一种世界观，而是一种反思方法、探究真理的方法，使观念变得明确以及如何确定观念的意义。它甚至不是理论，而是确定概念意义的一种技术。皮尔士从逻辑上探讨如何使得观念明确的各种技术，从而创造出指号学、逻辑和意义理论。他试图通过数学和科学的方法来探讨哲学问题，认为一个理智概念的意义是由它所引起的行动和效果来决定。皮尔士著名的硬度、重要的例子，表明他所设想的实用原则的有限意图。观念的意义是由人对它可以设想的效果确定，而不是由思想的理智活动，也不需要实际去执行那种设想的行动来得到效果。

詹姆士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5］詹姆斯是靠他的心理学理论中的本质的唯意志主义的指引趋向实用主义的。詹姆斯于1898年9月在加州大学的哲学会上的演讲重述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公式：要使我们有关一个客体的思想完全清楚，我们只需要考虑这个客体会牵涉到属于可以设想的实际的一种效果——从那里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感觉、准备什么反应。那么，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客体概念的全部，只要这个概念有积极的意义［6］。詹姆斯提出了意义的实用主义检验方法。他认为，如果不同的形而上学争端，如唯物论与唯心论，不构成实际的差异，那么实际上就是同样的东西，没有争论的必要。詹姆斯的意义、真理论超出了皮尔士的范围。实用主义是按照命题能否达到我们的目的、满足我们的生物性和感情需要，来决定真伪的方法。任何观念将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带到另一部分，圆满地连接事物，稳妥地发生作用，节约劳动，正是在这些事情上是真的。真，“只是思维方式的方便手段，正如正直是人的行为的方便手段一样。”［5］詹姆斯还提出了两个基本方法：纯粹经验和信仰意志。

杜威的科学方法就是经验的方法，一方面紧贴着自然，“对自然界是保持着忠实的”［2］2；另一方面又扬弃着过时的价值“糠壳”，成为面对新世界和新问题时可以激起力量创造新价值的工具。杜威对经验的改造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经验方法”。“这种经验的方法，我将称之为直指的方法。哲学是一种反思模式，常常属于精巧的和深入的一类反思，这是不用多说的。哲学思考的非经验的方式之所以受到指责，并不是说它依赖于理论活动，而是说它未曾利用精炼的、第二级的产物来作为指出和回溯到原初经验中某些东西的一个途径。”［2］14它是针对哲学的反省而言的，是哲学反思中常常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造成哲学力量与实践相脱离的后果。杜威认为这能够有效检验哲学的价值：理论在回溯到通常的生活经验和具体情境之中时，是否使得经验的意义得到扩大和更加明确清晰。杜威并不是否定反省方法，也不是反对它依赖于理论，而是担心它由于理论的自我封闭的倾向性而不回到原初经验之中。自娱其乐的理论是无用的虚幻之物，也得不到原初经验的检验，更起不到指导日常经验的作用，而且形成独断的气质。按照杜威的设想，经验法或者直指方法对哲学的要求，“第一，精炼的方法和产物应追溯到它们在原初经验中在它的全部丰富和错综复杂的状态中的来源，因而就要承认它们所由产生以及它们所必须满足的需要和问题。第二，派生的方法和结论要放回到日常经验的事物中，在其粗糙的自然状态中求得实证。”［2］25

与经验方法相对立的是非经验的方法，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非经验方法产生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二元分离。非经验方法产生了3个不好的结果：没有实证的检验；没有使得日常经验获得意义的扩展，更深入自然之中；没有开放性而走向自我理性独断。可见，方法使得哲学的出发点不同：原初经验，反思经验。杜威的直指方法紧贴人们的日常经验世界，对问题情境的反思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所发生的具体而现实的情境密切地关联着。杜威说：真正的经验法是从原初经验的现实题材出发，承认反省从中区别出一个新的因子，即观看的动作，把它变成为一个对象，然后利用那个新对象，即对光线的有机反应，在需要时去调节针对于已经包含在原初经验中的题材的一些进一步经验［2］18。这一句话包含了杜威的经验理论的几个基本原理：经验方法在于原初经验；原始经验与自然实在所交互的的现实题材是经验乃至一切的出发点；反省经验的题材来自原初经验的题材；反省经验对于其题材的作用是参与进一个“受”的行动，并把题材变成对象，通过这个对象，反省经验回到原初经验中，并改变可能的后续经验。理论与原初经验之间，存在来源与证实的双向关系。“经验法所要求于哲学者有两件事：第一，精炼的方法和产物应追溯到它们在原初经验中在它的全部丰富和错综复杂的状态中的来源，因而就要承认他们所由产生以及它们所必须满足的需要和问题。第二，派生的方法和结论要放回到平常经验的事物中来，在它们的粗糙和自然的状态中，求得实证。在这种方式之下，分析的反思方法提供在哲学中构成直指法的基本因素的材料。”［2］25。

杜威为何推崇科学研究？因为从科学研究的实际程序判断起来，认知过程已经事实上完全废弃了这种划分知行界线的传统，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7］26。杜威认为传统哲学与科学方法的差别，就是前者坚守对“一种纯粹理论的安全和确定性”的偏好，而后者“涉及深入经验的真正本质的实际工作”。自然科学是个典范，“在自然科学中利用经验所揭示的自然反过来深化和丰富并指导经验的发展”［2］1，对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都是。杜威认识到，“必需通过科学的意义结构在经验中所导致的效果来检验是否把握住了存在的事物，使得事物有意义的呈现出来。意义结构刻画出可能的经验。科学认识是工具性的，即承认环境本身的制约性。科学活动的目的受制于经验的可能性。一切经验都是实验性的。人的行为结构既是认识方式，也是存在方式。”［8］莫里斯曾说：“杜威的哲学概念，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方面要求形成一种把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和把科学作为一种心理习惯的普遍理论，而不仅仅满足于对科学语言进行形式分析；另一方面，要求详细阐述把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接收下来，并把它们推广到人类生活的最广泛的范围。”［9］。

对于杜威试图把科学的实验方法推广到其它领域如伦理领域的努力，哈贝马斯有一个误解。他认为杜威“把实验活动运用到每一个实践问题”是期望太多了，如果他以为道德的后者、政治的价值判断也要根据一个实现价值的工具性实践而得到辩护的话［7］4。哈贝马斯忽视了杜威的实验方法的“假设条件”，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性，而并非要普遍地推广开来。关于“实验认知的这种模式所具有的本质要素是不是也可能移用于人类日常经验中去”的问题，杜威本着对科学探究的信念，认为“我们可能进行智慧的实验探究，这种智慧的实验探究将会扩大观念的范围和调节检验可靠的后果”。但他也重申：“我们说一般地讲来我们可能推广和移用实验的方法，这与其说是一件既定的事实，还毋宁说是一个假设。但是像其他的假设一样，这个假设还要经过行动的试验，而人类未来的历史都是和这种试验维系着的。”［7］148

杜威喜欢引用爱默生的格言：真理在途中。真理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方法。杜威在晚年很少谈“真理”，因为这个词负担了太多的传统哲学的涵义。既然真理是观念的一种性质，而观念仅仅是我们与环境打交道的工具，那么它就只是“有效的或无效的、恰当的或中肯的、浪费的或不俭的，但决不是‘真的’或‘假的’”。杜威于是便用“有根据的可断言性”取代了“真理”的概念。杜威与实用主义的“实用即真理”观念是如此地超越了整个哲学传统，展示出高超的宏大思想关怀，急切的参与各种具体社会活动，并不一定带来如愿的预想结果，但可以给我们带来更成熟的思想与方法。

[1]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2.

[2]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Robert Hollinger,David Depew.Pragmatism:From Progressivism to Postmodernism[M].Prarger Publisher，1995.

[4]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扩充版）[M].顾昕，译.东方出版社，2009：136-137.

[5]詹姆斯.实用主义[M].陈羽纶，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

[6]詹姆斯论文集[G].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411.

[7]杜威.确定性的寻求[M].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桑德拉·罗森塔尔.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M].陈维纲，译.开明出版社，1992：37

[9]莫里斯文选[G].涂纪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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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12.51

A

1673-1999（2010）11-0001-03

刘华初，男，复旦大学（上海200433）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

2010-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