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发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411105)

拿破仑的三副面孔
——普希金笔下的拿破仑形象

宋德发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411105)

由于视角、立场和心境的变化，普希金先后为拿破仑描绘出三副不同的面孔:“人间的灾星”、“伟大的人物明星”和“世上奇异的过客”。对拿破仑评判态度的变迁折射出普希金从激情到沉静，从沉静到超然物外的思想历程，也呈现出普希金多重和多变的身份:俄国人、历史学家、诗人和哲人。

普希金;拿破仑;三副面孔

拿破仑是一位“千年一遇的非凡人物”［1］，他以一生写就的史诗不但受到史学家们的垂青，也吸引了文学家们的眼球。法国的贝朗瑞、司汤达、巴尔扎克、夏多布里昂、大仲马、雨果;俄国的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海涅、马克思、恩格斯;英国的拜伦、雪莱、湖畔派诗人、司各特、哈代、卡莱尔;美国的爱默生;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等，都曾书写和评说过拿破仑。

普希金对拿破仑亦情有独钟，在他的笔下，拿破仑和诸多本土帝王，如奥列格、伊凡四世、鲍里斯·戈都诺夫、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等一起，构筑成一道独特的“帝王形象”景观，传递着诗人对历史的考量，对现实的思虑，乃至对生命的体悟。从整体上看，普希金对拿破仑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差异，因此，在他的笔下，拿破仑也就先后拥有了三副不同的面孔。

一、“人间的灾星”

普希金最早塑造拿破仑形象的是《皇村回忆》(1814)［2］，诗歌对拿破仑的第一个态度是“谴责”。诗中写道，拿破仑是“一个靠诡计和鲁莽上台的皇帝”，他上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用凶恶的手举起血腥的宝剑”，“马上燃起/新战争的可怕烽烟”，以至于诗人惊呼“人间的灾星出现了”。显然，“野心家”和“战争狂人”是普希金对拿破仑的初步判断。

评说历史人物时，视角往往决定立场，立场通常决定倾向。《皇村回忆》评判拿破仑的视角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对普希金而言，看待这场战争的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俄国人”的立场。因此，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是拿破仑入侵俄国:“敌人像浩荡的洪水/淹没了俄国的土地。”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俄罗斯人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阴郁的草原在沉睡，/田野蒸发着血腥气。/和平的城市和村庄在黑夜里燃烧，/周围的天空被照得一片火红，/密林成了难民的藏身之地，/铁犁锈了，在地里闲着无用。/敌人横冲直撞，不可阻挡，/烧杀劫掠，一切都化为灰烬。”

这场战争以俄国的胜利而告终。以此为契机，普希金表达了对拿破仑的第2个态度——“蔑视”:“闻风丧胆吧，异族的军队!”“发抖吧，暴君!你的末日到了!”“看，敌人在逃跑，连头也不敢回，/他们的鲜血在雪地上流成河，/他们在逃——俄国的剑从后面追赶，/黑夜里等着他们的是死亡和饥饿。”在对法国及拿破仑进行否定性塑造的同时，普希金对抵御外敌入侵的俄国，以及打败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赞颂。这种朴素的爱国热情也影响到诗歌对拿破仑更深层次的误读:“你蔑视信仰、法律和正义的呼声”。

1814年，失败后的拿破仑被囚禁在厄尔巴岛，1815年2月26日，他顺利逃离该岛，3月1日返回法国，并很快重掌大权。以此为背景，普希金创作了《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3］(1815)一诗。虽然1812年卫国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但拿破仑投在俄国人和普希金心头的阴影依然存在。因此，这首诗歌还是以“俄国人”的立场对拿破仑被囚以及重登帝位表达了警惕和嘲讽:“黑夜里一座荒凉的礁石上/独坐着拿破仑。/这魔王淤积着阴沉的思想，/想为欧洲制造新的枷锁”。

与《皇村回忆》不同的是，这首诗歌在描绘拿破仑时，还增加了一个“诗人”的立场。普希金很清楚，一个人的自我表白，比由别人来解释要好得多，即使他错了，或是在说谎，毕竟也是在向后人，向了解真相的人揭示自己。所以他潜入拿破仑的内心世界，在批判他狂妄的外在行为的同时，用一场想象的拿破仑独白揭露他精神上的焦灼和痛苦。首先，拿破仑是沮丧的:“留给我的是耻辱和牢监!/我的铮铮作响的盾被击破，/头盔不再在战场上闪现，/宝剑在河边谷田里被人忘却，/在雾中失去了光泽。”其次，拿破仑是孤独的:“只有一个孤独的我心事重重”。最后，拿破仑是缺少幸福感的:“幸福啊!你这残酷的诱惑者，/风暴中你原是我的秘密的守护神，/是你从孩提时候起抚育了我，/如今如同美梦，不见了踪影!”

可以说，“诗人”的立场让《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增加了诸多哲学的意味，诗歌在塑造一个沮丧、孤独和被幸福抛弃的拿破仑形象的同时，还揭示了导致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欲望惹的祸”。从这个角度说，拿破仑不过是一个悲剧性人物罢了，让人对他心生怜悯。但诗人马上提醒读者，这也是拿破仑让世人感到恐惧和不安的地方，因为那个原本沮丧、孤独和自怜的拿破仑瞬间又燃起了欲望之火，在内心叫喊道:“战栗吧，高卢!欧洲!复仇啊，复仇!/哭吧!你的灾星升起，一切都将死亡，/到那时，当全世界变成废墟之后，/我就在坟墓上称王!”

应该说，普希金尝试着理解和包容拿破仑，力图同情和惋惜他的失败和被囚，可当拿破仑叫嚣着“燃起战火!在高卢雄鹰之后/紧跟我们持剑的胜利之神，/众山谷中将血流成河，/我将轰倒各王朝的宝座，/粉碎欧罗巴神奇的盾”之时，普希金对拿破仑的态度又恢复为责难和诅咒。在他看来，卷土重来的拿破仑只会给欧洲带来新的灾难，因此法国人赶走路易十八，迎回拿破仑完全是一场错误:“啊，强盗，高卢人还要把你接纳，/合法的帝王心惊胆战地逃走。”普希金坚信，拿破仑必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颤抖吧!死神就在你头顶，/你的厄运尚在隐蔽!”

《自由颂》［4］(1817)延续了普希金对拿破仑的否定性塑造。这首诗歌的基本主题是歌颂“强大的法律”和“神圣的自由”，与此相应，就是“抨击宝座的罪愆”，向世界呼喊“颤抖吧，世间的暴君”。诗歌中，暴君是作为“法律”和“自由”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们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保罗一世，另一个就是拿破仑。诗歌透露出普希金对拿破仑上台的态度:路易十六被处死是不合法的，因此，拿破仑做法国的领导人也是非法的，他登上皇位，等于把专制的牢笼戴在了法国人的头上:“路易高高升起走向死亡，/他把失去了皇冠的头垂在/背信的血腥的断头台上。/法律沉默了——人民沉默了，/罪恶的刑斧自天而降……/于是，这个恶徒的紫袍/覆在戴枷锁的高卢人身上。”

《自由颂》和《皇村回忆》、《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一样，将拿破仑视为“正义”、“和平”和“自由”的对立面，并且表达了对拿破仑的憎恨之情:“你这独断专行的恶魔!/我憎恨你和你的宝座，/我带着残忍的喜悦看见/你的死亡和你儿女的覆没。/人们将会在你的额角/读到人民咒骂的印记，/你是人间的灾祸、自然的羞愧，/你是世人对神的责备。”

不难发现，少年时代的普希金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主要从拿破仑入侵的视角，以及一个深受其害的“俄国人”立场来评判拿破仑。因此，他用一连串的贬义词描绘出一个面目狰狞、臭名昭著的拿破仑形象:“敌人”、“魔王”、“暴君”、“恶徒”、“早晨的恶梦”、“人间的灾祸”和“人间的灾星”。可以说，这些判断虽然有些偏激和单一，甚至有民族主义的嫌疑，但却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期的普希金在面对拿破仑时，更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普通人，他无法原谅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当然，随着视角和立场的变化，普希金对拿破仑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二、“伟大的人物明星”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悄然离世，普希金于6月8日创作了《拿破仑》［5］一诗。诗人一改此前对拿破仑的责骂，用一种平静和舒缓的基调对他好战的一生表达了疑惑和遗憾:“是谁蛊惑了你?狂人!/谁竟使奇才目光短浅?”也对他的失败表达了哀婉:“拿破仑的严酷时代，/已经无可奈何的沉落。/逝去了，胜利的骄子，/遭受审判的执政者，/他受到天下人的放逐，/已是后代崛起的时刻。”

普希金创作《拿破仑》一诗时，拿破仑斯人已逝，1812年的硝烟业已消散，剑拔弩张的法俄矛盾也逐步淡化，普希金仇恨拿破仑的理由也就少了一个。《拿破仑》一诗表明，普希金没有再“感情用事”，紧扣“侵略”这一关键词大做文章，而是用冷静的心态，理性的眼光，全方位和多角度地回顾和审视了拿破仑的一生。与此相应，他不再局限于从“俄国人”的立场评判拿破仑，而是从“欧洲”甚至“世界”的立场，用一种历史学家的客观和公正来辨析拿破仑的功过是非，并最终给予拿破仑非常高的整体评价:“奇异的命运已告终结，/伟大的人物明星殒灭”，“人民的憎恨已熄灭，/而不朽之光却在闪烁。”

《拿破仑》一诗努力还原出一个“客观”的拿破仑，故称拿破仑为“伟大的人物明星”，预言他“不朽之光却在闪烁”。这是一种历史学家式的评判，包含着高度的历史理性。诗歌对拿破仑的认同并没有止步于此，它在思考“拿破仑究竟给俄国和世界带来什么”时，从政治、文化和理念的层面，而非战争的层面，揭示出拿破仑最为珍贵的价值:“他为俄罗斯人民/指出了崇高的使命，/给世界以永恒的自由，/是他放逐生涯的遗赠。”

“拿破仑是自由的化身”，这一判断在《致大海》［6］(1824)中再次被凸显出来。1820年5月，普希金因冒犯亚历山大一世而遭到第一次流放。1824年9月，他又用第二次流放的开始来作为第一次流放的结束。《致大海》动笔于他离开第一个流放地之前，完成于他抵达第二个流放地之后。从囚禁到再次被囚禁，普希金内心的苦闷、压抑以及对自由的渴望之情可想而知。因此，《致大海》的基本精神便是对自由的向往。在诗歌中，大海、拜伦和拿破仑作为“三位一体”的意象，同时成为“自由”的象征。

1824年，普希金还创作了《“皇宫前肃立的卫兵睡意朦胧……”》［7］，诗歌同样将拿破仑形象“美好化”。这首诗歌的写作背景是:欧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遭到以俄国沙皇为首的神圣同盟的镇压，反动势力乘机抬头，将控制的范围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在普希金看来，这些行为的最大危害是扼杀了自由，强化了专制，因此他指责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无声的禁锢是他给世界的馈赠”。谁与自由为敌，普希金就与谁为敌。现实的困苦让普希金将逝去的拿破仑再次当成对抗专制的救世主:“这就是那位天庭使者，人世精英，/他注定来执行不可知的天命”。怀此信念，拿破仑的外貌被普希金描绘得威武神勇和充满浩然正气:“啊，他的目光诡异，机灵，捉摸不定，/忽而凝视远方，忽而炯炯有神，/像雷神英姿勃发，像闪电辉耀长空;/正处在才华、精力和实权的顶峰，/这位西方的国君/将是威震北方君主的统领。”诗歌在提及1807年的法俄战争时，拿破仑也被视为正义的一方:“这就是他:在奥斯特利兹平原，/横扫一切，猛追北方的联军，/俄国人头一回这样狼狈逃窜。/就是他:带着胜利者的协定，/带着耻辱，带着和平，/在蒂尔西特，出现在年轻沙皇的面前。”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拿破仑的确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者和普及者，他发动的战争无论动机如何，客观上都有助于冲决和瓦解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将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和自由理念向世界播撒。不过，普希金完全忘却“俄国人”的立场，用这样超然的心态来肯定拿破仑的意义，将他当作自由的守护神，不得不承认，他是在塑造一个“乌托邦化”的拿破仑形象。

从“自由的敌人”到“自由的化身”，普希金对拿破仑形象的塑造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原因何在?我们知道，普希金向来是专制的诅咒者，他对沙皇自然也不会有真正的尊敬。《自由颂》、《童话》(1818)等诗都对亚历山大一世进行了冷嘲热讽。不过，那时两人的矛盾并未公开和激化，尤其是当俄国面临外敌之时，普希金更是从一个俄国人的立场来维护和肯定沙皇。可是，当拿破仑不再与俄国为敌时，亚历山大一世却处处与俄国为敌，特别是1820年直接向普希金下手，将他流放到南俄，这让普希金进一步看清亚历山大一世的真面目，认识到真正的“暴君”其实就在眼前。

还必须注意到，拿破仑的入侵在客观上推动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自由意识的觉醒，正如有论者所言:“19世纪初期，拿破仑入侵俄国固然是一种侵略行动，但他在客观上却将‘法兰西的瘟疫’——法国大革命所张扬的反封建的民主自由思想带入了沉睡的俄罗斯，唤起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当一批驱赶溃败法军的俄军贵族青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巴黎时，他们却没有产生任何胜利者的自豪感:塞纳河畔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发展水平。重返俄罗斯后，周围的一切给这批贵族青年造成的心理反差更大了。”［8］可以说，对俄国现实和沙皇的极度失望催迫普希金寻找新的寄托和希望。

同很多不满现实者一样，普希金对抗现实的武器也有两种:“过去的事物”和“远方的事物”。第一种思路让他竭力赞美彼得大帝的武功和美德，希望现实的沙皇能处处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做一个宽容和有作为的帝王［9］。不过，彼得大帝再多么伟大，作为一个专制制度的守护者，他缺乏普希金所追寻的一种根本性的素质:自由。于是，普希金又有了第二种思路，借助法国的拿破仑形象来映照出沙皇专制制度的丑陋，正所谓“人们由于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不满，就会构造一个‘非我’来与‘自我’相对立，把一切理想的、圆满的、在‘我方’无法实现的品质都投射于对方，构成一种‘他性’而使矛盾得到缓解。这里起主导作用的不一定是对方的现实，而是我方的需求。”［10］

三、“世上奇异的过客”

无论是塑造一个否定性的拿破仑形象，还是塑造一个肯定性的拿破仑形象，都说明普希金对拿破仑的描绘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性和现实性。因此，他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对拿破仑的认识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甚至得出两种完全相悖的判断。普希金对拿破仑评判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是由他视野和立场的变迁所致，另一方面则源于拿破仑自身的复杂性:他既是努力奋斗以求欧洲统一与法制的英雄，也是流干法国鲜血，蹂躏欧洲，以满足个人权欲与战争欲的食人魔。普希金在少年时代侧重从“食人魔”的角度来理解拿破仑，在青年时代侧重从“英雄”的角度来看待拿破仑，但都没有意识到“食人魔”和“英雄”其实代表着拿破仑的两面。

不过，在诗歌《你是受谁的派遣?为什么把你派来?……》［11］(1824)中，人们读到了这样的诗句:“你是受谁的派遣?为什么把你派来?/你这样忠心地维护什么:恶行，美德?/为什么闪光?为什么熄灭?”诗人的诸多疑问和种种不确定恰恰透露了普希金已经初步认识到拿破仑的两面性:既是革命家，也是野心家;既是建设者，也是破坏者;既是战天斗地的枭雄，也是命运的弃儿和牺牲品;既将自由的理念向世界播撒，也将专制的牢笼套在欧洲的头上……

诗歌用一连串的疑问传达了普希金对拿破仑的新认识:拿破仑是一个很难对他作出单一和明确评判的矛盾体，这也表明普希金在历经岁月和思想的磨砺之后，终于能够对拿破仑作出历史哲学层面的沉思。不过，在这一连串的疑问之后，诗人又用“这世上奇异的过客”来描述拿破仑，这句话恰恰代表了拿破仑在普希金心目中的第三种形象。这意味着，在普希金看来，能够认识到拿破仑是一个矛盾体固然是一种进步和升华，但是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说，拿破仑所做的一切是恶行也好，美德也罢;闪光也好，熄灭也罢，其实都不再重要，因为他的一生固然有些“奇异”，但终究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历史过客，或者历史必然性的无足挂齿的玩偶，留给后人的除了一声叹息外，还能够有些什么:“世上的一切全是虚无——/人间的一切不值分文，/像一股股大风吹散的尘土。”

《英雄》［12］(1830)一诗同样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冷察拿破仑的一生。乍看这首诗歌的题目，好像它要大写特写“英雄”拿破仑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可事实并非如此。诗歌中有“友人”和“诗人”两个角色，前者代表了世人，后者就是普希金自己。通过友人和诗人的对话，可以获取这样的讯息:普希金承认拿破仑是一个英雄，因为友人问诗人“谁最能征服你的心”，诗人的回答是:正是拿破仑。

为什么将拿破仑当作英雄?友人用反问的方式替诗人设想了种种理由:因为1796－1797年的意大利战役吗?因为1799年的雾月政变吗?因为1798—1799年的远征埃及吗?还是因为1812年对莫斯科的占领?友人设想的理由代表了世人评判英雄的普遍尺度:英雄应该创建“看得见摸得着”的丰功伟业。但诗人却告诉友人，拿破仑之所以征服他的心，与拿破仑的成功无关，与拿破仑的失败也无关:“我看到他不是在战斗中，/不是在幸福的温床上，/不是在他成为凯撒的快婿，/不是当他坐在岩石上/忍受着寂寞的严酷的刑罚，/人们用英雄的诨名将他嘲弄”。很显然，普希金借助“诗人”对“友人”种种猜想的否决，颠覆了人们评判英雄的某些常规标准。在他看来，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是拿破仑成为英雄的理由，反而是“人们用英雄的诨名将他嘲弄”。拿破仑之所以无愧英雄的称号，在于他内心有爱心和仁慈，冒着生命危险去医院探视和鼓励黑死病人:“致命的黑死病(病中之王)/正吞噬着每一个病人……/面对这种非战斗的死亡，/他心情沉重地进行慰问，/冷静地握住病人的手/顿时又焕发了新的劲头……/我发誓:他就是天庭的友人，/不管浑浊的尘世作出/怎样的判决……”

面对诗人抛出的这一全新的英雄观，友人不免为他担心，认为这只是他诗人的幻想，严苛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承认的。对此，诗人并不在乎，他相信拿破仑不是诸多宏大叙事堆砌起来的神话，而是一个有“心”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悲悯和温暖，因此，诗人告诫世人，不要再从外部角度评判拿破仑:“给英雄留下一颗心吧!没有它/他将是怎样的人?一个暴君……”

《英雄》一诗中还有句叹息:“他已经消失了，如霞光一瞬”，这和“你这世上奇异的过客”的慨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回首往昔:我们青春的节庆……》［13］(1836)中，人们又读到了相似的诗句:“拿破仑已被流放到海岛，/在那里的岩石上被人们遗忘。”正可谓“给人类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自己却被永远绑缚在巉岩之上，任由秃鹫啄食他的五脏六腑。拿破仑被困锁在圣赫拿岛的乱石之中，成为一个牺牲品。”［14］不难发现，后期的普希金对拿破仑形象的塑造，更具有一种超脱性，他对拿破仑既没有了浓烈的恨，也没有了热烈的爱，有的只是一种心静如水的坦然、一种参透人世宇宙的睿智。他更倾向从哲学、生命的角度，而非历史和国家的角度来省察这个叫拿破仑的人了。

普希金后期描绘拿破仑的诗句开始传达一种情绪:英雄和凡人一样，他们都是人世间的匆匆过客，一眨眼就成“往昔”了:“帝王一个个登极，一个个倒毙，/时而荣誉，时而自由，时而豪情，/人们的鲜血轮番为之致祭。”又何必因为他们是帝王而多一份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抑或赞叹惋惜呢?普希金此时审视拿破仑的心境与卡莱尔可谓心有灵犀:“拿破仑的事业，名噪一时，其结局如何呢?它像是火药爆炸时的闪光，又像是荒野干草的熊熊燃烧。一时间，似乎整个世界硝烟弥漫。不过，仅仅在一段时间以后，它消失了。然而，世界上的河山，天上的星空，脚下仁慈的大地，却依然如故。”［15］

综上所论，由于视角、立场和心境的变化，普希金先后为拿破仑描绘出三副不同的面孔，这让人们认识到，“诗比历史更真实”并不意味着诗人比历史学家更客观，但意味着诗人比历史学家更真诚和坦白，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因此，诗人对历史人物的评说固然不能代表历史的真实，但一定体现出诗人自己的真实。同时，可以发现，对拿破仑评判态度的变迁折射出普希金从激情到沉静、从沉静到超然物外的思想历程，也呈现出普希金多重和多变的身份:俄国人、历史学家、诗人和哲人。

［1］ 艾米尔·路德维希.拿破仑传·作者的话［M］.梅沱，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3.

［2］ 普希金.皇村回忆［M］∥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3－52.

［3］ 普希金.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M］∥韩志洁，译.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83－88.

［4］ 普希金.自由颂［M］∥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25－230.

［5］ 普希金.拿破仑［M］∥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367－373.

［6］ 普希金.致大海［M］∥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51－454.

［7］ 普希金.“皇宫前肃立的卫兵睡意朦胧……”［M］∥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80－483.

［8］ 汪介之.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45－46.

［9］ 宋德发.“他一个人就是一整部历史”:普希金笔下的彼得大帝［J］.兰州学刊，2009(8):197－199.

［10］ 乐黛云.《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总序［M］∥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3.

［11］ 普希金.你是受谁的派遣?为什么把你派来?……［M］∥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61－462.

［12］ 普希金.英雄［M］∥丘琴，译.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80－284.

［13］ 普希金.回首往昔:我们青春的节庆……［M］∥普希金.普希金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74－477.

［14］ 弗兰克·麦克林恩.拿破仑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600.

［15］ 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M］.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72.

The Three Faces of Napoleon——The Napoleon’s Figure Portrayed by Pushkin

SONG De-fa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visual angel，standpoint and mental state，Pushkin portrayed three different faces of Napoleon one after another:the Disaster in the World，the Great Figure and Superstar，and the Queer Passerby on Earth.The changes of attitude towards Napoleon refracted the ideological course of Pushkin:from enthusiastic to calm，from calm to insular，which exposed Pushkin’s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identities:Russian，historian，poet and philosopher.

Pushkin;Napoleon;three faces

I 042

A

1004－1710(2010)02－0084－05

2009－08－3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基金项目(04JZD0035);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YB057)

宋德发(1979－)，男，安徽庐江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俄苏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林漫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