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碟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广东汕尾 516600)

群聚方式与晚清文学主体身份的变革

胡 碟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广东汕尾 516600)

古代文人大多聚集在某一政治集团或文化集团周围，他们的生存方式徘徊在“独善”和“兼济”之间，始终是一种静态的、以“中和”为美学特征的生存体验。晚清文人依靠新兴的大众传媒和社团学会而群聚，以一种“无根”的精神状态漂浮在现代都市，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以“焦虑”为美学特征的现代性体验。群聚方式的改变直接促使晚清文学主体的身份从传统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

群聚方式;晚清文学;知识分子;变革

中国文学发展到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传统文学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近代文学在语言表现、形象塑造、结构手法、时代风格、审美观念、传播方式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革。这些变革固然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输入密不可分，但究其深层原因，则是中国文学主体身份变革的结果，即文学主体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晚清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身份地位、生存方式上，还是在思想意识、审美体验上，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他们行走在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人生道路上，一切都需要他们亲自去尝试、去探索。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这一代人独特的人生体验，要比任何领域的社会变革的冲击更加强烈，影响也更为深远。然而，诱导这一历史变革发生的原因，却是晚清知识分子群聚方式的改变。

一、群聚方式:从切磋酬唱到传媒社团

文人群聚结社是文学发展史上常见的文学现象，从理论上言，这是文学走向自觉的必然结果。古代文人群聚的方式多种多样，或聚集在某一政治或文化集团周围，如建安七子;或隐遁山林，幽居田园，如竹林七贤;或聚居庙堂之上，如明初三杨;或游历江湖之外，如永嘉四灵。他们的生存方式徘徊在“独善”和“兼济”之间，始终是一种静态的、以“中和”为美学特征的生存体验。然而，到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群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批知识分子从乡村走向都市，或主动或被动地依存于新兴的大众传媒和社团学会，以一种“无根”的精神状态漂浮在现代都市里，感受着欧风美雨的洗礼。这些都使晚清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以“焦虑”为美学特征的现代性体验。

(一)切磋酬唱:“学而优则仕”的生存方式

“士”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称，其社会地位处在“四民”之首，是社会统治阶层——“仕”的基础。在古代社会里，“士”担负着崇高的社会道德职责，维护着整个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定。《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孔子看来，“仁”是“士”的精神内核，弘“道”是“士”的基本责任。“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1］“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是儒家对每一个士人人生意义的价值要求，数千年来不曾改变。生活在清代中晚之际的梅曾亮抒写心志道:“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役使群动;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2］然而，“士”的社会道德责任更多的时候必须借助于“仕”的政治地位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仕”就成了“士”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途径。《孟子·滕文公下》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儒家思想里，“仕”与“学”也是紧密联系的。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孔子认为，人只有学习了一定的知识后才能出仕，才能行道。那么，学什么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可见，孔子很重视《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君子不仅要学习和诵读《诗》，而且应当活学以致用，之后方可“授之以政”。孔子的这一说法在当时是有其现实的原因的。《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杨树达先生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3］可以说，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现象正是孔子“诗可以群”思想的最好例证。

自春秋以降，士人间宴会群聚、交游结社之风逐渐盛行，但其政治外交作用已被弱化，文学的交流游戏意识明显增强。他们或和歌酬唱、次韵赠答，或切磋诗艺，逞才角技，创造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朱光潜先生曾指出:“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友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性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诗人中为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冉波诸人虽亦以交谊著称，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4］其实，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正是儒家“诗可以群”的文学观念在文学实践活动中的体现。“‘诗可以群’不是群体之间切磋对诗的认识感受，而是通过诗实现社会成员之间‘可以群居’的和乐融洽的人际关系。”［5］在古代社会里，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是五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俗称“五伦”。在这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可归于一类，属家庭关系;君臣、朋友可归于另一类，属社会关系。士人之间的宴会群聚就是借助诗的交际功能，着重于沟通君臣、朋友之间的感情，从而建构彼此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古典诗歌中会有如此多的赠答酬唱之作。

由上可知，“士”、“诗”、“仕”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代的士人大都通过诗(文学)来取得仕的地位，借助于群体之间对诗的切磋酬唱来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恪守礼、仁、中、和的原则精神，最终实现自己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的人生使命。这是一条几千年来都不曾改变的人生道路，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们重复着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

(二)传媒社团:被放大的现代性体验

晚清时局，风云激荡，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古老的帝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也由此激发了国人的抗争与反思。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6］《时务报》创办人汪康年也慷慨疾呼:“自甲午以来，吾华士大夫，鉴于中国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之众，败于扶桑三岛，割地偿金，为世大辱，始有亟亟于知己知彼，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7］但如何才能“知己知彼，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呢?晚清士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起步的报刊传媒业，试图利用报刊的宣传作用来达到觉世醒民的目的。对于报馆的作用，梁启超期许甚高:“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8］而谈论到他与同仁创办《时务报》的初衷时，他说:“启超既与同志设《时务报》，哀号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9］

中日甲午战争后，光绪帝锐意变法维新，下诏允许官民办报。维新变法虽很快被慈禧扼杀，但办报之风已势不可挡。据学者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仅国人所办报刊就达50余种，形成近代中国历史上创办报刊的第一个高潮［10］。而“从1905年8月至1911年10月的6年内，全国各地创办的报刊在200种以上，形成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11］面对报刊业的繁荣局面，梁启超欣慰地说道:“呜呼，国事不可问矣!其现象之混浊，其前途之黑暗，无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绝。其放一线光明，差强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也。”［12］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馆通常和书局、学会有紧密联系，是一个集报刊发行与社团组织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传媒机构。例如，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申报馆，就是一个集报刊(包括《申报》、《瀛寰琐记》、《点石斋画报》等)和书局(包括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申昌书局等)为一体的大型文化传播集团，使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文人聚集在其周围，形成了所谓的“申报馆作家群”。再如，对晚清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务报》、《苏报》、《民报》，它们分别是强学会、中国教育会、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本身就是这些社团的宣传阵地。晚清报馆集商业性、文化性、政治性于一体的特点，直接促使了晚清传媒业的迅速崛起，这一方面为晚清的文学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和传播平台，另一方面，它使大批志士仁人投身于报馆，聚集于社团，形成一种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的群聚方式。这种依存于传媒社团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主体从传统士大夫过渡到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首先，压抑的都市生活促使了晚清知识分子现代性体验的生成。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体验问题。”［13］其实，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也是人的生存体验问题，“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公共空间的过程。”［14］传统士大夫出则入仕，居则为绅，生活在一个以血缘、地缘、宗法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里。温情脉脉的宗族关系、和谐相济的乡党关系、亲善互助的师友关系给传统士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最为坚固的情感支撑，他们的生存体验带着厚重的乡土气息。不过，到了晚清，随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商业化大都市的崛起和报刊传媒业的壮大，大批知识分子从乡村走向都市，他们走的不再是那条“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而是依靠自己的笔墨才华游历于繁华的都市之间。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们的内心世界变得矛盾而复杂，迷惘、孤独、苦闷、失落交织在一起，如烈火般煎熬着这一代知识分子痛苦的心灵。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久居上海的王韬就曾感叹:“今之交友者，意气伪也，学问谬也。广通声气者，以喧寂为轩轾;趋慕势要者，以荣悴为亲疏。”［15］传统社会文人之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那份真挚情感已被商业社会的市侩之气冲洗殆尽，面对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晚清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已开始变得浮躁而茫然。“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日记中曾写到他初到上海的感受:“晚出街游眺:香车骏马，电灯如昼，摩击喧阗，真称鬼国。但闻歌馆酒楼，肉竹相倚;蜂痴蝶怨，玉夜香春;俯仰此身，在琼楼玉宇间也。……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16］对于晚清知识分子来说，都市是陌生的、异己的，但同时它也充满着欲望和诱惑。当他们切断了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乡土之根，孤独地行走在都市里时，他们渐渐地体验到自己并不属于这里，都市不是他们的家园，可是故乡再也回不去了。这种人生的无根感和漂浮感带给晚清知识分子的是无尽的焦虑，它挥之不去，摆脱不得，既独特又现代，最终把他们同传统士大夫区别开来。

其次，社团的聚合作用为晚清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上的归属感。当晚清知识分子以一种“无根”的精神状态漂浮在现代都市里时，他们迫切地需要重新寻回精神上的归属感，屡败于外敌的清室已无力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大致相似的人生体验，晚清知识分子很快以社团学会的形式聚集起来，取得了群体身份的认同。甲午之后，全国各类社团学会迅速发展壮大。据学者统计，到1909年，由于教育救国思想的兴起，各地共成立教育会723个，并且仍在加速发展;农学会1911年至少有19个总会，276处分会［17］。清末知识界涌现的社团大多为社会政治团体，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文学社团还较少出现，文学社团的大量涌现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晚清作家此时多以报馆、杂志社、书局等出版机构为中心，形成一个个松散而开放的作家群①潘建国认为，随着近代稿酬制的确立，以书局为中心的晚清小说群开始逐渐形成，其中尤以如下五个作家群体最为重要:1.以新小说社、广智书局、新民丛报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梁启超、吴趼人、周桂笙、留日学生披发生与红溪生等人;2.以月月小说社、乐群书局、群学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吴趼人、周桂笙、天笑与冷血、陈蝶仙与天僇生等;3.以小说林、小说林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曾朴、徐念慈、黄摩西、陈鸿璧、包天笑、奚若、吴步云等;4.以商务印书馆、绣像小说社、小说月报社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林纾、吴梼、陈家麟、李伯元、王蕴章、许指严等;5.以小说时报社、时报馆、有正书局为中心的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冷血、天笑、恽铁樵、杨心一等。参见潘建国:《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然而，无论是组织有序的政治社团还是人员松散的作家群体，都为处在过渡时期的晚清知识分子提供了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他们的群体意识更加强烈，更有利于实现自身的价值。以清末民初的南社为例，1909年南社第一次雅集时才17人，辛亥革命后竟剧增至1 000余人，其发展之迅速固然与革命党人的壮大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清末文人寻求精神上的归属与认同有关。而社员朱鸳雏因诗词创作上的“唐宋之争”与柳亚子发生内讧，最终被其驱逐出南社，不久郁郁而死，也多少与这种归属感的丧失有关。

再次，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放大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加拿大著名的文化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书籍和报纸具有一种天然的动力，这就是形成以集中化模式为基础的、全民族统一的观点。”［18］与古代抄录刻印的传播方式不同，晚清知识分子借助现代印刷出版业将自己的文化成果向社会广泛传播，其传播速度之快、接受范围之广、社会影响之大，都是以往所不曾有过的。面对报业在晚清思想领域的巨大影响，黄遵宪就曾这样感叹:“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19］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晚清知识分子一方面把他们的知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向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使得整个社会形成大致相近的价值观念。譬如清末的那场革命与保皇之争，革命党人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宣传革命救国思想，大造社会舆论，最终使得民主革命理想被整个社会所认同，迎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另一方面，那种以焦虑为特征的现代性体验也被晚清知识分子传递给社会每一位成员，放大成一个民族的焦虑，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著的情感特征。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与侵略，华夏民族如何才能自立富强，重新矗立于世界强族之林，这是那一代中华儿女共同的焦虑。“五四”时期的鲁迅对当时人们的民族焦虑曾有过这样的概括:“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20］晚清知识分子的这种民族焦虑直接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晚清文学中频繁出现的“醒狮”形象也正是这一民族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表征②关于晚清文学中的醒狮形象，可参见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一文，载《南开学报》2006年第4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焦虑中的晚清知识分子迫切渴望中国这头“睡狮”能在炮火声中惊醒，张开牙爪，发出怒吼，让世界为之震撼。

二、晚清知识分子自主性的获得

当晚清知识分子从传统士人阶层中走出来时，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境遇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21］虽然晚清知识分子已失去了庙堂的庇护，在政治地位上已被边缘化，但他们掌握着新兴的大众传媒，传播着自己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言，他们是精神领域的主宰者，引领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边缘化的政治地位给了他们更加自由表达思想的机会，他们由此获得了整个阶层的自主性。

(一)政治地位的边缘化

在古代社会，“士”与“仕”是一体的，“学而优则仕”为“士”提供了一条通往庙堂的捷径。“士”虽然在身份上属于“民”，但却是“官”的后续资源，处在社会政治权力的中心位置。他们既是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然而，逮乎清季，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使仕途之路拥塞严重，士人们已很难出仕为官，政治地位迅速下降。1905年，延续了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明令废止。关于废除科举的意义，严复认为“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22］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切断了从“士”到“仕”的制度纽带，将士人们抛弃在社会政治体制之外，“士”这一阶层也就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了生存，走出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开始自由地选择社会职业，他们或受雇于报馆、书局，或从事教育事业，或自己经商。总之，他们可以选择多元的社会职业，而并非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一条出路。职业选择的多元化一方面使得晚清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走向边缘化，离开了社会政治权力的中心层;另一方面，它也让晚清知识分子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摆脱了“士”“仕”一体化的政治结构的束缚。例如，包天笑19岁考中秀才后便投身报业，1906年入《时报》馆后，月薪80元，后兼职《小说林》，月薪40元，每月固定收入在120元左右，而其全家费用每月不过五六十元而已。此外，包天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当时上海的小说稿费普遍是以每千字2元为标准，而他的小说后来涨价到每千字3元，收入可谓富足［23］。正是晚清报刊业相对可观的稿酬制度，促使大批文人放弃举业，寄身报业，成为自由职业者，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在身份上获得了独立性。

(二)思想地位的中心化

与政治地位的边缘化不同，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牢牢地占据了社会思想领域的中心位置。从维新运动开始，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柳亚子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凭借着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掌握了社会舆论的控制权，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化着他们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于晚清知识分子这一矛盾的社会境遇，余英时先生曾这样描述:“大体上说，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边缘化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但是在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却看到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所以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24］以梁启超为例，他不仅一手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杂志，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影响之巨大，已俨然成为清末民初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当时“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25］

晚清知识分子或许很难理解，以报馆、书局、杂志社、印刷所等出版机构为主的晚清传媒业为何能给他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实，现代大众传媒业给晚清知识分子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他们社会角色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艺术生产方式——是成千本印刷，还是在一个风雅圈子里流传手稿——对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也决定了作品文学的形式本身。”［26］现代传媒业的发展既扩大了知识文化的传播范围，也扩大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控制力。他们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担负着启迪民智的历史重任，他们与民众的关系已不仅仅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更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民众的启蒙目的，晚清知识分子一方面提高小说地位，大量创作和翻译小说，欲借小说实现启发民智的目的。譬如，《新小说》杂志在其发刊辞中言:“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27］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创办白话报刊，试图用浅显易懂的白话俚语与民众进行沟通，以达到传播文明、开化民智的目的，清末白话报刊的兴盛局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正是凭借着对知识权力的占有，晚清知识分子以社会启蒙者的身份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中心地位。边缘化的政治地位给了他们更为自由的思想空间，他们可以挣脱腐朽的政治体制对自己的束缚，全力叫喊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数千年来不曾听过的声音，它充满着力量和生机，在这一阵雷霆般的呐喊声里，人们可以频繁地听到一个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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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ng M od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Subject Identity in Late Qing Dynasty

HU Di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nw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hanwei516600，China)

In ancient time，most intellectuals often gathered in some political groups or some cultural groups.Their lifestyle wandered between the senses of“self cultivation”and“public participation”，and was always a static survival experience featured with the aesthetics of“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While，in Late Qing Dynasty，the intellectuals gathered bymeans of emergingmassmedia，societies and organizations，floating in modern citieswith rootless psychosis，so formed a dynamicmodern experience featured with aesthetics of anxiety.The change of groupingmode directly push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subject identity from traditional scholar bureaucrat tomodern intellectual in Late Qing Dynasty.

groupingmode;literature in late Qing Dynasty;intellectuals;transformation

I 206.5

A

1004－1710(2010)02－0072－06

2009－12－14

胡碟(1982－)，男，湖北孝感人，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教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

［责任编辑:张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