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新

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一个政治优势。延安十三年，党所以能够实现自身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实现中国革命由曲折走向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学习，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了全党。这一时期，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概念，但却实实在在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学习运动，并由此大大提高了全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加强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为抗战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认真梳理和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历史，总结其经验，对于当前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背景分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学习运动并取得重大成果，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它是有效应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内社会矛盾变化的现实要求；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争取中国革命早日胜利的目的要求；也是“建设大党”的自我要求。

（一）延安时期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是党推进学习运动的现实要求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尖锐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激烈和尖锐。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国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7页。。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二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加剧；三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存，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并形成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以民族斗争为主的复杂局面。这种复杂的形势、矛盾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多方面的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同友党友军的关系，率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的胜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人民的力量，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等等，许多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尖锐地摆在党的面前，需要做出正确回答。否则，就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解决这些问题，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也不能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外国的革命经验，而是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革命。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因此，大力推进学习运动，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等重大现实问题，就成为迫切的需要。

（二）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争取中国革命早日胜利，是延安时期党推进学习运动的目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决定了党必须要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水平。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很短，党成立后又很快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加之革命战争年代的条件和环境十分艰苦恶劣，使党没能及时地对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党内长期存在着理论水平不高、运用能力不强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1940年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的讲话中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但“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他认为，在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之后，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③转引自《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刘少奇也指出：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

党的理论水平比较低导致了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未能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精髓，而只是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结论和皮毛。二是未能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么是重理论，轻实践，走向教条主义；要么是重实践，轻理论，走向经验主义，而不是将理论与实践辩证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是使党对错误理论缺乏有效的鉴别力和抵制力，以至于错误理论较为长期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说：“为什么那些错误的东西在党内能卖得出去呢？……其原因就是我们理论上很弱。”①转引自《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第131页。四是导致中国革命实践屡次出现挫折甚至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

由此可见，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成败。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刘少奇认为：“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把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④《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因此，为了提高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推进学习运动。

（三）“建设大党”，是延安时期党推进学习运动的自我要求

抗战爆发后，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也得到迅速发展，到1940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80余万⑤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党已成为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成为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战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核心力量。但是，从党的自身来看，却仍然存在着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新发展的党员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低，思想中存在着较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意识，缺乏对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鉴别能力，容易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所蒙蔽，成为党内错误倾向滋长的温床。二是党在历史上的历次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还没有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党内还广泛地存在，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思想统一和政治上行动上的一致。因此，为了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肃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建设一个马列主义的党，必须大力推进学习运动。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9页。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基本历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正式启动是从1938年10月开始的，到1945年4月延安整风运动结束止，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8年10月至1939年底，学习运动的动员与兴起阶段

早在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8页。的论断。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学习的号召，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因此，普遍地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12月13日，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民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又说：“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为止”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30页。，并要求把学习作为检查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12月25日，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了《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939年2月17日，为了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二三月间，制定并公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都要编班编组，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讲话。指出：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行的。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③《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4～125页。张闻天、李维汉也讲了话。大会以后，共有2000多名在职干部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学习。8月，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增加到3022人。④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第169～170页。

第二阶段：1940年1月至1941年5月，学习运动的正规化与学习质量的提高阶段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提高其质量”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自此，中央干部教育部和各级党政组织，着重抓各干部学校教育的正规化：延长学制，一般为1年或2年，有的甚至3年；规定初级、中级、高级班的学习课程；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3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对《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进一步将在职干部按文化和理论程度分为4类，规定了各类干部的学习课程及成立学习小组的学习方式，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学习经验，并举行奖励。10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应以中央指示为标准制订，宜短小精悍，便于执行；干部教育宜采用教科书式课本，并附研究大纲，便于携带和阅读；县委和区委应设专任教员和学习辅导员，党校要开设辅导员学习；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这些指示发出以后，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逐步走上了正轨。

为了提高学习质量，1940年10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强调目前延安在职干部的基本任务，是加倍提高学习质量，参加学习的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并提出了提高干部学习质量的8条措施，要求“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嚼得烂，懂得透”⑥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437页。。中央还十分重视对干部学习的指导，不仅为各单位配备了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聘请老同志和专家指导和解答疑难问题，还请党中央的领导和各根据地的负责人作报告，提高干部学习质量。同时，为了督促学习，推广经验，使学习取得成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又先后于1939年8月、1940年1月、1940年5月组织了三次大的检查。通过检查，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学习的思路，推动全延安的学习。

第三阶段：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是学习运动的深入和学习与整风相结合的阶段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严肃批评了当时干部学习、教育中存在的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强调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区都要成立高级学习组，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工作。同时成立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王稼祥任正、副组长。11月29日，中央军委也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设立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为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以推动军委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工作。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了当时延安干部学习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学与用相脱节的问题，重新规定了各主要干部学校的具体目的，并对各干部学校的领导体制、招生、教员、教学原则与方法、教材、教学设备、行政领导及学风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和规定。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的学习运动达到高潮。从4月3日中宣部发出“四三”决定到整风运动结束，党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等22个文件，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推进整风运动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整风始终坚持以学风建设为主线，紧紧围绕学风、党风、文风等“三风”建设，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延安整风，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彻底地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内容和方法

（一）内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国情与现状。

1.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精神实质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因此，推进学习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精神实质。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读了许多书的人不能说是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背得烂熟却不会应用的人不能说是理论家。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怎样才能做一个这样的理论家呢？“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4页。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它的精髓和灵魂又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为全人类谋利益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它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为此，不管是干部学校的教育，还是在职干部的教育，都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问题及党的建设等内容作为主要课程②参见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1921—1949）》（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党校和军政学院的几乎全部课程都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问题，其他学校也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问题的课程设置为共同必修课程，约占学时的1/4左右。毛泽东曾就抗大分校的教育计划提出看法，认为抗大分校，“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①《王稼样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2页。。延安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将政治理论放在突出的位置，全校共同课为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之研究，及革命人生观与思想方法之修养，各院系专修课程为与业务有关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等。陕北公学的主要课程是三门：一是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改为中国问题）；三是抗日游击战争与群众运动。此外还经常进行党的路线和时事政策学习，普遍接受军事训练。②季诚龙：《回忆陕北公学》，《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在在职干部教育中，开设了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党的建设、中国问题、游击战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马列主义和中国问题方面课程。

2.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

历史是现实的脐带。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脉络和瑰宝，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传承与文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情感。推进学习运动也要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以便更好地为当前的中国革命服务。

对于中国的历史，毛泽东首先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以饱满深情的笔调对中华民族及其历史进行了热情讴歌，接着，他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分析，认为，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造成农民极端穷苦和落后和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又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因此，他提出，要集中力量，分工合作，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进行深入研究，探究其落后的原因，探讨其发展的规律。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强调应坚持两种态度，即古为今用和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文化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态度。1939年1月，毛泽东致信何干之：“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1944年11月，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又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7页。批判继承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文化的又一态度。如，“实事求是”一词，原为献王刘德所提：“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指考证古书时求其真本，讲的是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则把它发展成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实事求是”后来被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概括表述。

3.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国情和现状

党推进学习运动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及其运用理论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国情与现状。

毛泽东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②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6页。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因此，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确揭示和把握中国国情，全面认识中国现状。

认清中国国情，首先是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这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毛泽东精辟透彻地论述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指出，中国已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页。。

认清中国国情，也要认清中国当时的现状。我们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为此，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日，中央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调查研究的实施提出具体意见。按照这两个《决定》的要求，党中央和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都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全面地开展起来，形成一个调查研究的高潮。这些调查研究及其成果，对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党务等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为党了解和认识中国现状提供了基础材料，并进而为党制定正确的策略提供了可靠的客观材料。

（二）方法

1.大力开展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

延安时期，为了推进干部教育和学习，培养更多的革命人才，中共中央不仅恢复了中央党校，而且又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民族学院和延安大学等30多所学校，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干部教育。这些干部学校，虽然具体任务、目的和教育与培训的对象不同，但它们都非常重视政治教育，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都从抗战的需要出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培养干部。

干部学校教育成绩显著，仅1938年在校学员就达1万人以上，到1939年6月，已结业和在校的学员超过3万人。在整个抗战期间，这些干部学校，包括各地的分校，为抗日前线和全国各地的民众运动，培养干部10万人以上。⑧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第163页。学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为抗战的骨干和领导者，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由于人力物力有限和工作的需要，当时不可能开办很多干部学校。因此，中央决定在开展干部学校教育的同时，大力进行在职干部教育，而且在干部教育的比重中占第一位。虽然是在职干部教育，但由于“计划性强”和“组织性好”，因此，“它的学习效果是好的”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448页。。从1938年至1942年，大约有近万名在职干部参加了教育、学习，有力地推动了延安的干部学习运动。

2.倡导“挤”和“钻”的“钉子精神”

延安时期，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工作，给全党学习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为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积极倡导“挤”和“钻”的“钉子精神”，要求学习与工作两不误、两促进。他说：“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2页。

怎么“挤”呢？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0～181页。李维汉提出了“挤”时间的三条具体建议：一是领导同志要作出表率，自己要挤出时间学习；二是“挤”是一种斗争精神的反映，就是要用力挤，下决心挤出时间来学习；三是“挤”也要有方法，就是要切实贯彻好学习制度。④李维汉：《怎样开展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解放》第88期，1939年10月。

怎么“钻”呢？毛泽东说：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1页。李维汉还提出了“钻”的七条具体方法：认真精读和研读马列著作；将马列著作和参考资料结合起来阅读；集中阅读和个人阅读相结合；阅读时要采取客观的态度；要鼓励和提倡同志间的自由谈话；要在读马列著作中仔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阅读时必须同时注意对象之历史的和理论的两方面。⑥李维汉：《怎样开展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解放》第88期，1939年10月。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历史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增强了党性，提高了全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克服了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了党性

如前所述，延安初期，我们党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这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影响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和党的战斗力。究竟应当走出一条什么样的建党之路，这是党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开展学习运动的战略思路，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把加强学习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推进。通过学习（包括整风），较彻底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及主观主义等三股歪风，坚定了无产阶级立场，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增强了全党的党性，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更加纯洁了，战斗力更加坚强了。

（二）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党内却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它的本质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另一种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的本质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主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科学地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前者以王明为代表，后者以毛泽东为代表。但在延安时期以前，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一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即便是到了延安初期，毛泽东在党内已处于领导地位，但是，由于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较低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在党内仍有很大影响，严重地影响党的思想统一和政治上行动上的一致，严重妨碍中国革命的发展。

从1938年10月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运用。通过学习，使全党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精神实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最终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代替了主观主义的态度，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一些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党员干部来说，通过学习，开始了解或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为日后自学和工作打下了基础。李维汉曾回忆说：“当时，学习马列主义，对一般学员来说是新鲜事，有的虽然入了党，但还没有正式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学习，对他们说来确实是一种启蒙教育，时间不长，收获很大。现在白如冰、罗青长、林肖硖、黄华等都有反映。白如冰说：‘我过去心中只有一个字，就是‘干’。从进中央党校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为以后更好地工作和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罗青长说：‘我们在党校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双胞胎’，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觉得很新鲜。我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就是从党校开始的。’林肖硖说：‘在中央党校短短几个月的理论学习，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它不仅使学员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而且为以后的自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些回忆都是很实在的，说明他们在党校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找到了一个自学的门径，帮助他们在往后的工作中继续深造。”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91页。

（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抗战初期，党的领导干部文化素质低下的现象十分严重。仅以陕甘宁边区的安塞县为例，县区一级干部的文盲比例为，区委书记占4.3％、区长占57.1％、自卫军营长占85.7％、妇联主任占100％、工会主任占67.1％、保安助理员和青救会主任均占28.1％。②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0页。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共中央一落脚陕北，瓦窑堡会议就指出：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进入延安之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了一大批干部学校，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等30多所。尽管这些学校还不十分完善，但及时为我党培养出一大批抗日人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又广泛深入地开展干部的在职教育。这样就形成了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新格局。而学习运动又使二者有效对接，形成了相辅相成、整体推进的干部学习、教育的工作局面。通过学习运动的开展，使各级各类干部不仅学到了理论、文化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养成了重视和努力学习的理念和习惯，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与本领，使党的干部队伍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据1939年11月统计，“党政方面”，“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①《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调集10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开进东北，与东北的抗日力量会合，发展和控制东北。在这2万名干部中，有90％是延安知识分子②转引自刘悦清《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在延安成长起来的这批知识型干部，在中国革命及以后建设事业中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四）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学习运动，使全党对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精神实质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领悟。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之后，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贯穿着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认识到毛泽东是实现这一结合的光辉典范。于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和高级领导干部都纷纷研究和概括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并期望给以适当的命名和加以正确的评价。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3页。，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中。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④《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⑤《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2页。。可以说，正是通过在全党大力开展学习运动，特别是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才得以确定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页。。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基本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服务了当时革命的需要，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当前我们开展学习型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关于学习的多个文件，以及毛泽东在多篇报告、文章中都始终强调，学习的方针原则是：学用一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极端恶劣的毛病。

但是，在1941年前，延安的理论学习却存在着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相脱节及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明确向全党提出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并特别强调“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1942年2月，毛泽东又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系统深刻地阐述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党的事业的严重危害，领导全党掀起了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主要核心的整风运动，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和作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还通过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干部的学习、教育一定要做到：“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弃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①《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0日。中央的《决定》及毛泽东的这些报告，对彻底清除干部学习中的教条主义遗毒，使干部学习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纠正了过去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实质，只注重死记而不注重应用的错误倾向。在军事、经济、文艺、法律、自然科学和医学等专门学习中，也都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课程，并使干部的学习同全党的工作大局紧密相连。

（二）构建机制，以制度保障、规范、推进学习运动

党推进学习运动，不仅要靠行政手段，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更要靠制度。健全完善的制度及其有效执行对推进学习运动具有规范性、保障性、全局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作用。

延安时期，为了推进学习运动，党构建了比较完善的保障机制。首先成立了各级各类的学习领导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其次，党中央先后出台了30多个重要文件，加强对干部学习、学校教育和整风工作的规范与指导，初步建立起一套干部学习的制度和方法。再次，还制定了一系列监督、检查与考核制度，积极开展检查活动。切实有效的学习制度不仅保障了干部学习任务的落实，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制度，初步培养起了干部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和通过学习改造世界观、指导实践的实际能力，并进而使学习成为我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三）学习内容要全面、系统，不仅要学习国外的，也要学习国内的；不仅要学习历史，也要了解现实，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延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多次强调，学习内容要全面、系统，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也要学习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更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与现状，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的是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发出在党内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要求党员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历史。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同志言必称希腊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宗的种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割断历史。不但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他还多次强调，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得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通过全面、系统的学习，汲取外国的长处，借鉴历史的启迪，服务现实的需要，从而将学习推向深入、提高质量、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