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刚

2010年10月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进行抗美援朝作战60周年。10月23日，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联合举办的“抗美援朝决策及其影响”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召开。来自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会议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交流，现将研讨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基本概念及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评价问题

概念不清，则判断不明。针对将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不加区别的做法，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异议。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徐焰教授、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齐德学研究员（其发言已在本刊同期专文发表）、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等指出，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它是既有关联，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应把这两个基本的概念区别开。毫无疑问，这两场战争紧密相联，但其性质不同。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6月25日，开始是内战；当时中国希望周边和平，之后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政，这并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抗美援朝不得不打，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中国才开始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对这两个概念如不加区分，会直接影响到对诸多问题的判断。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与十年前相比，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材料并没有更多新的“解密”，焦点集中在抗美援朝战争该不该打、打没打赢、打得值不值等评价问题上。

对此，徐焰指出，无论如何，这场战争是新中国无法回避的。帝国主义已经侵略到家门口，新中国没有有效的海空军可以反击，只能选择在陆地上和它较量。在陆地较量最好的战场就是在朝鲜。这场仗值不值得打，就看它的得失利弊如何。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确实付出了一些代价，牺牲的人员按现在的统计是18万人（当年战场直接统计是11.4万人，后来加上一些伤病员付出了一定的牺牲），也付出了一些经济代价，但没有影响我国的经济生活。而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显示了顽强的战斗力；同时，当时中国在第一线，苏联在第二线，苏联也给予了相当大的物质上的回报，最大的回报不是那些枪炮和弹药，而是帮助中国建设了当时被称之为156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因此，毛泽东当年讲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事过60年之后，我们看一看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应该充分地感受到确实是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他认为，朝鲜战争是从三八线开始，又打回了三八线，是打平了。而抗美援朝战争不是从三八线开始的，是从鸭绿江开始，把美军向南打退了500公里，这当然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熊志勇指出，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当然最好是不打，因为它从内外两个方面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困难和负担，包括经济、安全和统一等方面的问题。然而这场战争是否进行并不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意志，是中国人不得不打的战争。对于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不能不考虑它基本的安全需要。如果联合国军胜利，我们边境上将新出现一个反共敌对的国家；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进攻北方，美国根本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根本不认为中国会出兵；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进新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怎么能不担心美国的威胁；我们解放台湾的计划被美国第7舰队所破坏，美国的侵略已是一个既定事实。从现在公开的各种材料看，这些情况导致中国领导人下了参战的决心。几十年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不能代替从当时的背景和条件出发客观地对历史的评判。他认为，抗美援朝战争避免了中美之间以后可能爆发的战争。他指出，有人假设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会如何如何，假设没有这场战争是否中美之间就会一直和平共处。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大工业基地的东北会受到敌对势力的威胁，而且我们也体会不到一场现代化战争的沉重代价。同时，美国也体会不到与中国军事对抗的困难和代价。那么在1954年印度支那出现美国干预的苗头时，我们就可能由于前面的教训而更深地军事卷入以帮助建立一个友好的国家，美国更可能目空一切地再次出兵越南，中美战争依然会发生。事实上，正是由于考虑到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朝鲜战争后中国的条件，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主张停火恢复印支和平，美国一时没找到干涉的理由。这才避免了一次可能的中美战争。再后来由于越南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开始大规模出兵越南。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为了争取早日结束越南战争，决定轰炸越南北方并曾考虑出兵进攻北方。中国政府明确地指出：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是侵犯中国，在援助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方面，“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有了前面一次教训，这次美国政府认真地对待中国的警告。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即便是美军处于极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也没有对北方发动地面进攻。当然，中国也没有出动战斗部队与美军较量。这又避免了另一次可能的中美战争。总之，在冷战的气候下，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就可能有别的一场中美战争。换句话说，这一场军事较量让中美两国都学到了许多。

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运动）与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

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针对有人提出抗美援朝延缓和阻滞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观点，徐焰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一共是花费了战费相当于人民币新币62亿余元，也欠下了苏联30亿人民币的军火债。但是总体上来看，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两年九个月当中，中国的经济依然快速发展，而且获得了每年15％的增长率，因为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的花费，从战费看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2％，并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另外，抗美援朝战争焕发了民族精神，也促进了国内生产建设的积极性。至于抗美援朝所欠下的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后来的6年时间内，就还清了。这只占当时国家财政支出的1％左右，微不足道。

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庞松研究员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不能不影响国内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鉴于战争始终在境外进行，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稳”就是要稳定市场。当时在统一财经的框架下，实行相对灵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即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充分调动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抗美援朝期间，国家有组织地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收购包销，有力地保障了军需供应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同时，中央把扩大城乡交流摆在财经工作的第一位，1951年至1952年，全国各种物资交流大会此起彼应，盛极一时，很快为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土产品打开了销路，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农民手里有了钱，首先用于增加生产投入，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推动了城市工商业产销两旺，形成城乡经济初步繁荣局面，国家也增加了税收和财政收入。随着抗美援朝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国家财政支出的重点逐步转向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方面，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也加紧进行。这对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抗美援朝战争不失时机地转到大规模工业建设上来，具有重要意义。庞松指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影响，是经过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提上日程，以增强国力，巩固国防。由此，在抗美援朝中初见成效的统一调配资金和重要物资的财经体制，很快过渡到全社会经济生活都由国家统筹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同国家建设计划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个体私人经济，也加快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都是由抗美援朝战争进一步强化的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要求与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并与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并称“三大运动”。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罗平汉教授具体阐述了抗美援朝运动与土地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抗美援朝运动与土地改革运动互为影响，互相促进。一方面，抗美援朝加快了土地改革的进程。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时，全国业已完成或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1.45亿（总人口约1.6亿），尚有约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3.1亿）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当时的计划是，准备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之后，决定加快土地改革的进程。比如，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关于提前完成土改的指示》，其中说：“美帝国主义正在扩大侵略战争，国内外反动分子正加紧进行活动，华东地处国防前线，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尚未全部肃清，只有迅速完成土地改革，才能使我们已得的胜利更加巩固，才能使我们更有力地应付可能到来的新情况。因此，提前完成土地改革，是华东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指示还提出：“在一切土地已经分配完毕的地区，应迅速结束土改，把中心工作转移到发展生产和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方面去。”①《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4页。这个指示说明，之所以要提前完成新区的土地改革，其一，土改不但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而且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它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如果土改的时间延续过长，显然不利于新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巩固，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国内的稳定尤显重要。其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中共领导人对战争的估计是，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重点应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基于这种考虑，如果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两大运动长时间同时并举，势必会影响国内农业生产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这正是华东局提出要提前完成土改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之后，各地加快了土改的进程，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比原计划提前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土地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进行。经过宣传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意识到，要保住自己从土改中得到的土地财产，就必须投身抗美援朝运动，只有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美国侵略者，蒋介石才不可能重返大陆，地主们才不可能借国民党之力反攻倒算，因而他们或捐款捐物，或参军参战。土改之后，大量的翻身农民纷纷报名参军，提供了大量的兵源。

三、关于应对战争的做法与经验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与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有直接的关系，与会专家学者从“平战”体制、社会动员、宣传策略等方面解读、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虽倾全国之力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但并没有把整个国家纳入战时体制，而是“平战”结合，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都是平时体制。庞松指出，朝鲜战争是在我国由军事战争转入和平建设过程中突发的、对我国安全造成直接威胁的复杂国际事变。我国作为主要交战方卷入了战争，但国内并不是战争的锣鼓压倒一切。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整个国家体制显示出集中、高效、统筹、协调的特点，保持了一种平战结合，处变不乱，张弛有序，正常运转的状态，使邻境战争和国内的经济改组、民主改革、社会变迁形成良性互动。在抗美援朝期间，战争、土改、镇反、社会改革、经济恢复、教育文化发展，几套锣鼓一起敲，各项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同时，统筹全局的国家体制，还使我国以较少的战争经费和物资消耗，达到了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的目的，体现了新中国强大的政治优势。在保证战争胜利的前提下，国内社会政治安定，金融物价稳定，工商业繁荣，城乡交流活跃，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不仅没有像预计的那样因为战争而推迟国内的经济建设，相反各项准备工作与抗美援朝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1953年如期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与国内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是分不开的。抗美援朝运动是一次成功的社会运动，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轨迹。中国政法大学侯松涛博士指出，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之初，就不是纯粹的战争动员，它本质上更多的是针对国内工作，是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重要时机，通过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动，为国内其他方面的工作提供动力或创造有利条件。在抗美援朝运动呈高潮之势的1951年，是国内各种运动最多的一年，因此，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推进，必然越来越彰显其社会动员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动员的目标越来越被扩大化、宽泛化。因此，一方面，战争的过程与动员的过程在某些阶段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战争过程的变化也影响着动员内容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二者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一致的。有时甚至出现战场状态低迷僵持而国内抗美援朝运动却呈日益高涨之势的局面。在运动动员的初步扩展中，除了与抗美援朝自身相关的动员工作如宣传教育运动、支前运动而外，又有宗教革新运动、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这样处于又一层次的运动，它们体现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初步扩展。此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在抗美援朝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深入与普及阶段，它以抗美援朝为契机，甚至以抗美援朝为动力，推动与促进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土地改革运动，如镇压反革命运动，都是在此阶段开始联合式运作。形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实际运作中相互呼应、互为动力的局面。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被全面扩展。在这种社会动员的全面扩展中，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不仅限于战争动员，不仅限于清除恐美、崇美、亲美心理和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的消极影响，而是几乎容纳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故鼎新中全部的革命与建设工作，因而必然体现为一场宏大的社会动员场景。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全力投入的条件下，抗美援朝运动很快在1951年上半年走向高潮，从1951年6月间朝鲜战场转入“边谈边打”阶段之后，即已经转入常态化阶段，在此阶段，抗美援朝运动以“与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动员模式而成为“一切工作的促动力”，此阶段一直持续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而长达两年之久。由于以上特定思路的实践和特定过程的进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目标最终呈倍增式完成的状态，即不仅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促进了国内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的胜利完成。

与会专家学者还指出，抗美援朝战争（运动）中的动员手段和宣传策略值得认真挖掘。当代中国研究所刘国新研究员指出，党和政府没有简单地号召人们去打仗，而是注意怎样选择宣传的侧重点，以达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所要解决的是让广大民众明白为什么要打仗，特别是普通老百姓那种美国侵略朝鲜与中国无关的心态和连年战争后的厌战情绪。因此，在宣传时，把握的重点是讲清楚美国侵朝与侵华分不开，并且指出从北朝鲜缴获的文件看美国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计划。这就把中国的安全利益同朝鲜的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实行战略退却，民众又有了新的疑问：朝鲜都退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对此，宣传要点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朝鲜人民的继续斗争，对我们有重大意义。朝鲜人民经过持久努力，一定会转入反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支援对于朝鲜人民的持久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全力支援。由此可见，宣传策略的正确性和动员的有效性。在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如何将其引向深入，使人民的反侵略热情持续发酵？党和政府及时抓住美国单独对日媾和这件事。因为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历史相去不远，伤痛犹深，所以指出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就是重新武装日本，一定能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从而使抗美援朝运动得以进一步开展。另一方面，对日和约是一个很复杂的国际问题，其本身有第一次草案、第二次草案，涉及《开罗宣言》、《联合国家宣言》，甚至《雅尔塔协定》；牵涉的国家也不止中国、美国。所以，规定在宣传的内容上有所简化，在方式上有所区别。比如规定在游行示威中以反对武装日本为中心口号；在集会上以回忆和控诉侵略者的罪行为主。这又体现了宣传策略的正确性和动员的有效性。时至今日，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并不失其光彩。庞松指出，在社会政治动员上，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决策后，即鲜明地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在全体人民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但美国侵略者已经打到国门口，如果不出兵援朝，怎么能保卫历尽艰辛获得的革命胜利果实？怎么能顺利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家卫国，尤其把“保家”放在“卫国”前面，讲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也最容易获得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认同和真心拥护。当时在一部分人民中确有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最有力的宣传教育莫过于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美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鸭绿江边。面对严酷事实，各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都能接受和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鄙视、仇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观念普遍树立起来，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订立爱国公约，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更形成全民的热潮。志愿军英勇作战的事例鼓舞着人们，“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罗平汉指出，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中国的盟国，当时一般民众对美国的仇恨并不十分强烈，在很多人看来，美军只要没有越过中朝边界，中国完全可以不必要介入，故而对抗美援朝不甚理解。但在发动抗美援朝运动的过程中，宣传媒体将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与一些地主盼望蒋介石回到大陆紧密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动员广大农民积极投身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途径。这种宣传动员是非常有效的，它增强了翻身农民对美国的仇恨和反美情绪，认识到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之间的内在关系，农民被成功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抗美援朝战争（运动）中。

四、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现实意义

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抗美援朝战争和运动中体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需要大力弘扬的精神。

刘国新指出，60年后重温抗美援朝，需要继续弘扬全民族应战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可概括为三句话：承受压力，应对挑战的心态；藐视困难，勇往直前的气势；团结一心，敢于胜利的胆识。这是抗美援朝这场战争（运动）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这种精神的实质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总体承受着各种挑战，只有形成全民族团结的局面，才能战胜各种困难。没有这种精神状态，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抗美援朝，使爱国运动和本职工作密切相连，把无限高涨的革命激情及时地引导至具体的日常的工作之中，从而使抗美援朝军事斗争和各行各业的增产运动并行不悖，取得抗美援朝胜利和国民经济恢复相得益彰的成就。尽管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但毕竟是邻境战争，战略后方基地主要在东北，关内仍为常态，国内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运行，不必像全民族抗战那样转入战时体制。所以，经济建设仍是重要的一环，不能偏废。不仅如此，一定的经济建设力度和经济发展速度，也保证国家可以拿出足以支持前线的物质需求。基点明确了，党和政府就致力于把爱国运动和本职工作密切相连。先是鼓励大家订立爱国公约，接着不失时机地把爱国公约引向爱国增产，把“多打一粒粮食”、“多生产一支棉纱”、“多造一个零件”统统与支援抗美援朝前线挂钩，使境外战争和国内建设两个轮子同时运转。结果是，军事上取得胜利，经济上得到发展。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治国理政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徐焰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有着历史和现实的两重意义。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新中国建国奠基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毛泽东在1949年9月新政协会上曾经宣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站起来体现于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美国人就入侵中国的领土台湾，同时进攻中国的邻邦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时候显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必须做出实际的反应，而不能仅仅只有口头的抗议。它的现实意义，主要从继承抗美援朝战争的精神方面。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距现在整整过去了60年，世界形势乃至整个亚洲东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人们看待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是应该继承当年志愿军前辈们留下的那种可贵的精神，用于保卫和建设我们的国家。继承抗美援朝的精神，主要继承的就是两个精神，一个是爱国主义精神，一个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两个精神应该说是我们需要长久继承的法宝。今天的中青年人没有经过战火的考验，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需要继续振兴我们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高举的旗帜，这就是我们现在纪念抗美援朝最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反思战争的一些言论，熊志勇指出，和平来之不易，战争需要反思，但不能以反思战争名义来怀疑那些为抗美援朝战争而牺牲的烈士，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另外，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张琏瑰教授介绍了韩国方面对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概况，他指出，在关于朝鲜战争有关著述中，大部分著述有这样几个特点：（1）偏重于过程描述，缺少理论概括和归纳。（2）在谈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史实时，一般都较平和，极少使用攻击性词语。例如，韩国2000年重印发行的《新国史事典》（教学社出版）在谈及志愿军参战一事时仅用“中共不宣而战，开始投入兵力”一语带过。韩国教养出版社1982年版的《故事韩国史》也几乎使用同样的语句。1992年出版的高中教材《国史》（下）谈及此事时写道：“正在民族几近实现之时，中共军队介入了，国军和联合国军后退到汉江以前。”这种表述基本上反映了韩国官方的观点。在私人著述中，对志愿军入朝参战一事的描述大体也是客观叙述，攻击性言词不多。例如：（1）现代经济日报社1975年出版的《北韩30年史》设有专章讲“六二五动乱”，其中有一节为“中共军的介入和停战会谈”，只是叙述志愿军参战过程，没有评论性语句。（2）东亚出版社1995年出版金学俊著《北韩50年史》一书，也把主要战争责任放在朝鲜那里，只称“北韩吁请中共军队”，“北韩把战争指挥权移交给中共军”等。（3）韩国前任统一部长官（2004年—2006年）李钟奭于2000年出版专著《朝中关系1945—2000》一书，其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战前及战时的中朝关系，对中国领导层出兵与否的争论、参战过程、志愿军入朝后战争局势的转变都有详尽的描述，但同样没有攻击性言论。张琏瑰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虽与韩国军队交战，但韩国民众对中国并无恶感。韩国一位高官（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部长）曾对他谈及，战争时无论是北韩军队、美国军队还是韩国军队，只要一进入他们位于开城的村子，百姓们都要逃进山里躲避，唯有志愿军入村，百姓不逃，因为中国人对村民十分友好。他说，当年志愿军住在他们家，还教他唱中国歌，至今他仍会唱。张琏瑰认为，中韩之间历史上的特殊关系，中国文化对韩国社会的深厚影响，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的良好表现，给韩国官方和民众都留下正面印象，直接影响了韩国官方与民间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