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论史家修养

徐国立 李庆祥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史学发展要求，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家修养论，对史家修养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若运用传统史学的才、学、识、德来概括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1)关于史才，着重论述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治史方法和撰述的技艺问题。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对此十分重视。关于如何搜集和整理史料，翦伯赞的《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对此作了系统论述。关于治史方法，五大史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史家治史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要懂得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二是要将全面研究与重点研究相结合。关于史著的撰述，五大史家强调客观、简洁而生动地叙述过往的历史是史学撰述的重要问题。(2)关于史学，主要论述了专与通，拓展知识的途径，掌握外语的重要性问题。范文澜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与通有较系统的论述，强调史学工作者必须有专精的知识和研究。侯外庐强调史学工作者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关于拓展知识的途径，五大史家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走群众路线、掌握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的方法的重要性。(3)关于史识，主要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学习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问题。(4)关于史德，倡导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提倡谦虚谨慎和勇于学术创新的品质。他们的史家修养论，对当代史家提高自身修养有重要启示。(雪晴摘自《安徽史学》2010年第6期，全文约23000字)

60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

游正林

中国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阶级或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存在着脱离群众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现象引起有关人士关注，由此启动了工会的改革进程。第一次大改革以1949年7月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和李立三的报告与发言为标志，旨在把工会办成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保持工会对职工群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李立三犯了三个“重大的错误”而被调离全总后，此次改革随之停止。第二次大改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8年10月召开的全国总工会第十届执委会第六次会议和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通过的《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为之绘制了一幅理想蓝图，这同时也属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6月以后，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基本停滞，设想中的工会改革亦偃旗息鼓。进入新世纪后，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多方面征求修改意见和认真审议，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工会法》的修改，增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等多项规定，这意味着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工会肩负起代表职工利益的重任、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这样，又一次把中国工会推向大改革之路。纵观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历程，中国工会每次力图改革的直接动力都是来自党对工会的要求，即党要求工会密切联系群众。当然，中国工会在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的限制，因此如何加强有关制度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而重大的课题。(吴志军摘自《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约28000字)

当代中国史上“粮油关系”的兴替

张学兵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路径，并由此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各地首先普遍采用“划片定点、凭证购粮”的办法，此后又全面实行“以人定量”和各种行业定量供应的计划供应制度，全国市镇逐步建立起粮证管理制度、粮票管理制度以及居民口粮供应标准的变更和迁居转移供应关系等粮食管理制度，粮油关系大体成型。但因“一五”时期大规模基本建设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政策失误，市镇人口数量急剧扩张，粮食供应形势一度紧张。在此背景下，粮油关系则通过户粮关系一体化和计划供应严密化得到不断强化，构成当代中国史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形态，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规范和秩序之一。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粮油关系的基本框架和实质没有多少变化。但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粮食供应形势发生反转，农民“卖粮难”成为大问题，被长期掩盖的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渐次凸显，农民自发流向城市的规模日益增大。但“自理口粮户口”的出现、人才竞争势头的加大和粮票交易现象的普遍等因素使得粮油关系对人们束缚的强度呈相对弱化之势。此后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粮食统销制度改革进一步使粮油关系逐步瓦解，相关部门也对粮油关系转移政策实施了相应调整。1993年实行放开粮价和取消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政策后，粮油关系名存实亡，“民工潮”更颇具象征性地表明，粮油关系已与日常生活无涉，不再是人员流动的障碍。因应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革，2001年4月，国家粮食储备局宣布，从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迁移或者农转非的居民，将不用再办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这标志着粮油关系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吴志军摘自《长白学刊》2010年第5期，全文约10000字)

中国共产党党员预备期嬗变研究

谭虎娃 高尚斌

党员预备期对保证党员质量、保持党的先进性有重大意义。从中共一大党纲到后来多次党章的制定与修改，对党员预备期有承袭，有强化，也有取消。这些变化反映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的历史方位的判断及党的建设的思考。在列宁党建思想和《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章程》的影响下，中共一大党纲规定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委员会的考察，期限至少为2个月。中共二大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预备期，但单独列出并简化了工人入党的程序。中共三大开启了不同阶级出身具有不同预备期的规定，即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可酌量情形伸缩。中共四大完全继承了三大的规定。根据1927年前后革命形势变化对发展党员的需求，中共五大党章缩短了党员预备期，规定劳动者 (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士兵)无候补期，非劳动者 (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候补期为3个月。而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修正后的党章，没有规定候补期，但规定了入党介绍人附有严厉的连带责任，因而在实践中地方党组织在具体吸收党员的工作中保留了预备期。在已经具备大幅度延长党员预备期条件的情况下，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严格了候补期，即根据阶级出身把入党人分为四类并有不同的候补期:第一类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包括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候补期6个月;第二类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包括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候补期1年;第三类是思想更为复杂的社会上中层与高层剥削阶级中出身的革命者，第四类是曾有过其他政治信仰并加入过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人，候补期均为2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成分区别已经或正在失去其原有意义，因此中共八大党章规定入党者不再以阶级成分确定不同的入党手续，预备期统一定为1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召开的中共九大和十大则废除了党员预备期的规定，从而为林彪和“四人帮”搞“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提供了条件。这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其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是严重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十一大党章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恢复党员预备期。叶剑英在中共十一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党章修改草案作了党员预备期的规定。预备党员一律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之后，党员预备期再没有进行修改。(吴志军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全文约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