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彦梅 董国强

对于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学术界现有的相关论著大体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言说路径：一是从党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侧重分析论述从鼓励“鸣放”到实施“反右”的政策转变过程。其论述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共高层的主观动机。二是着力渲染所谓“右派分子”的各种痛苦遭遇，折射反右派运动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其考察论述的对象以各高校和文化单位中的知识分子精英为主。①丁抒、朱正、沈志华等人的著作部分涉及这些问题。不过更专门的著作主要有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年）、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茆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魏光邺编《命运的祭坛：丁酉悲歌》（作家出版社，2008年）等。另外，“中国知网”所收录1994年至今专门回忆与论述反右派运动的文章160余篇，也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其中涉及中小学反右派运动情况的有李临雅《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记1958年“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施菲菲《并不如烟的故事》（《温州瞭望》2005年2月）、董季林《右派教师日记（1964—1965）》（《天涯》1997年第1期）等。而这些论著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当时的报刊资料和众多反右派运动亲历者的回忆。

上述这些论著固然可以部分地再现反右派运动的成因、过程与影响，然而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这些论著忽略了党政干部群体与著名知识分子群体以外更为广泛的其他社会群体——例如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群体。有统计资料显示，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河南为4.1万人，占全省右派总数7万人的58％；广东为1.3万人，占全省右派总数3.7万人的35％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0页。。而其他资料则显示，1957年河南省的高校教职工人数为2968人，其中专任教师1290人②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五十卷，教育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8页。。广东省的高校教职工人数为4990人，其中专任教师2430人③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教育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5页。。由此可见，在所谓“右派教师”中，中小学教师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其二，这些论著依据报刊资料和口述资料，对“鸣放”、反右派运动成因和属性的阐释过于简单化、概念化。例如，一些论著依据毛泽东的“阳谋”说，将鼓励“鸣放”简单地解释为“引蛇出洞”的策略。另外一些论著则倾向于将这场运动看做是“党的领导”观念与“民主”、“宪政”观念的冲突。而我们的研究显示，对于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而言，特别是就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群体而言，当年的“鸣放”与“反右”有着更多样、更复杂的社会成因。“阳谋”说显然过分夸大了运动倡导者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不满言论都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冲突的高度的。

此外，最近有学者试图采用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运动，主旨与本论文略同。但此类论文的数量极少，而且缺乏扎实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因而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④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2008第4期。

本文主要依据江苏省档案馆的馆藏资料和当时的报刊资料，专题研究1957年该省中小学反右派运动的一些问题，以期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本文试图探讨的几个问题是：第一，1957年前后该省中小学教育政策存在什么问题？学生们和老师们有哪些不满？第二，在中央正式发出反击右派号召前后，该省地方各级党政机构在处理中小学学生闹事问题上采取了哪些不同的对策？第三，该省中小学反右派运动存在哪些误区，产生了怎样的严重后果？

一、教育政策的剧烈反复与中小学校师生、家长的不满

1956年前后，伴随着“三大改造”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央领导层曾一度推行全面冒进的社会经济政策，结果导致各种始料未及的社会问题的发生。随后中央不得不紧急刹车，提出“反冒进”的口号。这种短时期内政策的剧烈反复，直接影响到部分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引起普遍的社会不满。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各地大约有数十起工人罢工事件，涉及人数1万多；另外，几十个大城市发生了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卷入的学生也有1万多人。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69页。以下，本文将侧重分析政策反复在江苏省中小学教育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以及中小学师生、家长对此的反应。

（一）江苏某些地区学生闹事的原因分析

1956年“冒进”政策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的具体表现，是中央主管部门不顾当时经费、师资、设备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制定了过高的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升学指标，而各级地方政府又在中央提出的升学指标的基础上层层加码，结果导致该年度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激增。据当时对江苏、江西、山西、天津等7个省市的调查，1956年各级学校的招生任务都超额完成，其中高师照计划数完成111％，师范完成137.3％，高中109.1％，初中111.4％，小学104.5％。南京市中小学的发展情况，以1952年的数据为基数100％，1956年中学发展到197.1％，小学发展到154.3％。而与此同时，师资数量和教育经费等指标则大体保持原有水平。这必然导致种种混乱现象和众多教学管理问题。①戴树仁：《从几个省市看今年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教育》1957年1月号。在此背景下，到1957年春夏，国家不得不改变政策，大规模缩减中学和大学招生计划。于是，当年中小学应届毕业生便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据有关方面1957年春的估计，当年高小毕业生有4/5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生有2/3不能升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高中毕业生有1/3不能升大学。②陈桂生：《现代中国的教育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20页。这当然引起许多学生和家长的强烈不满。

为了解决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人民日报》于1957年4月8日发表了《关于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号召广大中小学毕业生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使学生、家长们的抵触情绪有增无减。以江苏某些地区为例，有学生在学校组织的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活动中表示：“大道理不必再讲了，我们都懂了，如果考不上学校，不回去劳动到那儿去呢！”③《1957年中、小学毕业生工作过程中学生、教师、家长和干群的思想动态》（1957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8。盐城地委文教部负责人到盐城中学做“如何正确对待升学就业问题”的报告，当场就有初三学生冲动地要打他。还有同学在听到中等技术学校当年不招生的消息后，指着毛主席的像说：“就是这个老家伙，就怪他没有计划。”④《江苏省1957年毕业生工作文件汇编》（1957年9月24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7。有的中学生还抱怨说：“五四年我们升学最难，现在又碰到我们，这是三年‘一轮回’。”⑤《1957年中、小学毕业生工作过程中学生、教师、家长和干群的思想动态》（1957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8。在这种不满情绪的支配下，江苏一些地方很快发生了学生闹事现象。据当时一份材料统计，仅在5月到7月间，江苏全省就先后发生高、初中毕业生闹事10起。其中闹事扩大到校外，并派代表到政府去请愿的5起；在本校范围以内闹事的3起；以毕业班全体学生名义写信给政府并试图组织学生闹事的2起。⑥《关于1957年学生闹事的情况综合》（1957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2。

除了对政府大幅削减升学指标不满之外，许多学生还对升学中的不平等待遇耿耿于怀。在上述10起闹事事件中，针对“工农速中”党员干部学生保送升大学问题的就有6起。闹事者主要是镇江、苏州、南京、海门、吴江、常熟等地几所中学的高三毕业生。这些学生是从一封广泛流传的、署名同济大学“一群人”的来信⑦该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工农速中学生报考大学问题。写信者是同济大学学生，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详见《四面八方围剿“放火犯”薛天汉》，《新华日报》1957年8月12日。中获悉“工农速中”学生保送升学政策的。随即，镇江市一中、二中的部分学生发布了一个“高三班毕业生代表会议决议”，要求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废除这项政策，否则便要组织“行动委员会”，直接写信向国务院反映学生的呼声，或者组织学生到省会南京去请愿。苏州市一中的部分学生也召集了“高中毕业生代表大会”，作出四项决议：（1）抗议保送工农速中学生进高等学校；（2）反对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进高等学校；（3）由中学毕业生参加审查考生资格；（4）考不取的高中毕业生由政府包下来，组织就业委员会。他们还将这个“决议”分发到全国各地142所中等学校。海门中学、吴江中学、常熟中学以及南京市一中、十中的部分学生，在接到苏州市一中学生的信件和“决议”后，也立即召集了类似的会议，并张贴大字报，表示支持苏州一中学生的要求。他们还准备派人去当地了解真相，一起派代表到政府请愿。⑧《关于1957年学生闹事的情况综合》（1957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2。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初中毕业生们也参加了闹事。相关资料显示，苏北盐城中学、武进横林中学、泗阳众兴中学、江都大桥中学的初中生闹得比较厉害⑨《关于1957年学生闹事的情况综合》（1957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2。。他们闹事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中等技术学校宣布当年不招生。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有谣言称，本年度中等技校之所以不在普通初中毕业生中招生，是为了接纳大批“工农速中”的干部学生。这在许多普通初中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提出“反对干部挤掉我们的座位”的口号①《关于1957年学生闹事的情况综合》（1957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2。。盐城中学的部分学生甚至联合部分外校学生，以“盐城中学初中部全体毕业生”的名义写信给《新华日报》，愤怒地宣称“共产党和我们学生的关系已经决裂了”，声称要“组织起来到大城市去流浪”，“把不幸的遭遇告诉外国记者”。泰州市二中的个别学生更是直接提出“要得升学，只有反攻大陆”的过激口号。②《关于1957年学生闹事的情况综合》（1957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2。

（二）教师处境尴尬

在中小学学生、家长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之时，教师们的处境十分尴尬。在1956年中小学扩大招生规模时，各校显得生源不足，上级曾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动员学生入学、升学；现在国家招生计划缩减了，造成大量学生无法升学，上级又要求他们去动员学生到农村去当农民。如此反复，无异于让教师们自己打自己嘴巴。有的教师埋怨说：“政府一直有计划，为什么现在无计划，我们进行家庭访问，对家长怎样讲呢？”有的教师认为：“你们去年造成恶果，今年叫我们进行劳动教育，我们不能进行”③《1957年中、小学毕业生工作过程中学生、教师、家长和干群的思想动态》（1957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8。。家中有子女面临升学问题的教师，对政府更是有怨言，觉得教书人的孩子却没有书念，“道理是讲不通的”④《1957年中、小学毕业生工作过程中学生、教师、家长和干群的思想动态》（1957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8。。在上述情绪的支配下，不少教师（尤其是有子女面临升学问题的教师）对学生们闹事抱着理解和同情态度。有的教师甚至为学生们出谋划策，给予指导。例如苏州一中的一位教师就对其所带高三学生说“我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他还指点他们：“一个学校单独搞不行，要几个学校联系起来才有力量。”⑤《四面八方围剿“放火犯”薛天汉》，《新华日报》1957年8月12日。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57年春江苏某些地区学生闹事是由政府政策调整带来的升学、就业压力而引发的。个别学生、家长、教师的不满和过激言论，其实只是就事论事地针对当年的升学、就业等具体问题的。只要这些具体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不满情绪便会得到平息。

二、江苏各级政府的态度变化与反右扩大化

在中央正式作出反右决策前后，江苏各级政府在如何处置学生闹事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态度转变。

（一）反右派运动前各级政府对学生闹事的应对之策

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很快引起各级政府的注意。中央领导层显然意识到学生闹事源于过去的政策失误，同时也意识到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个问题的处理非常棘手，因而主张对这类事件“应该采取说服教育、合理解决的方法，迅速处理下去”。中央要求各地报纸“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以免引起更多连锁反应⑥《中央关于整风和反右斗争的指示汇集》（1957年10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01-2-0326。。

首先，遵循中央的指示精神，各级政府在1957年春夏处理学生闹事问题时比较冷静，不搞深挖与株连，以求尽快平息事件。即使对少数有“反党”言论的学生，也以批评教育为主。江苏省委在一份文件中强调：在处理学生闹事时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反复耐心说服”，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合理的能办到的，要认真研究处理；一时不能办到的，要耐心的解释”⑦《关于1957年学生闹事的情况综合》（1957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2。。这种妥协姿态确实产生了积极效果。例如在苏州一中，校方通过党团组织开展一系列正面教育活动，在学生中开展争论，使得少数主张闹事的学生受到孤立，有些参加闹事的学生作了检讨，局势逐步得到控制。江都大桥初中曾有60多人到县委、地委去请愿。后来经过说服解释，事态也得以平息。①《关于1957年学生闹事的情况综合》（1957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2。

其次，针对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是同情学生不能全部升学和就业的处境的”情况，各级政府还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向各系统群众做了许多报告，并召开了人代会，一方面明确思想认识，树立正确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要求各级干部分工负责，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尤其是做好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努力化解社会公众的消极情绪。②《关于1957年学生闹事的情况综合》（1957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2。

再次，由于意识到学生闹事的症结在于升学、就业问题，各级政府还采取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以缓解矛盾：第一，为打消学生们的顾虑，吸引更多的学生下乡，政府尽可能将那些先下乡的学生安插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业社。第二，针对许多毕业生（尤其是城市毕业生）不想下乡参加农业劳动的思想，政府允许学生们自主选择其他就业途径，或者通过自学或补习，明年再报考大学。为此，各地开办了大量补习班，供一些就业无门而又渴望升学的毕业生进行补习③《没有考上高等学校的学生应该做什么》，《新华日报》1957年8月23日。。据各地汇报材料初步统计，1957年江苏全省新办民办中学及补习班共计571所，1068班，学生54520名。其中民办高中33班，学生1886名；民办初中及初中补习班1004班，学生51272名；高小补习班31班，学生1362名。④《民办补习班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1957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8。第三，政府还劝导学生们不要只想着进工矿企业和机关，而是转向手工业及服务行业寻找就业机会⑤《继续做好毕业生安排工作》，《新华日报》1957年10月8日。。第四，对于学生们意见较大的“工农速中”毕业生保送升学政策，政府方面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上海、安徽、江苏等地纷纷向中央教育部提交报告，建议取消这种做法。教育部为此专门发出通知，指出：“为了保证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质量，免试直升的只能是极少数确实具备优秀条件的毕业生，占毕业生的比例不能大”；“如果个别地区，高中毕业生意见很大，甚至为此闹事时，则可请示当地省市党委考虑决定取消工农速成中学优秀毕业生直升的办法，而同其他高等中学毕业生一样，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⑥《教育部关于上海、安徽、江苏等地提出取消工农速成中学优秀毕业生直升高等学校问题的通知》（1957年6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2-0599。。

平心而论，上述几项措施是较为积极稳妥的，对于安抚学生、家长们的不满情绪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对学生闹事问题的重新定性

进入1957年八九月份之后，随着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左”的指导思想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此时提出：“凡是闹过事的学校，即以这些事件作为活教材，领导学生公开讨论。”⑦《江苏省今年中小学毕业生安排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意见》（1957年12月20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7。因而那些本来已经平息的学生闹事事件，又被有关方面频繁地重新提及，并被赋予新的理解和诠释。于是，由升学、就业压力引发的学生闹事事件，被重新定性为“右派分子”煽动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事件”。而且，许多党员干部主观地认为，广大中小学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思想阅历都比较单纯，所以少数闹事学生表现出的“反动思想”，根源一定在他们的教师身上⑧《江苏省今年中小学毕业生安排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意见》（1957年12月20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7。。这不但意味着少数带头闹事的学生将受到严重处理，而且意味着反右派运动势必向中小学教师阶层扩展。

1957年8月间，《新华日报》连续登载文章，报道各地中学的反右派运动形势。这些报道主要涉及那些发生过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过这次关注的重点是个别右派教师。最初受到公开批判的右派教师一般出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鸣放”期间提过一些尖锐的意见。例如据报道，南京市第五中学一位教师曾批评过党的人事和保密制度，认为党支部是“神秘化，门禁森严，掩掩盖盖，像玩把戏，教师像魔术团打杂的”。此外，他还讽刺那些教师中的积极分子是“摇旗呐喊，唯唯诺诺”的人①《新华日报》1957年8月2日。。而另一篇报道则指称：镇江二中一位教师曾散布过“平时有宪法，运动一来就没有宪法”等“反动言论”，还说干部下放是“因为合作社搞糟了，所以才下放”②《新华日报》1957年8月12日。。二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本人有所谓“历史问题”。如苏州市一中一个右派教师的父亲是地主③《新华日报》1957年8月26日。。该校另一个右派教师则是“民革”成员，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职④《新华日报》1957年8月12日。。

由于这一时期中小学的反右派运动基本遵循了中央关于“批判右派，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留下回旋余地，以便在适当的条件下妥协下来”⑤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11页。的指示精神，也符合中央“把那些真正的右派分子的劣迹，特别是反革命的卑污的历史罪行，系统地加以搜集和研究，在对他们斗争的高峰上，通过群众把事实确凿的劣迹、罪行，加以揭露，使群众对右派深恶痛绝”的斗争策略，因而运动的波及面不大，造成的政治后果并不十分严重。一般群众对此也不是十分反感。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1957年6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01-2-0326。

（三）江苏某些地区中小学反右派运动的不断升级

进入1957年9月份以后，随着对知识界和工商界少数上层右派分子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央决定加大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反右派的力度。中小学教师群体则首当其冲。10月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该通知特别强调：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必须由地方党委负责领导。过去有些地委、县委、大城市的区委不敢管中等学校，农村区委、乡总支或支部不敢管小学，这种现象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该通知还指出：“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弄清了学校教职员中的政治思想情况，各地就要考虑清理纯洁教职员的队伍，注意在学校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利党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⑦《中央关于整风和反右斗争的指示汇集》（1957年10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01-2-0326。至此，中央原先倡导的稳健方针被彻底放弃。各中小学中的反右派斗争能否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成为考验各级党政干部政治忠诚和行政能力的重要试金石。在此背景下，各地中小学中的反右派运动不断升级，愈演愈烈。

10月8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前一阶段毕业生升学、就业工作进行的时候，正是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企图利用青少年在政治上的幼稚，煽动挑拨毕业生起来闹事，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因此当年毕业生的指导工作，是整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该社论还强调在做毕业生工作时要注意“阶级斗争”。⑧《继续做好毕业生安排工作》，《新华日报》1957年10月8日。这种说法显然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据当年12月共青团江苏省委的一份报告，当时江苏各地共发现了20多个“学生小集团”（包括“反动小集团”、“封建小集团”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可疑小集团”），涉及学生100余人。其中32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98人出身工农家庭，另有30人出身于脑力劳动者家庭（包括教师、医生等）。⑨《关于学校中小集团的综合情况》（1957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8。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的主流舆论，突出“学生闹事”现象的阶级根源，报告硬将少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说成是“反动小集团”的头子和主要成员，而把大批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学生说成是思想单纯的一般成员，强调他们只是受小集团头子或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的蛊惑而误入歧途的①《关于学校中小集团的综合情况》（1957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8。。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了这个报告中的说法，并进而在批示中指出：“当前文教界的任务是，认真开展整风反右派的斗争，纯洁教师的队伍，使这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伎俩无法施展。”②《中共江苏省委批转团省委关于中、小学生中反动小集团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57年12月3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13-3-0917。结果，不但带头闹事的少数学生受到严重处理（江苏省曾有规定：“对于直系亲属被镇压的、父母是右派分子，或家庭成分不好，本人又是闹事头子，一般暂不组织下乡”。③参见《江苏省1957年毕业生工作文件汇编》（1957年9月2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43-3-0917。这意味着他们连下乡当农民的资格都没有了），而且许多无辜的教师也受到牵连。据南京市委文教部的一项统计，到1957年底，南京市普通中学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108人。其中家庭出身（以106人统计，因缺2人材料）为剥削阶级，或本人是地主、资本家、高级官僚，或有直系亲属被捕、被杀，以及本人被斗被捕，或反动党团分子共102人，占总数的96.3％。而在这108人中，语文教员和历史教员分别占了31人和16人。④《南京市委文教部关于普通中学里108名右派分子情况分析》（1957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3-1-0038。由此可见，在划右派时，本人言论、阶级出身及本人成分是几个最重要的参考因素。各单位最初揪出并进行公开批斗的人，一般都和上述几个因素紧密相关。另外，由于所教科目的性质，文史类教员往往更容易被人抓到“散布反动言论”的罪证，因而被划为右派的比例也较其他科目的教员要高一些。

此外，从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看，运动高潮中被打成右派的中小学教师还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平时说话不注意分寸，或者在日记、私人通信或私人谈话中流露过一些“错误”认识，结果遭到别人举报，被运动领导者无限上纲打成右派的。第二，单位领导迫于上级指标的压力，随意罗织罪名陷人于罪的。⑤施菲菲：《并不如烟的故事》，《温州瞭望》2005年2月。第三，平时与单位领导和同事关系不够融洽，在运动中被人落井下石的。第四，少数运动积极分子怀着龌龊的私人目的，故意陷害他人⑥张问仁：《我是怎样被扩大为右派的》，魏光邺编著《命运的祭坛（下册）》，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035页。。第五，有的教师仅仅因为打了学生一个耳光，就被戴上右派帽子⑦朴文士：《回忆通化县反右斗争》，转引自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由此可见，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客观事实作出错误的定性与解释，是导致江苏省某些地区中小学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中小学教师，并不存在一贯的、明确的自由化主张，并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构成威胁。他们不过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指导思想和单位内部矛盾的牺牲品。

三、江苏某些地区中小学反右派运动的后果及教训

轰轰烈烈的中小学反右派运动带来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据一份材料统计，截至1957年底，江苏省中小学教职员中已批准的右派分子有3120名，占中小学教职员总数的2.0％。另外还清理出所谓“留用的反革命、坏分子”4400名。两者合计，约占教职员总数的4.8％，⑧《全省文教队伍反、坏、右分子和不称职人员情况统计表》（1957年12月26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3-2-0215。如果加上1958年反右“补课”时被划为右派的人数，比例肯定还会更高。对这些人如何处理，中央有明确的指示：“对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应当同其他系统有所不同，就是要使其中的大部分（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离开学校另行安置……在中等学校，由于条件的不同，右派分子离开学校的比例则可以减到占右派分子的半数左右。”①《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问题的指示》（1958年3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01-2-0405。根据这个指示，截至1957年底，江苏全省中学教职员中被清理的所谓“反、坏、右分子和不称职人员”约占教职员总数的约14.6％，在小学中这一比例为8.8％②《全省文教队伍反、坏、右分子和不称职人员情况统计表》（1957年12月26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3-2-0215。。

上述清理势必导致大量教师离开教学岗位，为此中央又出台了一些办法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1）从本地区下放干部中选调。（2）由师范学院应届毕业生延长实习时间或者调出一部分担任教员。（3）从没有考上大专学校的高中毕业生中和没有考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中选拔一批，选拔之后应加以训练，使他们胜任教师职务。（4）从复原军官中选调。（5）动员高等学校的一部分学生到中小学兼课，作为勤工俭学的一种办法。（6）抽调高等学校中一些多余的助教、讲师到中学任教。（7）在本省市教师中调剂。（8）动员本校有潜力的教师增加教课时数。③《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问题的指示》（1958年3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01-2-0405。

但在贯彻执行中央上述指示时，各地常常面临各种困难。特别是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各中小学教师的数量本来就少，每个教师都在超负荷工作，“动员本校教师增加教课时数”根本没有可能。与此同时，上述文件中提到的其他几种教师补充来源，在当地根本不存在。因而这些地方普遍出现的新情况是：第一，许多不具备教师资质的人员进入中小学教师队伍。第二，一些右派教师继续留在学校教学。不过他们不能教“语文”、“历史”等主课，而是改行教“自然”、“体育”等副科课程。④刘庚远：《历史在沉思——禄劝右派面面观》，魏光邺编著《命运的祭坛（上册）》，第467页。这无疑导致各地中小学师资和教学水平的大幅下降，对于基层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江苏某些地区中小学反右派运动是一系列因素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1957年春夏之交各地出现的学生闹事事件，原本只是一个因升学、就业压力带来的社会问题。尽管少数学生、家长和教师存在一些怨言甚至过激言论，但这些言论本质上只是针对升学、就业等具体问题的，并不构成对整个现存体制的敌视和挑战。各级政府起初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也采取了一些温和的应对之策，使得事态朝着好的方向转变。但是随着1957年夏秋反右派运动的全面展开，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错误认知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有关方面对学生闹事问题的定性越来越偏离事实。结果，一个因政策失误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被无限上纲为严重的阶级斗争。许多无辜的教师被主观地认定为学生闹事的幕后主谋，受到无情整肃。这种错误处置不但直接导致无数个人悲剧，而且间接影响到我国基层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