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江波 赵 蕾

穆旦,作为“九叶诗人”的代表,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奠基者和大成者,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袁可嘉曾称赞穆旦:“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1}唐祈称穆旦为“四十年代最早有意识地倾向现代主义的诗人{2}。穆旦为诗,善将个体的心理体验与现实结合,借助新奇的诗歌意象,抒写出超越具体感遇的深层哲思,给读者丰富广阔的阅读思考空间,“使读者在伴随而来的错综复杂里仍有一明确方向指导自己的反应;至于在此无形定义圈内的联想发掘,读者充分自由”。{3}长诗《神魔之争》是穆旦最优秀也具代表性的诗作之一。首先它是穆旦诗作中最长的一首,容量大,系统地表现了诗人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且形式独特,从整体结构到意象设置,都体现出诗人独到的艺术品格,作品的锋芒也因之更为明利。第二,穆旦1939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开始系统接触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和文论,并产生强烈兴趣。《神魔之争》作于1941年6月,最初连载于1941年8月2日至5日的《大公报·综合》。当时正是穆旦诗歌创作向现代主义方向发展渐趋成熟时期,因而该诗鲜明地体现出穆旦乃至整个“九叶派”所倡导的“现代化”、“戏剧化”诗风。因此,解读《神魔之争》对了解、研究穆旦及九叶诗派诗艺有必要的价值。

同为九叶诗人的唐祈认为:“穆旦也许是中国能给万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的抒情诗人之一,而且似乎是中国有肉感与思想的抒情诗人之一。”{4}《神魔之争》很充分地印证了该评价。该长诗从体式上可看作一幕颇具象征意味的现代诗剧。东风、林妖、神、魔这些概念意象,被赋予生命成为诗剧的四个声部角色。各声部之间既有驳辩联系又独立成意,通过答问、辩驳完成诗人主体思辩。在这里,诗的感性意象表层与思想内核血肉融呈。那么诗的思想内核到底是什么呢?显然,我们有必要先将诗剧四个声部的象征含义作一定方向的解析。

唐祈在论及《神魔之争》时说:“东风是齐生死的生命本身的象征,它把种子到处播散,又让烈火燃烧,如此平衡着力量。它的分裂是神与魔的斗争。”{5}这种认定是有道理的。从诗中我们看得出东风是宇宙、自然运动的结果和表现,是生命的征候。他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出现在诗剧中,带给我们对生命伊始且至今延伸的整个生命过程的理性认知。他冷静地注视、诉说人类浩劫的历史:“在山谷,河流,绿色的平原,/那最后诞生的是人类的乐声,/因我的吹动,每一年更动听,/但我不过扬起古老的愚蠢:/正义,公理,和世代的纷争——”同时冷静得近乎残酷地宣示着未来:“你所渴望的,/远不能来临。你只有死亡,/我的孩子,你只有死亡。”但若将东风象征义固化为生命本身,并将神魔斗争看作是他分裂的结果,这就未免有不妥之处。在整个诗剧角色中,东风情感外露最少,既无激情,也无迷惑,始终平和冷静,是整个诗剧的理性主控基调。应该说,东风的阐释最为接近诗的主旨。他象征的应该是基于生命而高于生命的“秩序”,自然科学称之为规律,自始至不见尽头的终,他都是统一的。

神与魔的象征义,既易解又难解。易解之处在于,神、魔这组对立意象在文学作品中曾多次出现,如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中,都曾出现上帝(神)与魔鬼(魔)的争斗对立,这可作为鉴照参考而不至于偏离象征的本义方向。难解之处在于,对神魔的理解易失之浅浮,而将之与当时时局相扣连。将神定义为时存秩序的象征,而认为魔则代表了革命的反叛者。这样的理解将诗歌的象征层简单化,淡化了诗歌的丰富性。作品中,神与魔一出现,便各自发出自己的宣言,神说:“一切和谐的顶点,这里是我。”魔说:“而我,永远的破坏者。”从这里入手思考,此处神、魔是一对相矛盾、相纠结的意象。神是至善至美的和谐理想的象征,而魔则代表着与理想对立的实有存在,他的特征是残缺和丑恶,是不谐的律动。这二者对立时空应该是与东风的存在同步的,即步从历史而指向未来。当然,时局秩序的斗争自然也是融含其中的。林妖的迷惘与失望是个体生命存在体验的焦灼,他的形象是个体思考的负载,与东风、神、魔形成互补而构成作品完整的意象象征框架,为主题思辩的展开奠定基础。

作品或者说作者的思辩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这最明显也最主要地体现在神与魔的驳辩中。神在作品中作为自古而来的和谐完美的化身,宣称自己如“爱的誓言。它不能破坏”,宣称自己有“远古的圣殿”,有“美德的天堂”和“不屈的恩赏”。而魔则针锋相对,将神所拥有的聪明、高贵、正义、自由一一解构,而置换以对应的存在实有。他宣告自己没有“美德的天堂”,有的是“寒冷的山地、荒漠”,指出神那些所谓快乐的子民,实如牛马虫豸,“被放逐在凶险的海上”,得到的只有耻辱、灭亡。在魔犀利而切中要害的诘辩下,神步步退却,开始自省“我是谁?在时间的河流里,一盏起浮的、永远的明灯”。开始自问“我错了吗”?最后陷于恐惧和失望的期望:“畏惧是不当的,我所恐怕的/已经来临了……/站在旋风的顶尖,我等待/你涌来的血的河流——沉落,/当我收束起暴风雨的天空,/而阴暗的重云再露出彩虹。”在之后的部分中,神不再出现。魔则愈辩愈强,情绪也益愈暴烈。他呼喊“黑色的风”和“诅咒”,在绝望的孤独中呼喊战争,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过去、现在、将来死不悔悟的天神的仇敌”。在魔闷雷样的诗句中,我们知道他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同情、抚慰和茫昧的笑,不是要“天庭的和谐”,他根本不相信和谐的存在,他抗争的意义就在于抗争本身。神魔驳辩的过程和结果,作了这样的表达,“完美和谐”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它只是人类梦寐追求而永远无法达到的幻象,或者说根本就是谎言。苦难和苦难的抗争乃是不变的存在。诗人在同年7月所作的《哀悼》中,有“人世的幸福在于欺瞒/达到了一个和谐的顶尖”的诗句,也是对“和谐”的解构。就这样,作品中和谐的神“退隐”了,而残缺、苦难、暴烈的魔越来越坚定,他才是实有。

神与魔的驳辩之外,是东风和林妖的述答。东风葆有自己一贯的冷静,笑看纷争,对林妖预言式地回答:“我的孩子,你只有死亡。”虽残酷却表达出作者所感知的“历史的真实”,体现了诗人“辩证的自然主义的看法与超越的自觉精神”。⑤昭示的是诗人深刻哲思的一面。此处东风可看作是“作品的思想导言人”,他的阐述是对神魔辩争的理性收束。林妖的问询对话,述说对自身性质、命运的疑问和设想,表现的是个体人对存在和生命终极价值的思考,是神魔之辩在个体中的具体体现。而林妖的迷惘与失望,是诗人内心痛苦的外化。林妖的一段合唱出现两次,并以之结尾,其间所透的迷失无奈之情,成为诗人印到作品中的情感基调。由四个声部的辩争、述答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生命从开始便在苦难和残缺的存在中存在,且一直在持续,不见变更。那一直以来追求的和谐完美乃是幻象,苦难和丑恶才是实有。个体唯能于迷惘和失望中做不止的抗争。

穆旦的《神魔之争》产生于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代,与民族苦难的激发肯定有莫大关系。诗人个人的感遇、诗作问世之时的社会状态,是诗人哲思的激发因素,只能作诗歌主题的切入点,而绝不是诗人诗作思考抒发的全部,还有更广更深的思考融在作品中。我们说该诗不是成功的鼓动宣传品,却堪称是超时空的思想艺术杰作,它以新奇的结构和意象组合表现诗人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它所揭示和预示的,也许正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存在真相。

参考文献

{1}{3}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A].论新诗现代化[C].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2}{4}{5}唐祈.搏求者穆旦[A].新意度集[C].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

注:文中诗句均引自李方.穆旦诗全集[Z]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晓 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