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雨

六月。

华国锋走了。华老离开时,我想,他对即将举行百年奥运,一定是欢欣鼓舞的。

最高当局对华老盖棺定论的词语,深得聚会饭桌上一圈老领导们的交口称赞。他们都是从地厅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八十岁上下的人。他们属于和华老同时代的人。我能够感觉到,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半夜两点,我醒了,一点睡意也没有。这时,飘来了黄河对岸清真寺里沉沉漾漾梦梦扬扬的诵经声。声音越过黄河,一直大踏步地走来,毫不畏惧地闯进我的心底里,迅速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

声音把整个世界包裹起来。这时候,我的心态变得神圣而又庄严。这世界上,只有纯洁的声音才是独立的。

此刻,心被这种占领充满了无欺和孤独。

夜。

突然间,心里冒出一个人来。他是我三十年前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名叫张志明,他当时任副部长。一张白白胖胖的脸,非常和善,个头不高,说话随和,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和憨厚,能够把你的心温暖。这个形象竟让我在心中永远抹不去。现在,他就真实不变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不久,被调进县委组织部工作。其实,那时候我还不是党员。下达的文件上写着“调回组织部另行分配”。那时的干部调动,本人根本不知道,也不用费劲心机去钻,完全是组织决定。

七十年代中期,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路线支配下,我们完全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家的生活十分艰辛,我这老人孩子四口人的小家庭,日子过得十分紧巴,每月大人二十八斤供应粮,二两油,小孩十二斤粮;一年里每人两尺布票,身上补丁重补丁;什么都要供应票,过年葵花籽、花生每人半斤。白糖等,什么都限制,真有点水深火热之感,跟如今生活不可同日而喻。我们一家人,每日仅能保证清茶淡饭不挨饿的水平,每顿做饭炒菜,仅能放一丁点清油,锅里一月百分之三十的粗粮。刚生下来的儿子也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当时的农村,仍有不少人吃了上顿没下顿,食不饱腹、衣不裹体,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受;这也是当时干部职工的真实写照。当然,农民更不用说了,饥饿和贫困像一根鞭子,时时抽打着他们。

有一天下午,记得是个周末,张部长悄悄对我说:“小刘,你明天有时间吗,我们到中寨去一趟,想办法去中寨食品站弄点肉,我有熟人。”我听了非常高兴。

距县城六十多里山路的中寨公社,食品站是几排十分简陋的土棚子,圈里饲养着十几头猪,每头只有几十斤重,个个脊梁如刀背、毛长体瘦。去的那天,恰巧张部长的熟人在,我们两人在食品站转悠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空手而返。

这一次猪肉虽然没有买成,但我对张部长心生感激。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月,人与人之间能有一种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丝毫掩饰、没有虚假的真诚关心确实不易。当时,他也流露出了许多难以掩饰的遗憾。那天,我们返回的途中,就从他那白白净净圆圆的脸上默默地体会到了。

时隔不长,又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张部长又带我去马营公社黑风寨,他说想办法能买到一只羊,他曾经在那里下乡驻队,和那里的社员关系好。是一个天寒地冻的黄昏时分,单调冷峻的氛围占据了我对当时的深刻记忆。天空灰濛濛的,山峦、房屋、田地、河流、树木,被风制造的冷凝环境里的一切,如今还深深印记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我们在黑风寨大队一家社员家里,先吃了一顿炒酸菜的白面条。当时主人用几丁点腊肉炼成的油锅里,炝炒了当地红葱的酸菜,那种独有的香味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有时跟妻子聊天说起来,仍津津有味。我们从黑风寨子里买到一只羊,回到城里时,已经半夜两点多了,但那却是一次何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啊。在腊肉炼出的油里炸煎的红葱,一段段白生生地漂浮在油花簇拥的黄黄酸菜叶里,散发出来的香味,我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现在回想起来,胃里的馋水顷刻间漫到我的口腔里来。是红葱腊肉的醇香,是那个时代农民兄弟浓浓的乡情,是张部长对我这个一般工作人员真诚的关怀帮助,更是那个永远让人诉不清、道不白、说不明、弄不透的苦涩岁月,至今仍久久地留存于那段不堪回首但又时时冒出在记忆的时光里。

岁月流淌,世事变迁。我和志明同志的工作都有了极大的变化。我调离家乡去外地工作,志明同志又调任县农机管理站当领导。环境限制,我们之间虽有联系,但极少见面。

后来,听说他患了糖尿病,白白胖胖的身体完全垮了下来。有过一次见面,是我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来看我。当我见到他时,我大吃一惊。他竟成了一个衣服架子,一身很不得体的中山装罩在他身上,空空荡荡的,里面钻满了风,白白胖胖的脸完全消瘦得不成样子。我们相互问候,我对他说了些关心保重之类的话。那时候,我也只能做到这些。

一年后,我从熟人处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志明同志因糖尿病并发症不幸离世。我们的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一个令人尊敬、让人挂念、待人如兄弟、对工作兢兢业业的人;一个平淡朴诚,一滴水一样的平常人,默默地走了。他走得那么平常、自然,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却是一辈子。

几年后,我的父亲去世了。办完丧事的那天早上,志明同志的妻子突然来到我的家里,她显得十分悲痛,诉说她不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是刚刚从街道上听人议论才知道,她在责备自己。她孱弱的身体让我顿时生成一种无尽的同情和怜悯,心里不是滋味。是对她,还是对已经离开了我们多年的志明同志,兼而有之。或许还有其他,是对人生、对世道,我说不清。我从她言语和举动上得知她在信佛,嘴里不时地吐出“阿弥陀佛”。她从一只布口袋里掏出七八只又大又黄、十分新鲜的南方产的柑橘,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站起来,给我合掌低低吟了一句“阿弥陀佛”便告辞。

我的心里陡然一沉。我久久凝望着她瘦小的身躯慢慢离去,缓缓消失在小巷的尽头……

2008年10月4日

当红军的岳父

妻子说,红军长征七十年了,你也该写写我的父亲。

岳父去世二十周年了,我怎么会没有这些想法呢。是该写点文字纪念他。

在我的记忆里,岳父,不就是一位已经伛偻着高高的身躯,满脸沟壑,花白头发,老态龙钟,说话一点生气也没有,眼睛疲惫无光,待人淡漠,寡言少语的人吗?他有时蹲在院子旮旯里,刨着从灶膛里掏出来的煤灰,脖子伸得老长,手里端着个小铁筛子,两只胳膊摇来晃去,像小孩子们玩家家一样,两只眼睛寻找已经脱了圈的小铁筛子里没有烧尽的煤渣。有时候,又看见他在狭窄的院子里开挖的小菜地里,抚弄那几株豆架,几株西红柿,勾着腰在拴细绳子,把那些已经顽强探头的毛茸茸的、一个劲儿奔着有阳光照射的竹棍往上爬的豆秧芽儿拴住。再就是,蹲在那只破旧的铁炉子旁,塞些碎纸片儿,细木屑,歪着头,勾着已经隆起的驼形的背脊,鼓足腮帮子费劲地吹火,生煤炉子(因为全家其他大人孩子都没有他的生火本领好,总是生不着火,他已经是全家公认的生炉子的伙伕和高手);还有就是,他一个人头朝着大炕沿,枕着一只高高的荞皮枕头,两只手里举着一本已经发黄、破了皮的四角号码字典,在翻找他非要认熟的某一个字。枕头边,放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支圆珠笔,仍然保持着他过去学习文化的习惯和那种钻研的精神。最后就是,在我做了他的女婿之后,那一年,我们回家探亲,我和他同睡在一个足有半间房大的火炕上,当他熟睡之后,由于气管炎,一会儿粗壮的呼吸足以让我吓得产生惊恐,一会儿由于缓不上气,几分钟之内,一点也听不到他的呼吸和任何动静,让我担惊受怕。在听不到他呼吸的时候,我侧着身子,立起耳朵,摒住气细细地听,生怕他一口气不上来,出现意外。

那天下午,我们在另一间屋子里,家里姊妹兄弟几个都坐在炕上聊天。从来不主动与我搭话的岳父,循着大家的笑声,走进屋子里来。他把手里的拐杖往炕头的缝纫机旁一靠,坐在椅子上,满脸笑容,富有生气地加入到我们的聊天里来。我笑问岳父,你那时候打仗都在什么地方?岳父不知是否听懂了我的问话,他独自一人,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起来,脸上浮现出孩子般迷人的憨笑,讲起了他曾经的故事。好像是在北方某一山村和敌人打仗周旋的事情。随后,他独自一人唱起了我们从未听过的歌曲。我们都被他感染了,沉浸在不可言状的情景之中。

妻子说,我小时候,我爸经常给我们唱红军的歌。我问她,都唱什么歌?妻子说,会唱的歌可多哩,譬如“送郎当红军”的歌词大意是:“送郎当红军,切莫想家乡啊……”父亲会弹土琵琶、拉二胡、吹笛子,嘴里时常哼着家乡小调。打草鞋、织毛衣,都是在抗大时学会的。1965年,父亲回了一次家,抱着一把家乡的土琵琶回来。打这以后,他时常坐在家里弹着家乡的小调,我们都听不懂。妈妈一听头都大了。我知道,父亲是想家哩。在我们家里和外面,没有一个能跟他说家乡话的人。有时,他嘴里一天老叨叨家乡的那些事,什么野草莓甜得放进嘴里就化了,什么薄薄的细细的黄豆面条、酸菜等等。父亲有时想吃家乡的粉蒸肉,他自己试着用白面粉裹上肉片蒸,吃起来还挺香的。父亲想家,他很孤独。

这就是我的岳父。我记忆里的岳父。

1986年正月初一的晚上,我和妻子在一位同事家里串门,院子里的邻居找上门来,说内蒙家里有电报。我马上意识到,家里有事了。

“父亲于今天下午病逝。”电报如是说。

岳父在内蒙集宁市医院已住院大半年了,三十晚上,家里人把他接回家里团圆,初一上午,他肺心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无效而去世。

妻子带着五岁的女儿,第二天急忙赶回内蒙处理丧事。

我因为初六要开会而没有去。

就这样,我再也没有和岳父见面的机会了。

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妻子让我写一篇文章纪念他,我不知道如何描述。

要写一个老红军的岳父,我始终想象不出我的岳父当红军时的情景和形象。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红军的形象,始终是一个让我倍感光辉伟大的概念。红军独有的灰色军帽上,有一颗红红的五角星,领子上有两片红色的布块。特别是那红五角星,在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心灵中,是一个对光辉灵魂的崇拜和追求。青年时代,文革当中,我做梦都想得到那枚代表着人生理想的红五星。文革后期,我的一位同学从部队转业,送给我一套红五角星和“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我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至今还珍藏在存放衣物的大木箱底下。这是一个特定年代的成长者,一种特殊的记忆崇拜。今天的少年、青年人,绝对不会有这种认读。这是时代的烙印。

我始终认为,镌刻在记忆里的红军形象,就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那天晚上,一群穿着灰色军服,脖子上系着红布条的战士,紧紧围站在一座建筑物的大门前,人人情绪高昂、斗志奋发。那声枪响之后,倾听朱德大声宣布,共产党的武装队伍正式成立了。它将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开火,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井岗山头,毛泽东和朱德,被一群挥动着镰刀斧头形状的红色旗子,举着枪与大刀、长矛的各色杂服的红色战士们簇拥欢呼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还像昨天那么清晰。还有,深留在我心中的红军形象,一直还是在江西苏区,红军战士带领农友们打土豪、分田地,游斗土豪劣绅,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浴血奋战的情景。夜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攻战腊子口,胜利到达陕北的场面,都非常熟悉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长征如一幅巨型历史画卷,激励着我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长征的故事,总是在我们纯洁的心灵里滋生出庄严、崇敬、动情。

我的岳父,是1931年宁都暴动中参加红军的。之前,他是从家乡给富户人家顶壮丁,被抓去在冯玉祥部队当兵。参加红军后的岳父,经历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一个漆黑的夜里,已经担任了排长的岳父,梦中,猛地一下子被党代表抓起来牵上就跑,到了天亮才知道,他们所在的队伍被敌人包围,全排人被打散。这次战争,岳父被开除党籍,受到了严厉的组织处理。战争环境中的岳父几经转战,在长征途中第二次入党,后被编入中央红军警卫团手枪队。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岳父,在山西身负重伤,解放战争后期被转入地方工作。岳父在地方工作中,主要是在山西一带筹粮,确保前线战争的供给。

后来,一次无意中,我在县民政局档案库里,看到了岳父的部分档案材料,我从那些留存的珍贵的材料中,得知了岳父参加红军后的一切情况。

岳父的一生,是中国农民受剥削,受压迫,参加红军队伍,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缩影。他从一个被人任意奴役宰割的贫苦农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战争磨炼了他,党教育培养了他。有时我想,岳父是庆幸的,如果不是战争的洗礼,他也许会跟随老军长董振堂,转战甘肃河西走廊,骨撒荒原。也许会戴上一顶黑帽子受尽屈辱。也许会在某一次战争中牺牲。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然而,命运成就了他。

解放后,岳父转业到内蒙粮食和外贸部门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儿女。他得到了当地党和政府的尊重和照顾。在文革初期,他凭着老红军的光环,在许多次批斗大会上,不顾自身安危,爬上台去保护被批斗的革命干部,搅得当时熟悉认识他的红卫兵战士恳求他:“马大爷,您不要管好吗?”

改革开放后,外贸单位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后来,终于在市场经济的商品大潮中一蹶不振,彻底垮了。岳父四个在外贸部门工作的子女,三个下岗买断工龄,被抛向社会,流落他乡。我的岳母,至今仍然仅靠每月三百多块钱的生活费维持生计,还要吃药看病。

岳父的一生是幸运的,他让我记住了在枪林弹雨中,飒爽英姿的战斗身影;记住了在长征路上,又一次重新入党,对革命矢志不移的精神;知道了在走出草地后的腊子口战斗中,因饥饿拿上一双鞋换粮食,受到组织的批评,我看到了那一小块写在香烟盒上的检讨书。我更多地知道岳父革命战斗的一生。

今天,岳父一家陷入企业倒闭,生活窘迫,家中人四处谋生的境地。但我仍然认为,岳父一生是幸运的,和那些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人民江山而牺牲的无数先烈相比,他活了八十岁,没有遗憾。他是成功者。每当想起岳父战斗风雨的一生,我们为他庆幸,没有怨言。人生就是这样。还是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006年9月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