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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修“理”

2009-11-04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09年9期
关键词:陌生化

舒 欣

摘要:《理水》是三十年代现实社会的缩影。作者通过小说表达的生命抉择充满孤独与无奈,又有着进取的倾向。对于结尾的论述,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忧虑。

关键词:实干家系列;“理”;陌生化;“笑机制”;忧虑

有人把《故事新篇》的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重心:早期的先驱英雄系列、中期的实干家系列、晚期的圣贤先师系列。《理水》则属于第二类,中期实干家系列。作为这类系列的代表小说之一,与其他小说的差别主要有两点。一是着重展示主人公对社会的贡献,并不是个人生活悲欢;二为主人公性格、气质的基本特征与鲁迅本人差别很大。更准确地说来,在禹与创作主体鲁迅之间有着似与不似的二重关系,现实的生存境遇上相似,个性本质上又不相似。而这种“似是而非”往往折射着创作主体一种内蕴浓厚的复杂创作心态。

传统研究认为,《理水》的实质意义是歌颂“中国的脊梁”。这种说法很崇高宏大,让人不敢随便否认。《理水》写于1935年,原名《治水》,后改名为《理水》。不咬文嚼字地说,“理”字用的相当好。《理水》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写的是大禹治水,但通篇我们会察觉,小说并没有对大禹治水之前的实地查访和治水过程中的艰苦奋斗的情况展开正面描写,却从大禹治水前确定的治水方针的一场斗争以及治水成功后的盛况着墨。《理水》不在于赞颂什么,也不在于讽刺什么,是一种真实的映射,掺合着作者在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理念、绝望及希望,以一种创新式的取材和写作方法,凭借着“油滑”却不庸俗的笔致引发世人思考,也或许就是一种孤独的呐喊,来自心灵深处,低沉而有力,但只有同道之人才能听得较为清晰。“理”的其实不是水,也不是复杂的社会状况、矛盾,可以笼统地说成是精神上的混浊和麻木。这种精神上的错综复杂,不是专属于哪个人、哪个阶层,而是国民性的问题,这也是深藏在鲁迅内心中的痛楚与孤独。

《理水》的创作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是,《故事新篇》中与现实联系最紧密的一篇。三十年代初期,我国不断遭受严重的水灾,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存。可是国民党政府,却熟视无睹,官僚政客还拿着赈灾之财任意挥霍,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一些反动文人学者,或贩卖资产阶级反动学说,或提出划北平为不设防的“文化城”的荒谬主张,直接间接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效劳。《理水》是当时社会的缩影,特别在其荒诞性上。尽管有人说鲁迅如此讽喻的写法未免太过刻薄,但这种历史、现实、神话的揉和与大胆虚构,却是更深一步的真实,隐晦而不过分暴露。

《理水》主要来源于鲧治水故事、禹治水故事和禹同舜、皋陶谈话,均见《史记﹒夏本记》。大禹艰苦朴素、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形象早在历史或神话传说记载中就已经在我们脑海中扎根。在这里,我们先搁置作者,脱离文化文本。鲁迅曾说“因为自己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可是对于大禹他却非常诚敬, 在塑造大禹的形象时并没有“油滑之处”,博考文献,并非信口开河。尽管对历史上大禹带有传奇色彩的高大形象进行世俗化,展现的仍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大。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于禹的描写没有进行正面的展开,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呈现。大禹出场晚,言语不多,对于主人公如此的安排,作者自有意图,并不是舍本求末。

《故事新编》是对历史文本的重新书写,鲁迅有意识地把历史看成一个巨大的文本,试图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重构来展叙自己精神的历程。这种创新性质的重构带有一种陌生化的倾向,陌生化是与小说“笑机制”有密切联系的艺术手法。黑格尔说:“众所周知的东西,正因为它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根本不被人们所认识。”柏格森也说过类似的话:“将某一思想的自然表达移置为另一笔调,即得滑稽的效果。”鲁迅没有在印证别人的东西,而是在塑造一个个专属于作品的艺术形象。除大禹治水这一历史内核外,小说提供的怪诞世界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现象大规模的陌生化,各种形象形成了同构对应关系。作者借助于陌生化手法摒弃了现实世界纷杂繁复的表象,把当时社会的险恶处境和各种虚伪的现实、本质高度概括在一个简化缩小的、荒诞不经的艺术世界里。仅从文本出发,嘻笑怒骂的语言读起来让人发笑。

《故事新篇》揭示了生存抉择中的无奈与尴尬,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大禹凭借其顽强的意志和实干精神取得了治水的胜利,在《理水》结尾,大禹成了生存抉择中的进取者。

禹治水成功后,地位虽然变了,但他依然“吃喝不考究”、“衣服很随便”,说明他在新的情况下,还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如果要把“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 看成是英雄主义的消解或实干家的腐化堕落显然是不合理的。重视祭祀、注意仪表其实是一种接人待物礼貌的象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应该局限于奢侈腐败的论述中。怎样的地位会受到怎样的感染和影响,应该享受怎样的生活待遇,这些好像都是具有社会性的约定俗成,处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并没有能力去彻底颠覆。这一富有多争议性的收尾,也表达了鲁迅对英雄前途命运的忧虑,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超前意识,更是对当时社会的担忧。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

[3]李怡.《不堪重负的脊梁》,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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