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静　尹　琪

摘要:《国语》是记载我国春秋时期诸国史实的一本重要史书,对它的校注及研究,古往今来,可谓多矣。而其中集大成者,当属近人徐元诰之《国语集解》,它所使用的集注的方法和遵循的校注原则,对于古籍整理和史学研究,有着较大实用价值,本文着重从《国语集解》的校注特色方面,分析总结其校释学意义。

关键词:《国语集解》;校释;方法;特点;意义

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断代史,由于《国语》的史学价值,历代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可谓多矣,然唐宋以来,各家之注多失传,惟韦昭的《国语解》独存于世。北宋时,宋庠字公序,对《国语》及韦注加以整理,并做《国语补音》三卷,成为主要的传世之本。清代学者校注《国语》者甚多,最重要的有汪远孙之《国语校注本》三种,刘台拱的《国语校补》、汪中的《国语校文》、陈瑑的《国语翼解》等。

近人徐元诰(徐元诰,字寒松,号鹤仙,江西吉水八都人,为我国近代文字学之泰斗,曾主持编写《中华大字典》)之《国语集解》,在历来各家中虽问世最晚,而能汇聚众家之说,洪各家之注,全刊《国语》本文及韦昭之解,更加各家附注,取补注形式,较前各书更为详尽。其传文以明道本和公序本为底本,在保留韦昭注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充分运用清代以来的各家的校勘成果,参考大量的史书、经书、类书、字书等,并结合自己的看法对《国语》的校注进行总结、分析、整理,是一本学术价值颇高的著作。

《国语集解》在校释上取得大量的成果,主要在于徐先生大量汲取前人之研究成果,利用各类相关典籍,很好地运用了各种校释方法,遵循了正确的校注原则,其意义主要有:

一,《国语集解》采用集注的方式,充分汇聚吸收前人的校释成果,综合众家之说,结合自家分析,择善而从,既保留了前人成果,又结合自身观点,去伪存真,这也是该书在校释上的最大成就:

《国语》作为一本记载春秋各国历史的史书,从成书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间,对其进行校注的学者可谓多矣,而取得一定成果的,也是不乏其人。正因有着前人丰厚的研究基础,才使得徐先生在自己对《国语》的研究工作中,得以选取“集解”这一方式,集解,顾名思义,是汇集众家之说为一书的校注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前人的校注汇为一体,并加以分析鉴别,供读者择善而从,而在前人未能校注却又需要校注之处,则由编者补作。在留心古人、近人、今人之论著,注意吸收运用学界过往和现时的研究成果方面,《国语集解》做了巨大的努力,如此吸收和引用,的确大大充实了该书的学术含量,为求信存真打了坚实的基础。

《晋语五·第十一·靡笄之役,郤献子伤》(382页):齐师大败,逐之,三周华不注之山。

徐氏集解:韦解云:华,齐地。不注,山名。元诰按:华不注山在今山东历城县东北十五里。不,读鄂跗之跗,谓山形如华跗,注在水中,故名。韦以“华”为齐地,“不注”为山名,非是。

按:“华”,古通“花”,“不”,读如跗,跗,花萼 ,“谓花蒂,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著于水也”(《山东考古录》引伏琛《三齐记》)。《水经注》云:"华不注山,单椒秀泽,孤峰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华不注山,如在水中。”因此山山形如水中芙蓉,因而得名。韦解释“华”为齐地,“不注”为山名,乃因不知此山因其山形得此山名。然依“谓花蒂,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著于水也”,徐氏之说云“谓山形如华跗,注在水中,故名。”当作“谓山形如华跗注在水中,故名。”为是.

二,在校注《国语》的过程中,徐先生较多的利用相关典籍释义,将大量相关解释充实其中,既提高了此书的知识含量,又有利于后人获知治学:

《国语》作为一本记载春秋各国史料的史书,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事物在其他的相关书籍中可以互见,因此,徐先生在这类释义中,多运用相关典籍:

《晋语九·第十五·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右》(451页):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右,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弗胜,致右焉。

徐氏集解:元诰按:韩非《外储说》左篇:“‘主之所以使臣骑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于臣者,愿进之。”即此文“致右”之事实。

按:古时作战,战车上必备三位甲士:中间是驾车的驭手,左边是远距离射敌的弓箭手,右边是近距离搏杀的戈矛手,戎右是元帅的近身护卫,要求武艺高强,膂力过人。赵简子的戎右少室周是一位善于徒搏摔跤的高手,当时晋阳城有位名叫牛谈的人,出身奴隶,擅长摔跤,几无敌手。少室周得悉后,来到晋阳,找到牛谈,提出和他比赛摔跤。第一局少室周被牛谈摔了个嘴朝天。第二局,少室周又被牛谈摔了个背着地。一连几场,都是少室周败北。少室周却是位虚怀若谷之君子,比试之后,十分敬佩牛谈,便鼎力向赵简子推荐,愿将自己的戎右之职让于牛谈。此处徐氏利用《韩非 外储说》中对此事的相关记载诠释“致右”之说。

三,在校释方面,徐氏之解比韦氏之解更为详尽精确,注重结合各家之说,并且注中有校,注用于校,成功地运用了各种校法:

徐先生在吸取运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于前人未能校注却又需要校注之处,结合自己的看法意见,进行补作,其补作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注中有校,注用于校,在这一方法的成功,还在于各种校勘方法的正确运用,他校法是徐先生较多使用的一种校法,他大量运用征引各类有关书籍,包括经书、字书、类书、史书、政书、文学作品集及其注等,根据这些书中的记载,相互对照后出校注。所引之书,经书主要有《十三经》,史书有《史记》、《汉书》,字书主要为《说文解字》、《尔雅》,类书为《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以及政书《通典》、文学作品集《文选》等等,可谓是广征博引。

《鲁语下·第五·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

(199页):祭悼子,康子与焉,酢不受,彻俎不宴,宗不具不绎,绎不尽饫则退。

徐氏集解:元诰按:明道本酢作胙,非。

按:此处为据上下文义和字的解释校讹字。《列女传》在载此事云:“祭悼子,康子与焉,酢不受,彻俎不燕,宗不具不绎,绎不尽饮则退。仲尼谓敬姜别于男女之礼矣。诗曰:‘女也不爽。此之谓也。”胙指祭祀用的肉。《说文》:胙,祭福肉也。《左传·僖公四年》: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左传·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清之邵长蘅《青门剩稿》有云:将军胙土分茅。说的是古代帝王分封诸侯,用五色土筑坛,一方一色,分封某方的诸侯,就用白茅包取某方的土,连同祭肉授给他,这就叫做“胙土分茅”。而酢是指主人献宾毕,宾回敬主人,《仪礼》中记载祭祀之礼,主人先向宾敬酒(献),宾用酒回敬主人(酢),此处应作酢为是。

四,在校注《国语》的过程中,徐先生还较好的遵循了客观求真的校注原则:

由于史书本身的特点,要求史书的校注必须客观、求真 ,以求做到尽可能的贴近、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两点,在《国语集解》中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

1、治史必须时间准确无误,不能有丝毫差错,而本书对谬误多予刊正,可谓不厌其烦。对于不能确定之处,以存疑或者存异形式表示。

《周语上·第一·惠王二年,边伯、石速、蒍国出王而立子颓》(27页):惠王二年,边伯、石速、蒍国出王而立子颓。

徐氏集解:各本误作“三年”,注同。王引之曰:“下文始云三年 ,此‘三当作‘二。《史记·周本纪》,惠王二年,边伯等五人作乱,立厘王弟颓为王,《十二诸侯年表》,惠王二年,燕、卫伐王,立子颓是也。注内‘三字亦当作‘二。《年表》周惠王二年正当鲁庄公十九年,故注曰:‘二年,鲁庄公十九年也。若作‘三年,则为庄公之二十年,不得云十九年矣。”元诰按:王说是,今从之。

按:此处徐氏依王引之之言校各本之误,《左传 庄公十九年》有云:“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蒍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年表》中鲁庄公十九年正当周惠王二年,因此当作二年。

2、史事、名物乃至数据须细加留意,地点问题不得含糊,其异说并录,难懂的字词和人名、物名和地名加以注释,凡歧互记事之处,均详加罗列以备参考、选择,传信存疑。

《国语》作为记载春秋各国史实的史书,其中有大量春秋时期特有的人名、物名、地名、官名以及字词,它们都是记载历史的“活化石”,都在不同侧面反映了一定时期历史的真实面目,如果不能以历时的观点客观地看待并加以研究,就会混淆历史,以误后学。

《周语下·第三·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123页):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徐氏集解:鹑火,次名,周分野也。从柳九度至张十七度为鹑火。元诰按:各本作“十六度”,据《汉书·律历志》改。

按:十二星次名称自西向东依次为: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十二年为一轮。鹑火指二十八宿中南朱雀之柳、星、张三宿。《左传·僖公五年》孔颖达疏:“鹑火星者,谓柳星张也”,《汉书律历志》:“鹑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张三度,大暑。于夏为六月,商为七月,周为八月。终于张十七度” ,《帝王世纪·星野》:“自柳九度至张十七度,曰鹑火之次,于辰在午,谓之敦牂,一名大律,于律为林钟,斗建在未。今周分野。”

3、凡于征引比勘过程中,对能引起歧义者,则明确指出其准确含义,以明真相,而仍不能断定其可否者,则加存疑,不妄下断语,以示慎重。

书籍的流传中,由于种种原因,在记载同一件事情上,甚至同一个词语的写法上,都有可能会有多个“版本”,这就要求校注者有百倍的耐心和细心,校妄纠讹,存疑传信。

《晋语二·第八·献公问于卜偃》(285页):丙之晨,龙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旗。

徐氏集解:明道本袀作“均”,注同,《内传》亦同。服注曰:“均服,黑服也。”陈璩曰:“服说失之。杜谓‘戎事上下同服。是也,韦注正与杜合。《吕览》作‘初服,初即袀之误。刘逵注《吴都赋》亦作‘袀。”元诰按:《旧音》出“袀”,今从之。

按:当作“袀“为是。《文选·左思<吴都赋>》“六军袀服”。刘逵注:袀,同也。《吕氏春秋·悔过》:“今袀服回建,左不轼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高诱注:“袀,同也。兵服上下无别,故曰袀服。”陈奇猷校释:“盖与敌作战,使敌人分辨不出何者为将帅,何者为士卒,将帅与士卒服同一之戎服,故曰袀服。”此处对各个版本的不同记载,徐先生据前人看法和自身意见,决断其正误。

《国语集解》,汇聚了古往今来众家对《国语》之研究成果,出校数万条,是《国语》校注研究的集大成者。尽管其编撰工作由于各种原因有时流于简涩粗疏,但仍瑕不掩瑜,尤其是所采用的“集解”这一集注方式,符合《国语》作为一本行世已久且研究成果丰富的史书的现状,既保留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容纳清代以来各家校释《国语》之成果,又结合了自己的见解主张,是继承性和原创性的很好结合,徐先生在自己实际的校注工作中,又灵活、综合运用了各种校法,很好的遵循了校注工作的各项原则,利用各类典籍,征引丰富,在校释过程中,其谬者纠之,其讹者改之,其衍者删之,其脱者补之,凡查出之谬误衍脱无论巨细一律指出加以纠正,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而其异说不能确定者,均详加罗列以备参考、选择,可谓不厌其烦,体现了徐先生客观、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此书的确不愧是校释学理论方法运用的典范之作,无论是对我们后学求知,还是学习借鉴其研究方法,都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徐元诰.《国语集解》[M]中华书局2002年。

[2]《国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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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引之.《经义述闻》[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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