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铭

摘要:唐代是诗的高峰,也是用诗再现女性的高峰,而到宋代,文人用以表现女性角色的诗已走向衰势。本文意在从体裁特色、社会风尚、理学思想、后宫管理、文人的理趣追求等角度探寻宋诗中女性形象锐减的原因。

关键词:宋诗;女性;减少

中国的诗歌对女性的抒写自《诗经》开始,经《楚辞》的丰富,到汉魏南北朝,女性形象渐趋血肉丰满,表现女性题材的诗作越来越多,到唐代出现了鼎盛时期。唐代是诗的高峰,也是用诗再现女性的高峰。在那个开明的时代,女性角色繁多,贵妇、侠女、思妇、妻妾、宫女、妓女、农妇、商妇、女尼女道士等等,凡她们足迹所至,诗人或“拟作闺音”,或直抒体验,或借他人的不幸愁苦浇自己心中块垒,表达同病相怜之慨。唐代形成了一个风行表现女性的庞大诗人群体,他们中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王昌龄、杜牧、李商隐,堪为大家,以生命关照柔弱世界的万般色彩,用感情托起有尊严人性的天堂。但这种传统到宋代已成颓势,女性形象在宋诗中明显减少。

宋诗中的女性角色,虽也可分为农妇(包括蚕妇、织妇、田妇)、贫女(包括机女)、妻妾、宫女、妓女、思妇、商妇、女冠等类别,但每类的作品极少。单写宫女的诗,唐代可谓浩浩泱泱,从王昌龄的《长信宫词》、李益的《宫怨》、王建的《宫人斜》到顾况的《宫词》、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元稹的《行宫》;从李白的《妾薄命》、杜甫的《丽人行》《咏怀古迹五首》到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李商隐的《隋宫》《宫辞》、司马札的《宫怨》、薛逢的《宫词》、杜荀鹤的《春宫怨》,不一而足,它们或替深宫幽闭女子唱出心灵无告的悲愁,或以香草美人抒感士不愚壮志难酬的悲哀,或由对个体命运的同情深化到对国家命运的感叹,是宫女文学的绝唱。而宋诗中涉及宫女的作品,有代表性的只有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欧阳修的《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周必大的《已丑二月七日雨中读<汉元帝纪>,效乐天体》以及苏轼的《荔枝叹》、陆壑的《退宫人》、武衍的《宫词》等几篇。王安石在诗中一反传统见解,“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对嫔妃只有玩弄而无真情的帝王;欧阳修则借汉言宋,抒国势难为的慨叹(“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周必大也从咏昭君入手,借题发挥他意,针砭“重色不重德”的时俗(“重色不重德,聊以砭时俗”)。苏轼的《荔枝叹》类承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属于“裨补时阙”的咏史诗。此外,武衍的《宫词》抒写宫女被禁锢的悲哀怨恨,而陆壑的《退宫人》写的是因年长色衰而被遣出的宫女。

与唐诗中妓女题材繁荣的局面相比,宋诗中的妓女题材几处失语状态。曾由基写过《赠贵家小姬》“小蛮初按曲,趁拍入凉州。宫羽偶失次,回眸顾部头。部头色微嗔,面赭含娇羞。低鬟语同伴,周郎曾顾不。”诗人选取歌妓表演中的一个片断,写得生动真切。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张先、黄孝先曾作悼念官妓张温卿的诗(张先所题的诗为《营妓张温卿黄子思爱姬宜哥皆葬宿州城东过而题诗》“好物难留古亦嗟,人生无物不尘沙。何时宰树连双冢,结就人间并蒂花。”),真正写得较鲜明的是韩驹的《九绝为亚卿作》(三、四、五、八)。诗里倾诉了女主人公对亚卿难舍难分之意和无限爱恋之情,“人心真处君须会,认取侬家暗断魂”“君住江滨起画楼,妾居海角送潮头。潮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楼前更不流。”缠绵悱恻,情真意切,在宋诗中极为难得。

而秦观《赠女冠畅师》中的女冠也有别于李商隐心中那位有不幸的爱情遭遇的“圣女”(喻指女冠)(见《重过圣女祠》),她“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乌纱裹寒玉。飘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尘俗。”她潜心奉道,不为春日落红鸦啼美景所动(“雾阁云窗人莫窥,门前车马任东西。礼罢晓坛春日静,落红满地乳鸦啼”),是个真心诚意地忘情尘俗的道姑。

至于以妻子、思妇为主角的诗,也很寥寥。陈师道的《送内》虽未正面写妻子的模样,但“三岁不可道,白首以为期”,足见其与丈夫相濡以沫,质朴笃深的感情。罗公升的《戍妇》不写“过尽千帆皆不是”“肠断白萍洲”的失望,而借“只应两处秋宵梦,万一关头得暂逢”的侥幸存在,塑造出了一位不过分乐观,也不悲悲切切的坦然面对现实的戍卒之妻。

宋诗中写女性角色写得较多的是农妇贫女形象,但也不能与唐代比。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和晚唐,土地兼并加剧,赋税徭役有增无减,剥削更残酷,那些关注现实不满现实的诗人们纷纷借农妇贫女的形象来揭示社会矛盾,表现女性的辛劳、善良,抒发忧时伤世的感慨。如元结的《贫妇词》、戴叔伦的《女耕田行》、王建的《织锦曲》、孟郊的《贫女词》《织妇辞》、皮日休的《橡媪叹》、杜荀鹤的《山中寡妇》、陆龟蒙的《蚕妇》等等。宋人笔下的农妇,同样勤劳、善良、温厚,面对贪婪腐败的官吏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生命苦难也只能哀怨叹息。她们中,有在城里看到满身穿绫罗绸缎却没有一人是养蚕的而伤心落泪的蚕妇(张俞《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有辛苦织绢却被监管挑剔“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的织妇(文同《织妇怨》);有“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成不及明年饥”的吴中田妇(苏轼《吴中田妇叹》);有“田家以苦乃为乐”“大妇腰廉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採青,下垅已成束”的劳动妇女(张舜民《打麦》)。而宋诗中贫女命运的凄寒悲惨更令人同情。梅尧臣眼中的汝坟贫女孤苦无依,面对老父冻死无力安葬,发出“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的悲呼(《汝坟贫女》);叶茵写机女“机声咿扎到天明,万缕千丝织得成。售与绮罗人不顾,看缈嫌重绢嫌轻”(《机女叹》),俞陛云《诗境浅说》称此诗“语语皆贫女自伤”;而范成大《后催租行》所言女儿境遇尤为动魄惊心。为了纳租,“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岐两分手。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斗升。家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官府租税苛重,物已卖尽,只好卖女儿。平淡的叙述中包含农民血泪的控诉和无穷的仇恨。在那个积弱积贫的社会里,“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杜甫《岁晏行》)的惨象很普遍,但很少有人写得这样深刻。

宋诗中女性形象锐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有四点比较关键。首先,词本为里巷之曲,后移转为秦楼楚馆间用以娱宾遣兴、侑酒佐欢的流行歌曲,又经歌女的传唱而流播四方。作为长短句,词比诗更便于细腻地叙事传情,所谓“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张炎《词源》卷下),都说明词的独特优势。正因为如此,宋代那些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题材,绝大部分出现在宋词中。但有一点值得说明, 事实上宋诗从北宋早期就受到词的感染,而到了南宋则明显地受到词的影响与渗透,不少的诗诗意也缠绵悱恻,幽渺婉约,颇得词家三昧特征。王安石(《和御制赏花钓鱼二首》)、范成大(《晓起》《春晚》《暮春上塘道中》《元夜忆群从》等)、陆游(《绮楼》《晓雨初霁》《秋怀》《秋夜示儿辈》等)、辛弃疾(《书停云壁》)、姜夔(《古乐府》《过德清》)等诗人的诗作“声情婉转,微嫌近于词耳”(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其幽婉的意象、伤春的意绪、纤细的情感与词如出一辙。许房红的《论唐宋词对南宋诗的渗透》一文详细论述了南宋诗中存在诗境类词境、诗词如出一辙、诗翻用词意等现象,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宋代歌妓制度盛行,形成一种特殊的词的创作群体和传播群体,也使宋诗在对女性的表情上黯然失色。宋代是个优礼儒士的社会,文学家大都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身。又因歌妓制度盛行,听歌妓歌唱、观歌妓舞蹈已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士大夫词人倚仗俸禄丰厚,赏赐繁多,宅第多蓄家伎,又常出入青楼妓馆,“十二层楼春色早,三殿笙歌,九陌风光好”(丁谓《凤栖梧》),词人和歌妓交相辉映,文人的多情和妓女的痴心梦想一拍即合,成了宋代一道独特的景观。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解释说,宋文人有多重人格,“在朝堂上,在官场里,他们以政治活动家和士大夫的身份出现着;而在歌席酒宴上,他们又以‘风流文人甚至是‘多情种子的身份出现着。”这是由于宋世风流的时代风尚的影响所致。所以宋词坛上出现一大批写歌妓的词人,晏殊、晏几道、柳永、秦观、张先、杨无咎、仲并、王灼、赵长卿、周邦彦、孙光宪、高观国、晁补之等人即是代表;写歌妓词的内容很丰富,包括赠妓词、咏妓词、思妓词和悼妓词(参见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由此“词为艳科”也得到认同。而宋诗几乎不关涉上述种种情事,宋诗的理性特色就包含了审视现实,深刻表现那些农家妇女辛勤劳动和悲苦命运的题材。

第三,宋代宫怨诗呈锐减的颓势,一方面与宋理学的兴起和制约有关。理学家们强调“复性明德”“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存天理,灭人欲”,崇尚理性,即以理节情,以理节欲的自觉,推动雅正意指,努力维护“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尤其是关于男女之情的表现,他们是坚决摒弃的。理学家们用理学思想作为评价体系衡量诗文创作,要求诗文应表现“性情之正”。欧阳修乃一代文宗,尹焞衡之以理学的尺度,谓其“不见道”。朱熹批评黄庭坚“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推赏张孝祥父子的诗词“使人奋然有擒灭仇虎、扫清中原之意”。诸般言论,或从正面或从反面道出了理学家们的观念心态,对士大夫文人重视日常生活,包括对宫廷生活的表现,保持足够的警惕。理学作为一种日渐盛行的主流社会思潮,对宋代文人思想观念产生了明显影响,对文人的创作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宋代后宫妇女远少于唐代,宫闱制度严密,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浪漫情事发生,正如南宋孝宗所言“本朝后妃却是多贤”,又因为宋统治者从“唐氏政衰,或母后专制,或妃主擅朝,树恩私党”(《宋书》)中吸取教训,不允许后妃、外戚干政,一旦发生,即予以严惩。北宋高宗妃刘婉仪“恃宠招权”,高宗觉察后,“大怒,托以他故废之”(《宋书》卷二四三《后妃传》)。因此宋室皇宫嫔妃、宫女基本能循规蹈矩,没有像唐明皇“三千宠爱在一身”背后埋藏的斗争和隐患。平淡的后宫生活也难激发宋人搜奇猎异的兴趣,创制宫怨诗的热情也就大为淡漠了。

第四,宋诗崇尚理趣,也是促使女性角色淡出的一个因素。宋人喜欢讲理,所谓“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邵雍《皇极经世全书解·观物内篇十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文字之设,要以达物之意而已。政使极其高妙而于理无得眼,则亦何所益于吾身,而何所用于斯世?”(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一《答曾景建》),都强调了理的巨大作用。宋人喜以议论入诗,其议论多人生感悟,多思理,少自我张扬。主要原因是宋人自觉地把自我命运纳入国家的历史形态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的框架内,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自我的欲求,在道德的自律、自我人格的完善中获得生活的自足。另一方面,宋人谨守诗文正统规范,“文以贯道”观实际上将文学引入学术领域,使思理、才学成为文学创作的旨归,所以宋诗多经验性思想,少了自我、至情的宣泄。宋代诗人的创造中有理趣的诗篇不少,如陆游的《游山西村》、杨万里的《夏夜追凉》、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苏轼的《题西林壁》、朱熹的《观书有感》《水口行舟二首》等诗篇,都是情理交融,以理取胜。由于理性思维极大的发展,那些与女性相关的男女之恋、夫妻之爱、孤独寂寞之怨等主情意念在宋诗中就理所当然地少之又少,这是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移转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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