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建民　李　旭

摘要:《红与黑》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两部小说都是以反映平民青年个人奋斗失败为题材的悲剧故事。本文从美学角度对书中主人公于连与盖茨比的悲剧精神进行了比较分析: 他们都是敢于反抗传统社会伦理观念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者和超越者,都有一种为理想牺牲一切的斗争精神;都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都因为个人同社会决裂对立而陷入苦难和毁灭中;他们面对苦难和毁灭时都表现出了誓死不屈的精神。

关键词:悲剧;于连;盖茨比;悲剧精神;超越;自我实现

法国作家司汤达与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从关注个人命运的不幸,个人意志与境遇的冲突,个性的受压抑以及失恋的痛苦的角度创作的悲剧性作品《红与黑》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名著。书中的于连与盖茨比为理想而执着追求,对社会等级制度顽强抗争的不屈服精神,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迪。于连、盖茨比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敢于反抗传统社会伦理观念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者和超越者;都有一种为理想牺牲一切的英雄精神;都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都因个人同社会决裂而陷入苦难和毁灭中;他们面对苦难和毁灭时的誓死不屈的悲剧精神具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虽然他们的生命非常短暂,但却像两颗耀眼的彗星照亮了黑暗的夜空。

一、 追梦少年——现实社会的超越者、叛逆者

《红与黑》中的于连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但他们都是带着心中美好的梦想闯入社会的。两人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作者按自己的理想模式塑造的“英雄”。他们之所以给人强烈的印象,不是道德力量引起的美感,而在于他们本身是一种力量和信念的化身。从少年时代起,于连就抱定了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作过无数有关英雄伟人的美梦,他幻想自己像拿破仑立功于战场而成为显赫的将军。他追求的不是保证生活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梦想。盖茨比从小深受富兰克林成功道路的影响,决意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并和阻碍他的社会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在实现美好的梦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行动惊人地相似,都采取了超越自身的做法。所谓超越,“就是主体对自身的不满足,就是希翼突破现实生活的进取欲望,就是冲破自身条件去追求更高生活目的的行动去打破周围的平静,使自我欲望得以实现,人格价值得以提升。”[1]69“超越就是抗争,就是突破,突破传统羁绊,反抗世俗的偏见陋习。”[2]70这就是任何一种先知先觉的思想、行为不被当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而往往遭到排斥和打击的原因。先知先觉正因为是先进者,所以也就是孤独者和现实的叛逆者。这种先行者往往都因为同整个社会对立而成为悲剧人物。

于连与盖茨比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在智力与毅力上大大优越于在怠惰虚荣的环境里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由于出身微贱,才受人轻视。于连的悲剧性超越表现在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蔑视和抗争上。对自身地位的不满,激起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憎恨;对荣誉与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们投入上流社会的角斗场。于连是清醒的超越者,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经过冷静思考的。他精心策划的上升之梯和最终目标,就是通过自身的聪明、智慧、能力来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他身处封建社会过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中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要求。这对于王政复辟时期封建社会来说,他就是不能容忍的异端思想和“恶”。

盖茨比的悲剧性超越表现在对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的蔑视和抗争,他力图通过追求浪漫来超越现实的庸俗,他妄图打破现实社会的丑恶虚伪,恢复纯真、诚实等美德。他是孤独地同社会奋战的不幸的人,他的超越最终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

这两个悲剧人物都是“从维护人生基本权利和不满足现状出发,要求解除环境的压制和束缚,以达到个体的自由超越,”这是美学悲剧所认可的美的超越。正是历史上不断出现这些超越者和叛逆者,社会才得以发展,因为超越者的行动和思想打破现实的平静,挑起现实的矛盾,引起社会冲突,在新与旧的冲突中人类社会才得以变化发展。所以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70因此超越者、叛逆者的悲剧拥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梦想破灭——自我实现的欲望落空

就强调悲剧人物的个人情欲是其行为动机而言,司汤达和菲茨杰拉德显示出共同的美学追求。于连与盖茨比都有强烈的个人情欲,他们梦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其内心世界不管如何复杂多变,都始终围绕自我实现这一轴心在转。而这种自我实现的个人梦想和现存观念发生冲突,产生矛盾,打破现实平静秩序。现实最终毁坏了梦想,由此酿成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人生悲剧,这不能不说是自我实现者的可悲结局。

于连与盖茨比尽管向往地位、金钱,向往豪华生活,但他们身上始终跳动着一颗美好的心;尽管他们投入了人生的角逐、肮脏的交易,但他们并不象拉斯蒂涅等人那样卑鄙狠毒,随着情节的发展,那种人类美好的天性,愈发变得明显强烈,从而发生更加猛烈的内心“善恶”的撞击。于连死前表白道“我的名誉就是我的财产,我仅仅为它而活” [4]一切首先给他们带来的是爱、平等、荣誉,其次才是金钱、财富、享受。他们本身缺乏政治经验,没有一个不失去一分钟、一个机会的律师所具有的机灵、狡猾的才能,也没有成为野心家所应有的虚伪、奸诈等品质。他们感到的幸福少有物质的成分,多为自尊心的满足,能力的实现,纯洁的爱情。这与统治阶级的观念格格不入,甚至对立。

于连与盖茨比像拜伦式的英雄,有一种孤傲的气质。他们本身孤傲的个性使他们拒绝向社会妥协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他们对现实的超越的行动,即突破传统羁绊,反抗世俗偏见,因而遭到社会排斥和拒绝。于连对上流社会的平庸贵族充满了蔑视,盖茨比在内心深处极为孤独,他与那种富有、热闹格格不入,像一座汹涌澎湃的大海中寂静的孤岛。他所追求的真正价值——爱情,与这个逢场做戏、及时行乐的世界格格不入。这种内在的孤独充分显示了盖茨比的浪漫气质,与他对爱的始终如一的追求有种内在的契合。但两位青年真正“了不起”的是,在他们心目中,财富地位不能取代、更不能超越理想、爱情。可以想见,他们内心世界是多么孤傲,而他的外在世界又是多么的平庸。在这里,热烈与平静、群欢与孤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说他们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们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幸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来得准确。他们所作所为和他们的心灵呼唤在本质上是矛盾的。自我实现不仅是他们所处时代的追求,也是现时代、甚至是未来人们的追求,自我实现中人的内在矛盾和外在冲突不解决,人的自我实现中的悲剧就不可能结束。自我实现的悲剧境遇实质上也是人类的生存困境。因此他们的悲剧是整个人类社会价值实现悲剧的微小缩影。

三、悲剧精神——悲剧人物的闪光之处。

所谓悲剧精神就是悲剧人物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和毁灭时表现出的抗争精神,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超越苦难和死亡的精神。悲剧精神把主体自身的精神风貌和超人意志力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展示出人生的价值。在西方美学史上,尼采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述悲剧精神是悲剧最重要的特征。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揭示了希腊民族精神中存在的两种特质:即日神(阿波罗)精神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精神的本意是肯定生命,赞美生命的情欲和意志。尼采认为具有酒神精神的人失败了仍能大笑:“假如你们在伟大的事业中失败了,人类因此便失败了么?假如人类也失败了,好吧,别在意!失败的事情因为失败了更应当被尊重。”[5] 问题在于抗争后失败,失败后仍不妥协,这不是真正的失败。生命敢于承受超过其限度的灾难,这本身是一个胜利。尼采的精神很像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子性格: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悲剧人物的闪光耀眼之处正在于他的悲剧精神,悲剧产生的惊心动魄的美感也正在这里。

于连的悲剧精神表现在反抗封建等级制度方面。他身陷囹圄后,面临着上诉仍然可拥有美人包括财富还是走向死亡的重要抉择,他最终选择了死亡。死亡的结局使他抛弃了幻想,走出假象的陷阱,恢复了真实的自我,展示平民冒险家的尊严。应该说金钱和美人都是于连所追求的,但现在他连最起码的生存的需要也决然抛弃了。死亡的逼近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卸下一切伪装和面具,往日的野心、幻想、奋斗通通失去了迷人的光彩,于连终于在死前露出真实而美好的自己,知道了什么是幸福。不难看出于连并不是真正的野心家,而是一个真正可歌可泣的自我实现者。作品借于连形象真实而生动的刻画,隐喻了波旁王朝复辟时代青年一代的宿命。为此自由的先驱者宁可抛弃爱情与生命,这实际上是充满病态、压抑人性的社会中自我实现的唯一选择。自由者生理生命的悲剧性毁灭,正标志着精神生命的辉煌诞生。

盖茨比的悲剧精神体现在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上。在人们纵情享乐、奢华骄逸的社会时尚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幻想天真得让人感动。为了这份爱,他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他购置别墅举办大型舞会,想用金钱赢得黛西的心。在残酷现实面前,他渐渐意识到实现理想的希望渺茫,他孤军奋战,身心疲惫,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这也正是他的了不起之处。正如尼克在与盖茨比最后一次见面时发出的由衷赞叹:“他们一伙混蛋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你”盖茨比所抱有的浪漫幻想使他一生都在忘我地追求,他对自己的梦想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已深感到人间的冷漠凄凉,深感自己生活的世界已经堕落。盖茨比死了,他的财富也化为乌有。但他的梦真的破灭了吗?不,长眠于地下的盖茨比不会认输,他的灵魂还活着,梦还活着,不论结果如何,生生死死都要为之奋斗:这份坚韧、顽强,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追求永远值得人类尊重。无怪乎以写“硬汉子”闻名的海明威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赞叹不已。盖茨比对爱的执着,就像海明威笔下的那个与大海搏斗的老人一样坚韧,两者之间共有一种内在气质上的浪漫——追求、搏斗、失败,哪怕永远失败,也决不屈服。人可以失败,但是永远不会被打败,海明威的这句名言成了盖茨比精神的最佳注脚。

四、结语——超越时代的悲歌

《红与黑》与《了不起的盖茨比》借青年人个人奋斗失败的悲剧揭示了社会的腐败和残酷,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两位作家的眼光更有某种超时代、超民族性,他们总是能自觉不自觉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观察社会,从而揭示人类社会某些普遍地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于连与盖茨比形象的塑造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身上远不止当时社会中个人奋斗者的精神面貌,而且凝聚了作家对人类个体生存与奋斗的深刻思考。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表现为他的意志追求、满足、再奋斗、再满足这样一个永恒不断的循环中。于连、盖茨比的命运揭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个人与不平等社会奋斗时的不幸命运。

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是人类所共有的。无论理想之梦多么脆弱,但是人类不能没有它,不能放弃对它的追求。这个梦超越一切民族的、时代的、阶级的价值观念,成为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神圣价值的象征。在尘世上,理想与现实之间、浪漫与庸俗之间的搏斗,往往以前者的失败和后者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人应该有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和执着的情怀。有了这种情怀,平庸的世界中才可能具有色彩和声音。两部小说的重心放在幻象的幻灭上——“正是这种幻象才使这个世界那么鲜艳,你不必理会事情的真相,只要它们沾了那份魔术性的光彩就行了。”

参考文献:

[1][2][3]王艳.对超越者悲剧精神的礼赞——浅论司汤达作品中的悲剧人物的美学特征[J].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1998(1)P69、70、71。

[4]司汤达著、郭宏安译.《红与黑——译者序》[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3。

[5]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 P1。

[6]黑格尔.《美学》三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P326-327。